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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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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欢迎这样的知识分子
——郑州纺织机械厂技术人员认真接受再教育的几个片断
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河南郑州纺织机械厂党委，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技术人员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搞好再学习，并正确处理了使用与改造的关系，促进技术人员世界观的转变，使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厂在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两年间，就完成了一百七十多项新产品的设计、制造任务，实现了一千七百五十多项技术革新。下面记述的，是技术人员转变思想作风，为发展生产积极作出贡献的几个片断。
“诸葛亮会”是这样开起来的
一九七○年深秋的一天，郑州纺织机械厂装配车间的“诸葛亮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十几个老工人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厂革委会技术组负责人李继明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在认真地思考。
原来，这个厂在试制化纤设备时，需要对玻璃钢进行加热固化。由于厂里没有烘干装置，有人建议盖一座大烘房。这样做，花钱多、费时间，会影响试制进度，李继明虽然不同意，可是自己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拜工人群众为师，一个“诸葛亮会”就这样在装配车间召开了。
会议越开越热火，很快大家就提出了好几个方案。机一车间郑师傅指着试制现场附近的一个地坑说：“我看，把这个地坑改建一下，就可以作烘房用。”当场不少工人表示赞成。李继明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最后作出了用地坑改建烘房的决定。几天后，急需的烘干装置就建成了。
同是一个李继明，文化大革命前却很少象这样采纳工人群众的合理化建议。那时候他是这个厂的党委委员，又担任副总工程师的职务。旧社会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使他不相信工人群众。在他看来，只有工程师、技术员才是最聪明、最有才能的。因此，技术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他总是找几个工程师、技术员一商量就定了，很少走出办公室去征求工人师傅的意见。象召开“诸葛亮会”这样的事，他更是很少办过。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是在一九五九年，厂里一个自称有技术的人，照抄外国样机，设计了一种气流输棉器。李继明当时担任设计科长，既没有到现场调查，也没有同群众商量，就审查通过了。由于是闭门造车，这种设备虽然造出来了，却一直没有能投入生产。事情过去了十年，一九六九年的一天，厂革委会为了团结、教育广大技术人员，组织他们在成品库前，联系气流输棉器的设计，开展了现场革命大批判。这件事使李继明大吃一惊。原来，在这天的批判会上，他才第一次听说，十年前由自己批准制造的二十一台气流输棉器，发到全国十几个棉纺厂后，全部不能使用，被退了回来，至今仍积压在仓库里。当场，李继明愤怒地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专家治厂”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深刻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李继明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他逐渐认识到，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他们是科学技术的真正的主人。去年，李继明又被选为厂党委委员。他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心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持“三结合”的方针。一次，厂里几个青年技术人员，想把电气配棉器组改为气流配棉器组。但是，大家都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李继明知道后，就组织他们到棉纺织厂参观学习，和工人一起跟班劳动，召开老工人座谈会，虚心听取意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试验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气流配棉器组。经过全国四十多个棉纺厂及科研单位的鉴定，认为这套设备克服了原来那套设备的许多缺点，重量由十吨多减到一吨多，而且体积小，效率高，结构简单，便于制造。目前，这种设备已在全国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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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走“实践第一”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技术员蔺芳国从纺织工学院毕业来到郑州纺织机械厂。他跨进厂门，就打听谁是工程师。在他看来，只要跟着工程师，就能学到一套真本事。一天，有个工程师对他说：“你想在技术方面搞出点名堂来，只要多啃几本技术书就行了。”于是，他一本一本地啃书，很少参加劳动，联系实际。
一九六七年二月，蔺芳国依据书本知识，设计了一个木箱。指导他工作的工程师看了看，说：“可以啦！”蔺芳国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发到车间试制去了，心里还高兴地想，我蔺芳国也可以设计东西了！可是过了不久，木工师傅打电话把他叫到车间，指着木箱说：“看你设计的木箱！”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自己设计的木箱，又高又窄，站也站不稳，根本不适用。他脸上火辣辣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工人师傅关切地对他说：“多下车间走一走，看一看，可以设计出好的。”接着老师傅给他纠正了设计木箱的错误。
这件事，对蔺芳国震动很大，他一连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他想，自己上了好多年学，读了那么多书，连个木箱也设计不了？后来，他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开始认识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关门搞设计，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做法，必然会失败。
不久，国家把制造腈纶设备的任务交给了郑州纺织机械厂。制造腈纶设备需要用很多不锈钢，其中有种特殊的不锈钢，目前我国还缺。这个厂的“三结合”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准备试验用玻璃钢代替不锈钢。有人表示怀疑说：“如果能用玻璃钢，人家早就用了。”
到底能不能用玻璃钢代替不锈钢？“三结合”小组决定进行试验。蔺芳国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
玻璃钢的原料易燃，易爆炸，有剧毒。蔺芳国和工人一道试验了几天，感到头痛恶心，他的思想动摇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工人师傅为了早日能用玻璃钢代替不锈钢，在试验中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这使蔺芳国受到很深的教育。从此，他坚持和工人一起继续试验，在容器里钻进钻出，连续工作几小时也不休息。
在解决玻璃钢耐腐蚀问题时，遇到了一个难题，用什么样的配方制成玻璃钢最能抗腐蚀呢？蔺芳国和工人、技术员一起，到外地进行调查研究，又翻阅国内外防腐蚀的资料。回厂后，他们一种配方、一种配方地进行试验。两个多月，试验了六十多种配方，测得几百个数据，才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配方，试制成功了具有良好防腐蚀作用的新材料。就这样，他们终于制造出我国急需的腈纶设备，为国家节约不锈钢二十多吨。
活生生的事实，使蔺芳国懂得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个真理。他决心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坚决走“实践第一”的道路，把科学技术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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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孙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题”
去年，郑州纺织机械厂铸工车间里，出现了一台活动砸铁机。在这以前，工人们砸铁、搬铁、卸铁都是靠体力。现在，机器代替了笨重的劳动。每当工人们介绍砸铁机试制过程时，总要以赞扬的口气，提到大学生孙耀孔。
小孙是一九六八年分配来厂的。在大学里，他常常废寝忘食地攻读技术书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狠批了“读书做官”、“技术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由于小孙没有正确地接受教训，又产生了“读书无用”、“技术无用”的错误思想。毕业分配的时候，他把那些技术书籍都处理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地来到了工厂。刚到工厂，领导为了使他有接近工人的机会，就分配他到铸工车间劳动。
小孙体薄力单，开始砸铁，抡十六磅的大锤，感到十分吃力。有的大块生铁，砸一二十锤还砸不开，累得他晚上躺在床上四肢疼痛，心想，早知干这种活，当初书也不该念了。
后来，小孙参加了班上召开的忆苦大会。老师傅们血泪斑斑的家史，使他深受教育。老师傅们为革命忠心耿耿、辛勤劳动的品质，也使他非常感动。渐渐地他和师傅们建立起了阶级感情，随着体力的增强，抡大锤的劲头越来越大了。
一天，一位老师傅对小孙说：“这机器，那机器，就是砸大铁没机器。过去，厂里有的技术人员也想造，可是，他们觉得搞这样的小革新，成功了，自己没名没利，失败了，倒落个笑话，一直没搞成。你说，咱能不能搞一台活动砸铁机？”老师傅提出的问题，把小孙“将”了一“军”，他说：“我虽然学过铸工，可是不知道炉料加工工艺，又不懂机械、电器知识，搞砸铁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老师傅们见他信心不大，又鼓励他说：“咱们一块干，成功了，是件好事；失败了，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嘛！”
不久党支部决定，把试制活动砸铁机的任务交给孙耀孔等几个同志。在工人师傅的支持和鼓励下，小孙和同志们开始试制活动砸铁机。实践使他体会到，自己过去读的书不是没有用，而是远远不够用，不少东西要从头学起。例如，为了计算砸断一块五、六十斤重的生铁需要多大力量，他就不知道。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重新翻阅铸工机械学，经过一番学习，他才找到了可靠的数据。为了解决吸铁盘的问题，他又学习了电工、电器方面的知识。这时，小孙才深刻认识到，如果按照自己过去的观点，读书、学技术是为了成名成家，那书读得再多，对社会主义建设作用也不大；相反，如果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读书、学技术就大有用场了。
有了工人师傅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小孙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一台活动砸铁机终于诞生了。过去，用大锤砸铁，每天十来个人只能砸十多吨，现在两个人操作机器，每天就能砸三十多吨。工人们高兴地说：“小孙帮我们解决了个大问题！”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附图片）
湖南省衡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党委，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革命积极性，推动生产蓬勃发展。图为一金工车间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一起研究大型伞齿轮的加工方法。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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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教育 又要鼓励
旅大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五大队老工人 于德寿
我是一个老工人，在工程建设中经常和设计人员打交道。过去，思想上有片面性，总觉得他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较深，搞的设计是图纸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因此，对他们设计的方案单纯指责的多，耐心帮助的少，更谈不到学习他们的长处了。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次，在一项工程中，要建造三个高压“过滤缶”，设计人员根据高压“过滤缶”所承受的实际压力，设计了一个带有斜面的缶顶。可是，由于我缺乏计算压力这样的科学理论知识，为了减少施工中的麻烦，就轻率地把“斜面”改为“直面”。结果，在装水试压时，由于应力不够而失败了。
“吃一堑，长一智”。联系这件事，我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的教导，认识到两点：一点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应当欢迎他们、信任他们，好好地团结他们。另一点是，工程设计人员虽然有缺少实践经验的一面，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多数老工人所缺少的。在工程设计和科学实验中，实践需要同理论相结合，工人也需要同技术人员相结合。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取长补短，更好地完成工程设计和科学实验的任务。因此，我们工人在参加“三结合”中，既要从政治上帮助技术人员，工作上支持技术人员，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向技术人员学习科学理论知识，以补自己的不足。
一次，设计一项离海较近的工程，为了保护建筑物，设计人员设计了一条阶梯形挡浪坝。在研究坝的基础砌置深度时，我们工人跟设计人员有不同意见。有的工人认为只有全部挖透碎石层，将坝的基础砌在岩石上，才能保证海坝牢靠；而设计人员根据有关建坝的资料和海坝所承受的压力情况，认为一部分坝基可砌在露出地面的海边天然礁石上，另一部分可以座落在坚实的碎石层上。我听了这两种意见，觉得设计人员的意见有一定道理。经过深入现场进一步勘察，掌握了更多的地质资料，大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设计人员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就坚决支持设计人员提出的方案。但是对设计人员设计的挡浪坝阶梯护坡超过海面太高，我们认为不切合实际。经过了解，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受了旧设计规范的影响，为了个人不担风险，宁可浪费，也要保险。我便和设计人员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帮助他去掉私心，鼓励他大胆创新。同时和他一起访问了当地老渔民，掌握了海潮的最大潮位等数据，对这项设计的不合理部分，做了恰当的修改，使工程做到了多快好省。这一方面使技术人员的长处得到发挥，同时，对技术人员也是一次具体的思想教育。我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知识。
实践使我体会到，“三结合”中的工人同志要更好地发挥工程设计人员的作用，就要注意划清工程设计人员在工作中勇于发表个人见解，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同不虚心接受再教育的界限，积极支持他们的正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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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要抓政策落实 有的放矢进行再教育
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文化大革命前曾在某养殖场研究过鱼病的防治问题。当时，由于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资产阶级研究作风作怪，不重视工人的实践经验，不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匆匆忙忙搞了个结论，就写在有关鱼类养殖工作的著作上。这本书出版后，不少养殖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信指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要他改正。
去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要这个研究员再到那个养殖场，一边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边继续研究解决鱼病的防治问题。下场以前，党委引导他专门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鼓励他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这个研究员下场以后，一方面与工人实行“三同”，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方面学习工人丰富的实践经验，研究鱼病的防治问题。在工人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观察和实验，找到了引起这种鱼病的原因，并初步找到了防治的方法。实践使这个研究员认识到，只有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研究，才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才能对人民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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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对的就要支持
事情发生在安徽印染厂漂炼车间。为了回收烧碱，节约原料，这个车间每天要用两缸石灰。按操作规定，每缸应放石灰二百四十公斤。有一个工人图省事，每缸只放二百公斤。结果，影响了原布漂炼的质量。技术员何鸿章发现后，立即提出批评，并向他讲解严格执行操作规定的必要性。可是这个工人听不进去，还不高兴地说：“别多管闲事。你从书本上抄来的死数字，对我们不适用”。这件事很快反映到了厂党委。厂党委调查以后认为，这个技术员做得对，应该支持。
于是，厂党委组织工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有人认为，管得好，这是对革命负责的表现。可是，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工人“管、卡、压”。
针对这种情况，厂党委又组织大家学习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引导大家划清界限，分清是非。最后大家认识到，这个技术员管得是对的，那个工人应该接受技术员的正确批评。工人们说，凡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信任他们，支持他们做好工作。
厂党委又举办了技术人员学习班，鼓励他们在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还要努力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这就进一步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漂炼质量不断提高。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