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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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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科学种田 夺取粮食高产
杨厝大队积极选育良种，坚持对种子进行提纯复壮，促进生产不断发展
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闽侯县杨厝大队党支部积极选育水稻良种，坚持对种子进行提纯复壮，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大队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的七年时间里，水稻平均亩产超过二千斤。去年，这个大队的早稻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二十斤，晚稻平均亩产九百二十四斤，春小麦平均亩产五百六十六斤，全年粮食平均亩产达二千二百六十四斤（有的地是一年三熟，有的地是一年两熟）。七年中，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三十万斤以上，还为国家提供了良种七百多万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种子革命创高产
杨厝大队地处闽江下游南岸。全大队共有三百零三户，一千七百十三人，有稻田六百五十八亩，平均每人不到四分。解放前，这里的全年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七百斤左右。解放后，当地群众在合作化运动中组织起来后，为了发展集体经济，从外地引种了“南特号”、“陆财号”等水稻高秆良种，并把间作改为连作，实行科学种田，使粮食亩产量提高到一千斤左右。但在这以后，产量再上不去了。多下了肥料，稻秆又倒伏。为了继续夺高产，大队党支部领导人和贫下中农、科技人员组成科学实验小组，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要防止倒伏，必须更新种子。于是他们积极选种和引进其他良种。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十个生产队都小面积引种了“矮脚南特”。但是，除了第三生产队每亩比高秆品种增产一百八十多斤外，其他生产队都没有增产，有少数队还减产百把斤。这时，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企图破坏大队的科学种田活动。党支部及时引导大家用毛主席的两点论的观点分析了“矮脚南特”的特点，认识到这一良种具有抗倒伏、高产的优点，在当地引种大有前途；同时，它又需要大量肥料和适宜密植，这就要采用相应的新的栽培方法。大队党支部还发动群众批驳了阶级敌人散布的种种谬论，大大提高了大家为革命创高产的信心和决心。第二年，全大队扩种“矮脚南特”三百二十八亩，获得显著增产。一九六四年全面推广这个良种，早稻平均亩产九百二十七斤，一季产量相当于高秆品种的全年产量。
杨厝大队历来是晚稻产量高于早稻，这次倒过来了。晚稻种的“杨厝青”高秆品种，还是老产量。大队社员群众和干部从早稻品种改革中得到启发：晚稻要高产也得改种矮秆品种。于是，他们把十八个早稻矮秆良种作为晚稻种子，进行试验，发现“珍珠矮”这一早稻品种，比较适应晚季由热到冷的气候，穗大、粒多、结实好，比“杨厝青”显著增产。一九六五年，他们在晚季播种中，全面推广了“珍珠矮”品种，结果实现了双季水稻矮秆良种化。这一年，全大队的粮食亩产量由一九六四年的一千六百五十九斤提高到二千零五十一斤，第一次突破了二千斤大关。
坚持提纯复壮防止种性退化
杨厝大队种植“矮脚南特”、“珍珠矮”一两年后，发现稻子抽穗不那么整齐，使成熟期不一致，有的穗头也变小了。他们认识到，这是有些良种退化了。要防止良种退化，就要年年精选，不断提高种性。从此，他们在大队里划出二十多亩地作为良种试验场，生产队划出六、七亩地作为种子田，广泛开展培育良种的科学实验活动，坚持季季选育，年年复壮。他们的做法是：穗选与株选相结合，自选自育与异地换种相结合，大面积相对稳定良种与小面积试验、培育新品种相结合。这就是：每逢水稻成熟时，在种子田选择穗大、粒饱、无病虫害、成熟一致、具有原品种优良性状的稻穗，单晒，单存，作为第二年种子田的种子，其余的经过去劣去杂作为大田用种。在选种中注意选性状优异的单株，集中到大队良种场种植。为了复壮“珍珠矮”，他们还向兄弟地区引进少量当年收成的这个品种，进行繁殖，从中穗选出供第二年种子田用的种子，然后再推广到大田，避免“珍珠矮”因在本地连续种三年以上而退化。在大面积推广“矮脚南特”和“珍珠矮”良种的同时，他们每年仍引进大量新品种进行试验比较，以便在优中选优，加以更新、推广。
一九七一年早、晚稻收成时，这个大队的科学实验小组对各种类型的稻子进行了调查。早稻“矮脚南特”平均每亩三十四万八千穗，每穗六十九粒，结实率百分之九十点二，千粒重二十六点七克；晚季“珍珠矮”平均每亩三十一万二千穗，每穗平均七十二粒，结实率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千粒重二十四点二克。这些数据说明，由于他们采取了上述措施，“矮脚南特”、“珍珠矮”虽然种植多年，仍然没有退化，某些良种性状还有所提高。这使他们体会到，季季穗选，年年复壮，不要年年换种，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保持良种的相对稳定性，还有利于摸清良种的脾气，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
反复实践，精益求精
杨厝大队党支部从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揭示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八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良种还需用良法种植才能高产。他们一九六二年初种“矮脚南特”时，亩产不过八百斤。经过反复实践，摸透这个品种的脾气，对技术精益求精，同样是种在杨厝大队田里，亩产量却逐步提高到一千斤，从一九七○年起，亩产突破一千二百斤。
他们发现，“矮脚南特”等品种根群发达，吃肥量大，凡是施用河泥作基肥的稻田，稻苗就生长稳壮，成穗多，穗头大，瘪谷少。因此，他们历来都在稻田里施入大量河泥，每年冬季每亩施河泥一千二百担以上，夏季施上几百担，使土层一年增厚半寸。河泥含有机质多，肥劲长，能够源源不断地向作物供应养分，稻子越长越清秀，直到收成时还是青枝活秆。年年有河泥活土层，实际上是起了没有异地换种的异地换种作用，对提高种性极为有利。从实践中，他们还悟出一个道理：要达到高产，不仅用肥要多，更主要的是要“巧”。他们现在采用的“攻头、保尾、控中间”的施肥法，就是从长期深入田间观察、试验中，根据水稻在分蘖、造穗、抽穗结实三个生长阶段，对肥料的不同需要而摸索出来的。
过去，他们对浇水的认识也有片面性，只看到水稻生长需水的一面，没有看到灌水多有害的一面，在推广矮秆品种以后，他们还一度保持深水灌溉的老习惯。结果，削弱分蘖，加剧病害，引起败根死秆。有一次，几个生产队长和大队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在细心观察水稻生长全过程中，发现几块地势较高的稻田，有几回脱水晒干，稻子反而茎秆粗壮，病害、瘪谷少。他们在各生产队进行了适当搁田（让稻田暂时脱水晒一晒）的对比试验，结果都证明搁田能增产。一九六五年，这个大队第六生产队对一丘“珍珠矮”晚稻实行搁田，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比相邻没有搁田的稻田多收二百多斤。一九六五年以后，他们就总结和全面推广了“前浅、中搁、后干湿”的科学管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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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总理致电史蒂文斯总统
热烈祝贺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四月十八日打电报给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热烈地祝贺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电报全文如下：弗里敦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阁下：
在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向塞拉勒窝内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塞拉勒窝内政府和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塞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祝中、塞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祝塞拉勒窝内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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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主义的服务性工作越做越好
金枫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服务性工作同其他各项革命工作一样，生气勃勃，欣欣向荣。在商业、服务行业和各条战线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广大革命职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显著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作风，受到了广大工农兵和服务人员的批判；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思想、新作风、新态度，正在发扬。广大服务人员立足本职，胸怀全局，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努力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可贵贡献。服务工作中的一些先进单位，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但是，还必须看到，对服务性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并不是完全解决了。有的同志轻视服务性工作，认为服务性工作无关紧要，“低人一等”，也有的把大众化与简单化混同起来，在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服务性工作同其他各项革命工作一样，做得好不好，从根本上说，是个路线问题。只有举纲，才能张目。广大服务人员要以路线为纲，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不断同各种轻视服务性工作的旧思想、旧观念进行斗争，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对服务性工作的认识，努力使各种社会主义的服务性工作越做越好。
社会主义的服务性工作，是直接为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服务性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不断发展的工业、农业，那是不可设想的；同时，如果光有工业、农业，没有各种服务性行业与之配合，那也是不可设想的。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离不开服务人员的辛勤劳动。服务行业是“革命和生产的后勤部，工农兵生活的供应部”，它虽然不是物质生产部门，但同工农业生产以及广大群众的衣食住行、身体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假如没有社会主义的商业和其他各种服务性行业，工农业生产、城市和乡村就不能得到联结，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人民群众就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和生活，革命和建设就必然受到影响。解放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国家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了各种服务性行业，这对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服务性工作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简单而明白的道理，怎么能把它看作是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呢？
我们党历来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毛主席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问题，是任何社会都有的。但是，在旧社会，各种服务性行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才能有现在这样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各种服务性行业，才能有为工农兵设立的各种服务项目，才能有处处方便工农兵的服务制度，才能有服务人员同工农兵之间完全新型的同志关系，才能有服务工作上的新作风、新道德，也才能出现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种种动人事迹。所有这些，在我们国家里，是普遍的、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习以为常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是不可思议的。许多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看到我国服务人员的新思想、新作风之后，不是都惊叹不息吗？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现在从事的服务性工作同旧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服务性工作的重要意义。广大服务人员的工作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怀，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国人民的新风尚、新道德和人们之间的新型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服务性工作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商店售货员卖货收钱，饮食店营业员端菜送饭，旅社服务员扫地叠被，医院护理人员打针换药，这些服务性工作看起来平凡琐碎，但却同整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连。平凡的工作包含着重大的意义。做好这些平凡的工作，有利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认为服务性工作平凡琐碎而加以轻视的思想是错误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人民内部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无论是革命干部还是革命群众，无论参加那一种劳动，无论是搞工业、农业还是搞服务性行业，只要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行工作，他们的劳动就是社会所必要的，就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之间，尽管从事的具体职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职业，就是革命；尽管具体的工作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为人民服务；尽管担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许多服务人员说得好：“我们的劳动虽然不象工人、农民那样直接生产机器、粮食，但同样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添砖加瓦；我们的工作虽然不象解放军那样在边疆站岗放哨，但同样是站在埋葬帝修反的岗位上。”服务人员同广大的工农兵及其他劳动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同志式关系。把服务性工作看成“低人一等”，这种“服务工作低贱论”，混淆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分工同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的界限，抹杀了社会主义服务性工作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性工作的根本区别，把服务性劳动同工农业生产劳动对立了起来，把广大服务人员同广大工农兵对立了起来。对这种错误思想，广大工农兵和服务人员必须进行批判。
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什么比为人民服务更光荣更高尚呢？看一个人高尚不高尚，不是看他当干部还是当群众，不是看他当工人还是当服务员，不是看他做什么具体工作，而是看他执行什么路线，为那个阶级服务，是看他对待劳动人民的立场、思想、感情、态度。有的同志受旧思想的影响，喜欢同人家比职业、比地位、比生活福利，就是不比思想、作风，不比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比来比去，总觉得做服务性工作比别人“矮一截”、“没出息”、“没前途”。这种思想是很错误的。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浴池的一位服务员同志说得好：“为人民服务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党和人民的需要是个人最好的前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没出息的思想，没有没出息的工作。”她坚持为顾客修脚治病，受到了工农兵的赞扬。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数英雄人物的事迹说明，不管做什么具体工作，只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心一意干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服务工作低贱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旧思想、旧观念，是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多少年来，地主资产阶级为了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大肆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他们自己说成天生的“高人一等”的“高贵者”，把劳动人民说成天生的“低人一等”的“低贱者”。刘少奇一类骗子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衣钵，大肆宣扬“读书做官”、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服务工作低贱论”，就是它们的流毒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在无产阶级看来，真正低贱的不是劳动人民，不是从事服务性工作的劳动者，而是唯利是图、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刘少奇一类骗子。广大服务人员都应当努力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观察自己的工作，彻底地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朝气蓬勃地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劳动人民服务一辈子。
为劳动人民服务，要求我们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得周到，安排得妥贴，做到“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任何怕麻烦、图省事，马马虎虎、简单草率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要不得的。那种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可以简单一点”的思想，是轻视工农兵的错误思想，我们在批判“服务工作低贱论”的同时，也要反对这种服务工作简单化的倾向。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围绕着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在服务性工作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刘少奇一伙曾经打着“为全民服务”的幌子，从右的方面反对为工农兵服务。这种谬论受到批判之后，阶级敌人又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为人民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服务”，妄图混淆是非，从“左”的方面否定为工农兵服务。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虚伪作风，他们就主张什么顾客、病员“自我服务”。我们批判散布封、资、修毒素的服务项目、花色品种，他们就主张品种、项目“单一化”。我们批判只为少数人服务，他们就鼓吹服务工作可以“取消”。我们批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就否定一切制度。服务工作简单化，就是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的反映，其实质仍然是反对为工农兵和其他革命人民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是周到还是简单，实际上反映了服务性工作的方向、路线问题，是对工农兵的感情、态度问题。无产阶级的感情越深，对工农兵越贴心；心窝里装着工农兵，才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江苏省大丰县龙堤地区卫生院的医护人员，组织巡回医疗队，肩挑药担，身背行李，串门走户，为贫下中农采药送药，防病治病。他们要求自己“处处为贫下中农着想，事事给贫下中农方便”，“宁可麻烦自己，不能麻烦群众”，被广大贫下中农誉为“一担挑医院”。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只有在思想感情上来一番改造，才能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许多单位从解决服务人员的思想感情入手，批判了服务工作简单化的倾向，进一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经营品种，增加服务项目，适当地延长服务时间，建立夜间服务网点，建立、健全了一些方便群众的规章制度。“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在成为广大服务人员的自觉行动，这是十分可喜的。
“不是讲服务工作要大众化吗？”有的同志以为一讲服务周到，就不能大众化了，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服务工作的大众化，就是服务人员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采取为工农兵大众所欢迎的服务态度，经营为工农兵大众所需要的服务项目、花色品种，建立、健全方便工农兵大众的服务制度，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满足工农兵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大众化同简单化有本质区别。我们早就批判过那种以貌取人的资产阶级的虚伪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大众化；同样，为了少麻烦、图省事，强调群众“自我服务”，病员“自我服务”，这也不是工农兵大众所欢迎的，而是轻视工农兵大众的简单化。对原来的规章制度，也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改革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方便工农兵群众的规章制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立和健全一套方便群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我们所有的服务行业和服务人员，都应当划清服务工作中的大众化和简单化的界限，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还要学好本领。不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也必然导致服务工作简单化。我们要批判“业务第一”、“技术挂帅”，也要反对不学技术。一个售货员，不熟悉商品的性能，怎么能很好地为群众服务呢？医护人员不很好地掌握护理技术知识，怎么能使病人很快地收到医疗效果，迅速地恢复健康呢？那种所谓为工农兵服务不需要什么技术，因而不认真学习技术的想法，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努力学习技术，刻苦钻研技术，练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对服务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服务性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服务人员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人员的立场问题，感情问题，态度问题，使服务人员真正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使我们的服务性工作越做越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