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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使用中改造，发挥知识分子专长
中共中山医学院委员会
一年来，我们注意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动了我院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在使用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对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使用和改造的统一，既要反对只使用不改造的右的倾向，又要反对离开使用专谈改造的“左”的倾向。
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事实正是如此。旧学校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偏见和资产阶级传统势力是十分顽固的。它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系。因此，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帮助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帮助他们从旧教育思想和旧业务观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实现党对学校的领导，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一年多来，我们通过引导革命教师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紧密联系教学、医疗、科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深入持久地开展思想政治领域和学科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把改革旧学科同改造教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在开展学科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时，我们注意掌握以下几个政策界限：第一、革命大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第二、对一些学术上的是非问题，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轻率地作结论；第三、把在批判中由于水平不高、学习不够，一时讲错了话，同存心放毒区别开来；第四、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例如，不要因为批判了“技术第一”，而否定为革命钻研技术，不要因为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而否定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学习和继承外国、古代有益的东西，不要因为批判了旧学校的“三脱离”，而否定学习理论的必要性，等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推动了我院教学、医疗、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提高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医用人体学的教师通过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动“天才观”，提高了识别本学科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能力，深刻地批判了旧解剖学中的“遗传‘模板’学说”、“神经类型先天决定论”、“血型决定性格论”等唯心论的先验论。许多临床课程的教师，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批判了旧医学理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从一个一个疾病入手，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某些疾病重新认识，重新概括，编出了新教材，受到了工农兵学员的欢迎。
帮助革命知识分子在教学、医疗、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改造世界观，必须把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同组织他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结合起来，把他们政治上的接受再教育同业务上的再学习结合起来。这样，有利于促进他们克服头脑中“轻视实践”、“知识私有”的旧思想，解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培养工农感情，不断清除“三脱离”的余毒。
去年上半年，卫生学和寄生虫学的教师在讨论这两门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时，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部分教师主张两门课程联合教学，以对广东农村危害较大的钩虫、蛔虫和血丝虫这三种寄生虫作为教学重点，带动农村卫生学的教学，把课堂教学和防治农村寄生虫病的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一些教师对这个倡议有不同看法。有的主张寄生虫学与传染病学联合教学，有的主张干脆取消卫生学，改行当临床医生算了。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关系到医学教育要不要坚持面向农村、要不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于是，引导大家重温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和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论述，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过学习、讨论、批判，大家都同意卫生学和寄生虫学联合教学，带领学生深入农村进行教学。他们挨家挨户为贫下中农普查寄生虫病，送药上门，并协助生产队搞好饮水卫生，修建无害厕所等。每次实践活动之前，教师先作启发性讲课，然后在实践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理论辅导。这样，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改造了师生的思想，为农村防治疾病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深受广大贫下中农和工农兵学员的欢迎。教师也表示：要坚持扎根农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教育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为了把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再教育同他们业务上的再学习结合起来，我们采取这样几种形式：第一、组织师生到农村教学基地巡回医疗教学，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培养无产阶级感情；第二、派出“医学教育轻骑队”或巡回医疗队到农村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第三、结合教学、医疗、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到农村、厂矿开展社会调查；第四、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和我院设在博罗县石坳的教学基地劳动锻炼。通过这些形式，我院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和医生，到过工厂、农村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院血吸虫病防治小组，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关在高楼深院，搞所谓高、新、尖的钉螺新陈代谢研究，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工农。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小组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走出学院，深入疫区，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找出了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脾肿大的有效药物。同时，他们又不畏艰险，对广东省一些新老不同的疫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为广东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科学根据。现在，这个小组正为研究一种血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方法，朝气勃勃地战斗在血防第一线。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业务专长
毛主席指出，对于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使用是否得当，能否发挥其所长，这是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的重要问题。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使用就是落实政策了”。但是，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有些单位对新老知识分子不加区别地安排工作，上一样多的课，管一样多的病床，值一样多的夜班。结果，一些老教师由于年纪大，体力差，同大家一样值班、管病床很吃力；而一些年青教师由于经验比较少，又缺乏技术指导，医疗质量不容易提高。我们及时分析了这种情况，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根子是领导思想上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形“左”实右思潮的影响，怕犯走“专家路线”的错误思想支配下造成的。针对这种思想，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的教导，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着重划清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业务专长同走“专家路线”的界限。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在党委会议上，逐个地分析了我院知识分子的情况，根据他们每个人的具体特点，对他们的工作作了合理安排，尽量发挥其所长。对于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一般安排他们主要培养青年医生，解决疑难病例，进行科学研究，整理自己的实践经验，翻译外国学术资料等。第一附属医院内科有一位老教授，是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医生，我们就根据他临床鉴别诊断方面的专长，安排他主要解决疑难病例、培养青年医生。对此，他非常满意，表示要在晚年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半年多来，他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不仅解决了不少疑难病例，提高了医院的医疗质量，而且还热心培养青年医生。目前，他正在修改、整理过去写的一本《临床鉴别诊断学》，决心把自己长期积累的临床经验，贡献给人民。
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还选拔了一批知识分子担任业务技术的领导工作。开始，一些同志认为，“知识分子情况复杂，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甚至认为这样做是“资产阶级权威又上台了”；也有的同志主张“统统官复原职”。我们坚持同“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作斗争，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和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识到：经过党的长期教育，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有些人同工农兵结合较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对于一些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较好的知识分子，有条件的应该选拔他们担任业务技术的领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这同修正主义的“专家治校”根本不同。一年来，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经过群众的反复讨论，选拔了七十名知识分子担任科室以上的领导工作。他们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努力看书学习，在工作中大胆负责，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业务专长，促进了我院教学、医疗、科研工作的发展。
在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我们还针对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的教导，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革命可以冲击生产”的谬论，从而使大家划清了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钻研业务同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界限；有分析有鉴别地阅读国外学术资料同“洋奴哲学”的界限；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下研究理论同“轻视实践”的界限。为了给大家创造为革命学习业务的有利条件，我们把基础理论教师与临床教师混编在一个教学实践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并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外语学习班，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会，办好图书馆，保证他们学习专业的时间，等等。现在，群众性的科研小组不断建立，为革命钻研业务、开展学术活动的风气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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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再教育 改造世界观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教授 林宗彩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比较严重。一九七○年八月，领导上让我参加了教育革命实践队，使我有机会到首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改造旧思想。一年多来，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改造世界观，必须着重解决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我也多次去过首钢，但那时是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这次，我去炼钢厂劳动，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工人师傅们也满腔热情地帮助我，鼓励我。
在劳动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学到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过去，我认为工人只会实际操作，不懂理论，向工人是学不到什么的。这一次看法就不一样了，通过实践，我逐渐懂得了毛主席教导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伟大真理。有一次，我在炉前，看到应该加第二批渣料的时候，工人师傅没有加，延长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加。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鼓起勇气问了师傅，他热情地回答说：“因为当时温度不正常，如果按常规加料的话，必然引起喷溅。情况变了，处理方法也应该变。”工人师傅不仅说出了道理，而且还能按照具体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在首钢，我还和教育革命实践队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厂里转炉炼钢的三孔喷枪试验工作。开始，我有点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怕搞不成功，面子上过不去。后来在科学实验中，看到许多工人师傅，献计献策，一心一意地投入三孔喷枪试验。对照自己，却还在个人主义圈子里打转转，觉得太不应该了。于是我就愉快地参加了这项科研工作。在工人、技术人员和教师“三结合”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发动群众，广泛总结了工人师傅的经验，并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在两个月内，就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孔喷枪试验的初步成功，使我懂得了为什么搞科学研究，和应该怎样搞科学研究。
过去，我进行科学研究是个人奋斗，方法是查文献，搞点试验取得数据，然后就根据这些写科学研究报告。而这次三孔喷枪试验，在毛主席革命科研路线的指引下，群策群力，很快就试验成功，并且及时推广，应用于生产。这使我认识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必须走群众路线。
我通过前一阶段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仅仅是开始，而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曲折的、艰巨的。今后，我要在教育革命实践中，继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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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铜丝网与竹篱笆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 诸宝楚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经验指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通过业务问题反映出来。前一段，我在天生桥生产队参加教育革命的实践中，对这一点有比较深的体会。
搞卷秧，按照我固有的想法：有一片宽敞、平整的三合土地或水泥晒场，最好是在向阳、背风，周围没有鸡、猪干扰的地方。我认为这是育好卷秧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但是，生产队只在山顶上有一块三合土晒场，山高、风大、缺水，不合适。选到向阳、背风的地方，又没有合适的三合土地。如果用泥地育秧，自己又没有经验，失败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正在这时，贫下中农提出：“没有三合土地，我们想办法。”在贫下中农的启发和帮助下，把一片坚实的泥地改造成很好的育秧场，顺利地完成了育秧工作。
育秧场周围猪、鸡干扰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当我们向贫下中农谈了这个问题后，第二天贫下中农就因地制宜，自力更生，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主动地砍竹子，编起篱笆，把场地四周很好地围了起来。我在旧学校里搞水稻灌溉试验时就是另一个样子：为了防止鸟雀为害，我设计了一个价值万元的铜丝网室，还在试验田周围打上水泥桩，拉刺铁丝围起来，浪费了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资金，几年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通过这两件事，给了我极深刻的教育。为什么对同一件事，我和贫下中农却想的不一样呢？这反映了自己世界观上和贫下中农的差距。我深切地感到，只有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肃清旧学校资产阶级教育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自己的毒害，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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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
北京工业大学教师 张永杰
去年三月，领导上派我去参加试制六角自动车床的工作。我和工人师傅同学习、同劳动，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师傅们的言传身教，给我以极深刻的教育。记得，有一次，急需吊链，但三角架光溜溜的，又高又滑，风又大，实在不好上，我有些畏难。当我正在踌躇时，李师傅二话没说就爬上去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李师傅一心只想着工作，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而自己却不能挺身而上呢？从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了自己和工人师傅的差距。从此，我在劳动中有意识地拣重活、累活、脏活干，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
几个月的试制工作，工人师傅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对我进行再教育，而且也促进我在业务上的再学习。一次由师傅召集的讨论床身加工工艺的“诸葛亮会”，给了我很深的启发和教育。床身的大平面没有退刀槽，在本厂的土龙门刨上不能直接加工，怎么办？我想，只得求助外厂的单臂刨了。但很多师傅主张要自力更生，蚂蚁啃骨头，在牛头刨上干！可是这小牛头刨怎么啃得了这么大的床身呢？我有些想不通。谁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不大一会儿，一个简单易行的加工方案就出来了：将床身一端放在牛头刨床的工作台面上，另一端挂在吊链上。结果就是按照这个方案顺利地完成了床身的加工。这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是教工艺的，懂得不少这方面的理论，但在这一常见的床身加工工艺面前却束手无策。自己满以为有理论，有知识，但和师傅相比，“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自己由于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理论脱离实际，被条条框框束缚得寸步难行。吸取了这次的教训，在以后制定六角机床的一些关键零件的加工工艺时，我虚心听取工人师傅的意见，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加工方案，使这些关键件的加工在本厂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通过这段实践，我深刻地体会到，知识分子只有放下架子，认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