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农业学大寨

塞上行
——雁北地区农业学大寨见闻
北出山西省内长城的雁门关,到靠近内蒙古的外长城,有十几个县的地方,人称塞上高原。这里历来是一个农业低产地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个地方变得怎么样了?带着人们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到雁门关外访问了一些地方。
塞上“低产难变”论的破产
塞上的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来说,确有许多不利的因素。这里在风口子上,风沙特别大。春天播种以后,大风一起,有时连种子带沙土都被刮走。这里气温很低,有的县全年平均温度才六、七度。左云、右玉两县,去年的无霜期才九十四天。这里雨很少,高的地方,旱得水贵如油;平川却是下湿地,大片大片地成了荒碱滩。过去,在这里的干部中间,长期流行着一种悲观论调,认为这种自然条件改变不了,农业低产面貌也改变不了,再多下功夫也不顶事。加上这里地多人少,历来耕作粗放,种地不养地,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因此,这个地方长期摆脱不了低产状态。有的县平均亩产长期过不了百斤。
这次到这里,给我们的第一个新鲜印象,就是过去那种束缚人们思想的“低产难变”论正在破产。
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发生在一九六九年。这一年,浑源县出现了一个高产典型什仪号大队。这个大队种的是一片沙土地,无霜期只一百二十天,过去产量也很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破除了那种悲观的、停止的、无所作为的观点。他们改变旧习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土壤改良,大积农家肥料,并且培育出适应当地的优良品种,摸索出了一些适应当地条件的科学种田办法。经过多年努力,到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超过了千斤。
一九七○年,又涌现出一些新的先进单位。其中有个浑源县的南张庄生产队。这个队在海拔一千七百米高的地方,风大雨少,无霜期只有九十天。几年前粮食亩产平均只有六十多斤。后来,他们一分为二地分析了当地的客观条件,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九七○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了五百斤。一向被人们认为一亩能打一百来斤就算不错的莜麦,在他们那里平均亩产达到四百六十斤。
这些事,使塞上的人们受到很大的启发。许多人的思想从“低产难变”的框框里解放出来了。一九七一年,各县都出现了一些高产典型。这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什仪号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超过了一千二百斤。南张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超过了六百斤,其中莜麦平均亩产量超过了五百斤。
在广大群众的实践面前,“低产难变”论已经成为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不相信群众创造历史的一个反面材料。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低产难变”论破产了。这里的人们为了彻底改变低产面貌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深入地展开了。
他们既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又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
我们到朔县,在寇庄公社的前村大队,看到一大片平整的园子地,地里尽是小畦,田间渠道都是防渗渠。我们原来估计修成这样大一片园田一定要用好几年时间。一问才知道,一九七○年,这个大队还没有一亩这样的地。这里地下有两层石头,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打井的“禁区”。现在,他们采用了井下放炮炸开石层的办法,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打井十眼,修好了七百多亩水浇地,平均每人一亩。
刚到左云县威鲁公社威鲁大队的时候,我们很奇怪,一片几百亩大的地上,横着两道很长的用手掌大的碎石垒起来的墙,地里还有几百堆这样的碎石头。这是干什么呢?一打听,原来在这个大队,地面两三寸以下都是这样的石头,过去浅耕浅种,庄稼根扎不深。现在,他们通过兄弟队和自己的实践,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这地方自然条件固然不好,但是只要把地养肥,把活土层加深,庄稼吃饱喝足,就能长好,就能高产。因此,他们在多积肥料的同时,特别注意改造土壤。去年秋天,他们在三百亩地里,深翻一尺以上,把地下的石头拣出来,一共拣了八千多立方米。
在浑源县的北榆林公社北榆林大队的坡上,我们看到去年秋天修的九百亩梯田,地埂硬而高,土地平而暄。我们说,这片大寨田标准可不低!但是,这个公社的干部对我们说,大寨田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算数——不把地养肥到亩产量达到四百斤,光是修整的形式好看,仍不能算合格的大寨田。
我们到左云、右玉,了解到这两个县也有类似的作法。他们虽然没有规定亩产一定要到四百斤才算大寨田,但是标准也是比较严格的。他们说:“越是条件困难,越要在‘认真’二字上下功夫。不这样就战胜不了困难,就保护不了群众的积极性,‘低产难变’论还会复活。”群众对这种作法很满意,干劲越来越大。
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有这样一种精神,坚持下去,何愁这个地方不大变呢!
思想解放了 干劲增加了
要改造这里的自然条件,确实特别困难。有些事用过去的常规来衡量,的确是很难办到的。譬如,灵邱县有个板屋生产队,他们为了引一小股水浇二百亩地,正在打一个一百五十米长的石山洞。浑源县的长柴岭大队,为了把山那边的一股小水引过来蓄起来浇地,打透了一个三百三十米长的石山洞。有的地方为了打一条坝,得从几十里以外运石头。这种事太费劲了,过去很多人是想也不去想的。现在,这种事在这里却大量地出现。
我们在阳高县的孙仁堡公社看到:他们为了把黑水河的水引到山那面去浇地,要凿透总长一千一百八十米的四个石山洞,修筑总长两万六千米的四条盘山渠。他们那里正在外长城边上,冬季施工非常困难。两年前,还有人认为要办这种事只是幻想。整党以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了,公社党委书记每天带头和社员在一起干,群众干劲越来越大。现在洞已全部打通,渠也快修好了。
这种干劲,使许多过去被人们看成是无法利用的因素,今天被利用起来了。
朔县大夫庄公社有个红壕头大队,当地打井打不出水来。远处有条桑干河,可是,水又远,本地地势又高,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桑干河的水。现在,思想解放了,干劲来了,他们在地下打了一个很长的隧洞,把桑干河的水引到这里的地底下。然后在地上按地势分段打井,把水提上来浇地。
这个县还有个梵王寺公社,过去一亩保浇水地也没有。这里有一条河,它的上游有一点水,但到这个公社就没有了。过去人们就估计这条河的河床下有潜流,可是谁也不认为它是可以利用的。因为第一,要利用这个潜流,就要在河床下打个截潜流的坝,而河床有四百米宽,坝太长,工程太大。第二,打坝只能在枯水的冬季干,天寒地冻,太苦,太难。第三,时间太紧,要是在第二年五月以前搞不成,来一场洪水,就前功尽弃。但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决心战胜困难,他们正冒着严寒在冰水之中挖坝基。这个坝基要挖到八米深,而人们在艰苦之中,却在高兴地谈论着:今后这个只四千多人的公社,就会有几千亩的保浇水地。
人们总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着自己。这些事的成功,使这里的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困难并不可怕,怕的是当懒汉懦夫。
“从零开始”,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手里有这里的一位县委书记去年在太原开会的时候写给本县两位战友的一封信。这位县委书记在信中谈到农业学大寨的时候说,他感到自己是十分落后了,羞愧得很。他说:“我们和人家都在革命,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出那样的成效来,而我们到今天还在做人家早已做了的事情?还在解决人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他在信中激动地说:“现在是时候了,不能再原谅了。”因此,他建议,在领导思想上,应该好好挖一下,要“斗得疼一些”。
这位同志回到县以后,在大家面前,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零开始,为人民立新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哪个公社工作上不去,他就住到哪个公社去帮助工作。
去年十一月下旬,这里地封冻了,怎样发动群众利用严冬改变这里的自然面貌呢?这个县委书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拄上棍子,冒着风雪,到海拔一千六百米高的最冷的一个小山村去,做出了个样子。在他的带动下,各级干部都下去蹲点,着重抓后进队,决心以路线教育为中心,从领导班子和生产上根本改变面貌。
有一位县委书记对我们说:老实说,从道理上知道这个地方面貌可以改变以后,可以说在会上,写在纸上,但是要真正干起来,还必须解决一个下决心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早先他为什么没有下这个决心呢?原因是:要干,就要准备带头吃苦耐劳;就要敢于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不怕承担失败、错误的风险。这个县委书记在这方面是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有一次他到昔阳去转了三天,他想:人家也是共产党员,自己也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人家能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做出那样大的成绩,而自己却还在这里三心二意呢?为这个问题,他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他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析自己的思想状况,觉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和平的环境下,在个人生活越来越好的条件下,自己不警惕,忘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修正主义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在腐蚀着自己的灵魂了;自己已经在离开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在一切地方都和那里的人民共同艰苦奋斗的传统了。从这以后,他就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大干起来了。
这样的同志,在这里我们不只遇到一两个。要彻底改变这里的低产面貌,最重要的是培养出千千万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又在于领导者的思想革命化。一年多来,中共雁北地委在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把主要精力用在搞好县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上。
现在,塞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塞上人民对今后进一步的变化充满了信心。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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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肥东县撮镇公社马桥大队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群众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夺得一九七一年的棉花丰收。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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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戈壁滩上清水流
在昆仑山下的大沙漠里,飘扬着一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新疆民丰县立新公社。
这个公社所在的地方,是一块四周被戈壁沙包包围着的小绿洲。长期以来,完全依靠齐基罕河和叶亦克河的洪水灌溉农田。但河水很少,枯水期长达八个月,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把河上游的泉水引下来。
在历史上,他们曾经三次开挖阿克塔什引水渠。
解放前,这个地方名叫“沙吾则克”,翻译成汉语,就是“地狱”。那时,反动统治阶级强迫贫下中农为他们挖渠引水。滚滚黄沙不知吞没了多少劳动人民的生命,渠也没有挖成。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解放后,这个被人称为“于田边上的一块荒地”的民丰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多贡献,多次提出开渠引水的建议。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贫下中农挖渠引水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被压了下来。一九六○年九月,贫下中农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争取到当时专区和县的领导同意了他们兴修水利的要求。可是,贫下中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施工方法,还是没有被采纳,而要群众按“专家”提出的少慢差费的办法干,结果,四百多人干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引来一滴水。最后,又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阿克塔什引水工程被宣判了“死刑”。
贫下中农不服这个气,一九六一年春天,又一次组织水利队伍进入工地。结果,由于领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渠还没修成就被大水冲垮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决心改变干旱缺水的面貌。这个意见得到县和公社领导的支持。公社干部和群众一起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明确了过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他们决定重新兴修这个水利工程。消息一传出,报名参加这个工程的就有一千多人。
水利工地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气候变幻无常。晴天,骄阳似火,石头烫得象火炭。阴天,时而狂风四起,飞沙走石,时而大雨倾盆,有时架起的柴火被大风搬了家,水烧不开,饭做不成……。但是,困难再大,也难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他们满怀革命豪情日夜奋战。
公社干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为正确地制定施工方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据以修改了原定计划。按照原计划,要用红柳修筑拦河坝将齐基罕河堵住,把全公社的主要运输力都动员起来也得干一个多月。而且,把河道全部堵死,洪水一下来,很可能把拦河坝冲垮。后来,他们与群众共同研究,决定顺河岸挖一条渠道到河里去,让河水自动流进明渠,利用水力冲沙,边冲边挖,工程进度大大加快了。
六十多里长的明渠,要穿过戈壁滩,劈开上千个沙包,困难确实不少。贫下中农豪迈地说:“沙包大,我们的决心更大;石头硬,我们的胳膊更硬!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四大队十二名贫下中农开挖的一公里长的地段里,横躺着八十多个沙包,需要挖掉的沙包的高度加上渠深就有五米。挖些沙子扔上去,又有许多沙子流下来。贫农社员买买提热衣木库尔克用毛主席教导的老愚公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十二个人艰苦奋斗了一天一夜,终于把八十多个沙包都劈开了,水终于从这里流了过去。
利用水力冲沙挖渠,既快又好;但水经常冲破渠道乱跑。贫下中农为了堵水,日夜奔走。干部“命令”大家休息,但谁也不肯坐下来。
经过艰苦奋战,去年九月,滚滚清水流进了立新公社的土地,贫下中农世世代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斗争锻炼了人民,人民夺得了胜利。立新公社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
民丰县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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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港变渔场
在湖南株洲市郊,湘江的白石港口,有一条迂回蜿蜒的小港道,港内有面积约五百多亩的滩洲。这里,昔日渍水横溢,杂草丛生,荒无人烟;而今,已建设成以渔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鹅颈洲渔场。一九七一年,全场平均每人生产鲜鱼四千四百斤,粮食一千二百多斤,水果七百六十多斤,生猪十一点七头。生产总值达八万零九百元。举目四看,这里渔池串连,稻田相接;果树一片片,新房一排排……好一幅秀丽的画图!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经过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废港荒洲才变成了五业兴旺的渔场新村。
解放前,鹅颈洲仅有十六亩水田,每年雨季江水泛滥,就被冲刷一光。一九五八年,到鹅颈洲建设渔场的干部、职工,以艰苦奋斗的雄心壮志,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援下,在港口上修起一条七百多米长、四十三米多高的防洪堤,截断“鹅颈”,建立了防洪排渍闸,在废港里养了鱼。
正当掀起改造废港荒洲的热潮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刮到了鹅颈洲。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煽动职工“散场”,胡说什么:“来到废港荒洲,劳民费力没奔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时刻,渔场党支部书记贺寿臣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渔场决不能散!”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建场的干部、职工,更加提高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教导,深入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思想,制定出以渔为主,渔、猪、粮、菜、果全面发展的规划。干部、职工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日夜奋战。短短几年,就将废港改造成二百八十多亩水面的“渔港”。在荒洲上,利用低洼地整修出繁育鱼苗的池涧三十九处,搭起简易猪棚四十多间,还开造良田和梯土一百多亩。一九七○年,鲜鱼总产达十一万多斤,为一九六四年的四倍;粮食平均亩产跨千斤;水果和其他农作物都获得了丰收。
鲜鱼生产越来越多,运输发生了困难。形势喜人又逼人!怎样在有限的港洲上作出更多的贡献?跨入一九七一年后,渔场党支部率领干部和工人,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修整了鱼池,加宽了渔场的运输要道,并拦住港道,迫使城市入港的污水绕港倒流,变废为宝,为发展渔业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一九七一年,鲜鱼总产又增长到十五万八千多斤,培育鱼苗七十七万多尾。
党支部还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用科学方法养鱼、喂猪、种田、植树。他们组成干部、老农、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小组,根据摸索到的各类鱼的特性和特点养鱼,充分利用了水面和饲料,有效地发展了渔业生产。渔业的发展,又为发展农、林、牧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公共积累也逐年增多。到一九七一年,渔场共积累资金十七万多元,购买了机器,大部分笨重的体力劳动正在被机器所代替。渔场的干部和工人满怀深情地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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