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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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学习鲁迅揭露反革命两面派的方法
孟云来
鲁迅是在形形色色的叛徒、内奸、骗子的“围剿”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长期同反革命两面派的斗争中,鲁迅操着他那支如椽的巨笔,所向披靡。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的反革命两面派,都在鲁迅笔下无可逃遁地现出了原形。
鲁迅在总结自己的阶级斗争经验时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是鲁迅同反革命两面派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马脚”上披着“麒麟皮”,是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活动所惯用的手法。这是因为,反革命两面派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不仅要靠骗别人,还要靠骗自己过日子。例如,明明是资本家的走狗,却偏要标榜自己是“第三种人”;为了在“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就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鲁迅把这些反革命两面派称为“人面东西”。反革命两面派的这个“脾气”是难改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些“人面东西”搞阴谋活动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害群之马,总想冒充“麒麟”混在革命队伍里兴风作浪。了解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活动的这一特点,对于掌握其活动规律,识别和戳穿他们是大有帮助的。
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首先要抓论敌的要害。鲁迅指出,在批判中,“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在揭露反革命两面派的斗争中,鲁迅善于运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原则,着重从反革命两面派站的立场、执行的路线上给以致命的一击。比如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的叛徒、特务杨邨 人,为了骗取社会舆论,以图在文坛上继续混迹,竟也假惺惺地写信恭维鲁迅。左一个“私心敬爱依然如昔”,右一个“竭诚地请先生训诲”;还说什么看到“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真是肉麻之极!
但鲁迅是深知其人的。怎样揭穿他呢?鲁迅就抓住他无耻叛党的这个要害问题,点出他“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是“狮子身中的害虫”。经鲁迅这样一剖析,杨邨 人无耻的面目就暴露无遗。人们就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无耻的叛徒,对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吹捧,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正如鲁迅指出的:“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无耻地玩弄两面派反而暴露了自己。经鲁迅这样“一击”,这个叛徒在革命阵营中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仓皇出走。
要“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还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层层进行剥皮。鲁迅在总结战斗后的收获时说:“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反革命两面派最怕“马脚”露出来,所以才披上一身“麒麟皮”,揭掉令人眩目的“麒麟皮”,才能真正“缴”掉他们的“械”。
怎样才能“指出实际”来呢?鲁迅也给我们做出了样子。比如他对周扬一伙故作激烈的空喊是这样批判的:“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一语揭穿了他们貌似革命的假面。
折衷主义诡辩法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护身符,它往往以“公正”的言词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乍一听似乎有理,只有对他们进行了层层剥皮,才能使其“马脚”显露出来。
鲁迅以切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剥麒麟皮”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为了能够看清反革命两面派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就需要查一查他们从何处渊源,翻一翻他们的“家谱”;为了弄清他们在今天的现实中袭用“老谱”的目的,就需要追一追他们的动因和流向。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反革命两面派的谣言和诡辩,就会“如还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再也不能继续骗人了。
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关键在于掌握马列主义“明快”的解剖刀。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鲁迅刻苦攻读马、列的书,熟练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避免了片面性,用马列主义“枪法”稳、准、狠地“狙击”敌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革命大批判是长期的任务。虽然我们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胜利,“然而若干叭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一面遮掩实情,以欺骗世界的事,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之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在深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中,让我们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炼就一双识别骗子的慧眼金睛,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的质量,取得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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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知道我自己”
解放军某部 范咏戈
“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鲁迅之所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历史阶段,都跟着时代呼啸着前进,始终站在政治斗争的前列,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走过来的。他曾说过:“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象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鲁迅“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所以他敢于明言,彻底地与旧的阶级决裂。他不断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终于完成了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解剖自己,无情面还是留情面,是检验真解剖还是假解剖的试金石。提倡解剖自己“无情面”,并不是骂自己越狠越好,赌咒起誓的调子越高越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解剖和改造自己,决不能离开方向、路线,特别是世界观上的问题。而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抽掉阶级内容和斗争实践,也讲什么“革自己的命”,那是骗人的。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在受到鲁迅的严肃批判后,也口口声声说要“内省一下”,“余惟自问”,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对天起誓。但正如鲁迅所揭露的:“他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这一套“总之是信不得”。真正的革命者在解剖自己时,只有结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抓住方向路线上容易犯错的病根,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才能象鲁迅那样卓有成效。
“我知道我自己”。这正是鲁迅贵有自知之明的地方。鲁迅敢于自以为非,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救正自己的思想偏差,这与同时代那些飞扬跋扈、妄自尊大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竟自以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鲁迅常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承认认识和改造的无止境,宣扬所谓“终极真理”,是唯心主义的态度,到头来只能是头脑发昏,自我膨胀,忘乎所以,走向反面。鲁迅一生奋战求真理,到晚年才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当他一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后,他便坚定不移地保卫这个真理。为了表示真诚地改造自己的决心,鲁迅甚至说:“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鲁迅这种为了革命敢于拿自己开“第一刀”的精神,闪耀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光芒。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一个革命者,决不能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能不能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是共产党人党性纯不纯的表现。无情面地解剖了自己,会不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隙呢?鲁迅的榜样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鲁迅是敢于明言的。鲁迅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文字,都曾公诸于世。妄图从中捞稻草的人,到头来无一不都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不讳言自己的缺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原则态度,也只有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让我们自觉地象鲁迅那样,“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断地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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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浅”与“清”
江名
“五四”时代,在反封建的战斗中,鲁迅曾和刘半农并肩协力过。后来,在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个随着历史继续前进,终于还是战士,一个却落荒而去。到后来,他们再相见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刘半农死后,鲁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事先声明,很可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其实,那倒是些中肯之言,褒贬得宜。比如谈到《新青年》时代,鲁迅不喜欢胡适,“却亲近半农”。胡适骂刘半农浅,鲁迅却以为:“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沈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因为“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
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浅”不要紧,但要“清”,也就是要表里如一,老老实实,还事物以本来的面目。如果“浅”,即使有些沈渣、腐草也不怕,因为清可见底,使人一目了然,无所疑误。当然,如果是深而又清,那自然很好;如果是“深”而浊,用烂泥掩饰着腐草和沈渣,或者竟是泥潭深渊,让人真假难辨,莫测高深,那倒是有点可怕了。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参加革命的时间有长短,斗争的经验有多少,或者身上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吧,但是只要真心革命,忠心向党,这种种差别和缺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水平低,可变高,浅也可变深,重要的是不要耍两面派的一套。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襟怀是坦白的。他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以隐瞒自己的观点为可耻;他又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敢于解剖自己的思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更是要时刻铭记在心,并终生为之身体力行的。
鲁迅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对敌人,疾恶如仇;他警告我们要提防那些伪装的“战友”的来袭。鲁迅经常解剖别人,然而却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他在评人论事时,谈到深和浅、清和浊的问题,意在让人表里一致,不以“深”藏浊,以假乱真,而要实事求是,朴实诚恳。更有深意者,是让人们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善于分清敌友,识别真伪。刘少奇一类骗子便惯于采取伪装的手法。他们内里是“泥潭深渊”,本来是见不得人的,但是他们却高喊什么“理论权威”呀,“天才”呀,如何“忠诚”呀,等等。革命者,正是要警惕这些伪君子的欺人之谈。
当年刘半农毫无自知之明。他怕听胡适说“浅”,便出洋镀金,换来一个“博士”头衔,渐据要津,自以为“深”了。然而,他到底是沉没下去了。
世上有过刘半农,人们的印象早已淡漠,而鲁迅论及刘半农的一些话,我们如今读到仍有不少启示。鲁迅的话发人深省,鲁迅的心是和人民的心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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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分”
——学习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札记
梦阳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毛主席精辟地概括为:一分为二。
鲁迅的后期杂文充满了辩证法。他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地洞察一切,分析一切。
他对“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的中国社会“加以细密的分析”,“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分成两大阵营”,“完全是两个世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
从阶级斗争的总根源出发,鲁迅强调对革命队伍内部“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而将营垒分清”,分清阶级,分清路线,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
对自己,鲁迅“更无情面地解剖”,一分为二。
事物的本性,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可分性。“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客观事物本身的分解、斗争、转化,反映到人们思想中来,就形成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宇宙观。认识客观事物本来的可分性,进行具体的中肯分析,乃是革命政党确定路线、政策的关键。
正是在事物是否可分和应该如何分这个实质问题上,鲁迅和王明、刘少奇及周扬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形成针锋相对的斗争。
周扬一类骗子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看世界,否认事物的可分性。他们否认人类的可分性,鼓吹永久的普遍人性,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否认压迫的可分性,宣扬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为资产阶级专政涂上“民主”色彩,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文艺的可分性,叫嚣倘文艺不能适应“文盲”、“色盲”、“瞎子”、“聋子”,即一切阶级的需要,就“非彻底改革不可”,为反革命毒草大放绿灯,压抑革命文艺;否认革命队伍的可分性,认为“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掩盖路线斗争,混淆敌我界限。对自己,他们更否认是可分的,自我标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吓唬青年,蒙骗群众,混水摸鱼,推行错误路线。
否定事物的可分性,就否定了矛盾斗争,否定了事物转化,否定了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了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无限可分性,决定了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规律,必然是每隔若干年就有一次大斗争,决定了到无阶级社会也永远存在新与旧的矛盾斗争。正如鲁迅所说:“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真正认识这个真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从理论上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终止论”等反动谬论。
鲁迅看事物总是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革命的一面,又看到敌人的一面;既看到政治骗子极“左”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极右的一面;既看到前途光明的一面,又看到道路曲折的一面。他曾用一个“剜烂苹果”的形象比喻,阐明了全面分析事物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批判了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形而上学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法则是说,苹果“倘不是穿心烂”,“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就应该把烂疤剜去,好处保留。鲁迅恳切“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鲁迅总说:“启示我的是事实”,“是中国的事实”。他坚持按照客观事实本来面目、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作具体分析,反对用“心造的”公式生搬硬套。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鲁迅一再强调:“比较,是最好的事情。”比较,贯串鲁迅的全部战斗杂文。通过比较,他把阶级论和进化论划分开来,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划分开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划分开来。通过比较,他把敌、我、友不同阶级划分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划分开来,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王明、刘少奇及周扬一类骗子的错误路线划分开来。辩证地分析事物,就是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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