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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贴心人好“参谋”
在安徽省太和县，流传着周小庙大队一年改变面貌的事迹。在这动人的事迹中，两个插队干部是被经常提到的人。当地贫下中农称赞他们是自己的贴心人和好“参谋”。
（一）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常恩培、刘树华先后来到周小庙劳动锻炼。从进村的那一天起，他们就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团结战斗的征途中，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结成了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
老常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来到周小庙的。那天下午，寒流滚滚，北风刺骨。贫下中农为他生火取暖，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背包一放，就请队干部带他去认村、认门、认阶级了。贫下中农专为他腾了两间大一点的房子，他执意不住，另外选了半间房子住了进去。
这两个下放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磨练革命意志，改造思想。尽管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多，两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出勤二百七十个劳动日。
平时，他们注意一点一滴地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有一次，老常到大队卫生所为一个贫农社员取药，正赶上有个患腰疼病的贫农社员在瞧病。医生说，需要打针、贴膏药。他说：“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只让医生给扎了几针就走了。这件事对老常教育很深。他想：这个大队已经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那位贫农社员为了节省集体的医药开支，便只扎针不拿药。联想自己在机关时，有病吃药总觉得越贵的越好，从来不考虑花国家多少钱。相比之下，差距有多大！
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的深厚阶级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勤劳朴素的思想作风，时刻在教育着这两个下放干部。他们对贫下中农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有一次，贫农社员李巧英老大娘得了重病，家里无人照顾，常恩培热情地帮助打水、做饭、取药、端尿罐，并且一夜几次去探望。贫下中农很受感动，说：这样的干部真比自己的亲人还亲。
（二）
解放前，周小庙是一个十年九旱的“盐碱窝”，是一个有名的“讨饭庄”。解放以后，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也有很大改善。但是，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生产大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年年都吃国家救济粮。广大贫下中农虽然有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可就是领导班子不团结，有劲使不上。队长周心亮和副队长周洪波彼此看不起，阶级敌人便乘机挑拨、煽动，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常恩培、刘树华进村以后，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认为要把队上的工作搞好，必须解决两个队长的团结问题。于是，他们主动找周心亮谈心。老刘特别提醒他要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干部，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你应当主动和副队长搞好团结，齐心协力把革命和生产搞好。”
有一天夜晚，他们把副队长找到他母亲身旁，一起回忆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周洪波听母亲讲着，泪水直往下流。这时候，老常引导说：“过去贫下中农为啥苦？就是因为政权在剥削阶级手里。今天，我们如果不为贫下中农掌好权，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和周小庙的贫下中农？要掌好权，领导班子就得搞好革命团结。你应该看到队长的长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他们还帮助社员狠批资产阶级派性，同时深入调查研究阶级斗争情况，终于把一个制造谣言离间干部关系的富农分子揭露出来。
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现实，下放干部多次的促膝谈心，使周心亮和周洪波提高了觉悟，产生了搞好革命团结的迫切愿望。一天晚上，周心亮来到周洪波家。刚一跨进门，周洪波立刻迎上前去握紧队长的手。周心亮痛心地说：“咱俩没团结好，全怪我！”周洪波说：“不，该恨我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两人越谈越热乎，从内心里发出一个共同的誓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小庙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解决了。刘树华、常恩培接着就帮助他们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农历腊月三十日的下午，生产队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晚上，大家又回顾了二十年来走过的道路，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老贫农周洪恩等在会上发言，指出刘少奇一伙搞什么责任田、弃农经商等鬼名堂，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又拿起讨饭棍，重受二遍苦。咱可不能大睁两眼走邪路，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周小庙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下放干部和插队的知识青年帮助周小庙的贫下中农办起了民校、队办学习班和家庭学习班，经常不断地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路线教育。社员们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少数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也认识到弃农经商的错误，把精力用到发展集体经济上了。
（三）
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就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周小庙的贫下中农凭着一双铁手，展开了向地下要水，向土地要粮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改造自然的艰巨斗争中，下放干部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下放干部和队干部、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制定了个挖塘、打井的战斗计划。一九六九年冬，在冰天雪地里，全队社员振臂挥锹，投入了战斗。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挖好了一口大塘，打好了一眼机井。
周小庙过去不大注意积肥，地里也很少施肥。下放干部和队干部、贫下中农商量，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积肥热潮。大家一起动手，挖沟塘泥，清理猪圈、厕所，沤绿肥，拾野粪，广开了肥源。外庄的群众看到周小庙的女社员背筐拾粪，赞叹地说：“真是风气大变啦！”
在科学种田的斗争中，常恩培、刘树华和插队知识青年也特别活跃。他们帮助引进了第一代水稻，试制成功了“九二○”农药和“五四○六”固氮菌肥。
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全队社员和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共同努力，周小庙一年当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队常年粮食亩产量只有二百斤左右，皮棉亩产量一直徘徊在二三十斤上下。经过一九七○年一年奋战，实现了粮棉超《纲要》，一九七一年粮棉产量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皮棉亩产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六倍多。两年来，他们购买手扶拖拉机、抽水机、打面机各一部，轧花机两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储备粮。
根据工作需要，阜阳地区革委会曾经打算把常恩培调回机关工作。这可急坏了周小庙的贫下中农。连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大爷、老大娘也去找队长，要求他们向上级反映，咋也不能让老常走。常恩培自己也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希望继续拜贫下中农为师，扎根农村干革命。最后，上级党委满足了贫下中农和常恩培的心愿，决定让他留下来，继续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
中共太和县委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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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俺们打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干部”
俺大队和烟台地区革委会“五·七”干校紧挨在一起。自从这个干校成立到现在，前后有十几名在干校学习的干部，到俺队插队劳动。虽然这些插队干部在俺这里住的时间有长有短，可都在俺贫下中农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俺们打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干部！
毛主席教导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俺们亲眼看到，经过这种重新学习的干部，和过去一些干部可真是大不相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干部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长期蹲在上面，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看不起俺贫下中农。那时候，俺贫下中农心里在想什么，手里在干什么，他们不管也不问。俺大队离县城还不到十里远，却很少见到个县干部的影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五·七”道路，可真是和俺贫下中农心连心。
到俺大队插队的干部来了以后，首先虚心地拜俺贫下中农为师。那个学习毛主席著作好，他们就登门请教。谁在旧社会苦大仇深，他们就请谁忆苦思甜，接受阶级教育。俺二队的老队长，人老志气高，心红骨头硬。插队干部就以他为榜样，对照自己找差距，斗私批修。
插队干部一边向俺贫下中农学习，一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过去，俺大队在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方面往往出现热一阵、冷一阵的现象。插队干部来俺村后，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带头开展革命大批判，时时不忘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坐在饲养室的土炕上，和俺们一块谈心，相互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他们把登载着王国福先进事迹的报纸，亲自送到俺老队长的手里，鼓励老队长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一次，俺村有个社员发现自己的猪仔病了，赶忙推到集市上卖给了别人，结果猪仔第二天就病死了。插队干部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来到这个社员家里，和他一块学习毛主席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开展斗私批修，那个社员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把猪钱退还给买主。
插队干部非常重视帮助队里进行路线教育，落实党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插队干部还没有来俺村的时候，俺队有的干部认为：“粮食产量连年跨‘长江’，对国家的贡献不小，社员口粮分配得不少，粮食的事解决得差不多了，往后应当把劲使在抓钱上。”结果把部分粮田种上了西瓜、甜瓜等，一下子使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到一百一十多亩，比国家计划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七。由于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俺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抬了头，歪风邪气也出来了，使全大队的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了损失。就在这年的冬天，插队干部来了。他们深入群众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就帮助俺贫下中农举办了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的光辉指示，和俺们一块狠批刘少奇一伙鼓吹的“自由经营”的反动谬论。大家提高了认识，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当时，有个队干部对群众的批评想不通。插队干部司仲山同志多次登门找这个干部谈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咱是带头人，就要带头听毛主席的话，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可不能只顾小集体的经济收入，忘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啊！”打那以后，俺村在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更抓紧了粮食生产。
插队干部时时把俺贫下中农挂在心上。俺们着急的事，他们心里比俺们还急；俺们没想到的事，他们有时候也替俺们想到了。一九七○年七月，俺们这里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就在大雨下得起劲的时候，插队干部扛着铁锨，趟着没膝深的大水，从这道沟奔到那道沟，从这片泊走到那片泊，细心地观察着水情。回到村里，他们没有顾得休息一会，又分头到俺村烈军属、五保户和贫下中农困难户家里走访。他们看看这家的房子漏没漏水，问问那家有没有柴草烧。当时那个情景确实感动人啊！五保户于大娘流着眼泪，紧紧握着插队干部湿漉漉的手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
两年多来，俺大队的革命和生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越来越深入，社员们的干劲越来越大。修起扬水站，把水引上山，全大队基本实现了水利化。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九百零三斤。养猪、水果生产等也有了发展。每当想起这些变化，就会想起插队干部的帮助。大伙深深感到，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和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可实在是英明啊！
山东省福山县兜余公社 房家疃大队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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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堂深刻的路线教育课
湖北省江陵县才丰区，有一种历史性的水稻病害，叫做白叶枯病。在这里插队的省干校的“五·七”战士中，恰好有一个专门研究过这种病害的植物保护工作者。他在农学院毕业后，又作了五年“副博士研究生”，分配到原省农业厅工作。他曾经花了五年工夫，在实验室里专门研究水稻白叶枯病，写过书，发表过论文，受到一些专家、教授的赏识，被看作是湖北地区植物保护学术界的一名“后起之秀”。
这位“五·七”战士插队不久，正碰上水稻白叶枯病大面积发生。一天，队长找到他，对他说：“去年也是发了这个病，减产十一万多斤。咱们一定得想法治住它啊！”面对这样大面积严重的病情，他感到束手无策。贫下中农用血汗培养自己这么多年，到了贫下中农需要的时候，却发挥不了作用。这是什么问题呢？
党支部帮助他针对这个问题，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他逐渐认识到：路线问题决定一切。自己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但是由于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毒。那时候，他研究水稻白叶枯病，为的是“找个冷门，容易出名”。他不愿意研究大面积防治的问题，却长期关在实验室里，去研究病菌有几根鞭毛，是“端生”还是“周生”。搞抗生菌生物防治，也仅止于盆栽试验。一句话，十几年来，为的是成名成家，搞的是个人奋斗，走的是“三脱离”的道路。跟着错误路线走了，搞科研的方向自然也就错了，干劲越大，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就越远。这个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毛主席的这段教导，象一盏明灯，照得这个“五·七”战士心里亮堂堂。他从中找到了方向，吸取了力量。他愤怒控诉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决心抓紧下放劳动的极好机会，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重新学习。
打那时起，这个“五·七”战士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认真看书学习，逐渐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战胜白叶枯病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他眼睛向下，满腔热忱地深入生产队调查研究，向贫下中农求教。通过调查，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结合群众的丰富经验，跟其他“五·七”战士一道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一套大面积综合防治措施，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了大田防治的科学实验。经过一年的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全公社一九七○年发生白叶枯病的水稻田九千一百多亩，减产粮食一百万斤，而一九七一年，发生白叶枯病的水稻田只有一千三百多亩，而且及时得到了制止。地区革委会和县、区都在这里开了现场会。省有关部门向全省通报介绍了这里防治白叶枯病的初步成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下放劳动的实践，使这个“五·七”战士洗刷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身上的流毒。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走向了正确的方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指示，是培养造就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必由之路！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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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县红旗公社的贫下中农、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在田头研究水稻良种。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