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把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办好
——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五十二）
“布病窝”变成了“卫生村”
——西圪楞大队群防群治地方病的调查报告
一年多以前，察哈尔右翼中旗铁沙盖公社西圪楞大队还是内蒙古草原上一个“布病窝”，现在这里却成了一个医疗卫生工作先进单位，被人称为“卫生村”了。
布病，是一种严重的地方病，是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流行病。羊群得了这种病，母羊成批流产，同时也成为人的传染源。人传染上这种病，就发高烧、多汗，持续几十天。若不及时治疗，就转为慢性，象毒蛇缠身，终年反复发作，全身关节游走性疼痛，俗称为“转转病”。群众痛苦地说：“转转病，转转病，能吃能喝不能动，疼起来真要命。”
西圪楞大队是布病的老疫区。在旧社会，劳动人民饱受封建牧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上布病的折磨，受尽了人间的苦难。真是茫茫草原苦无边，布病泛滥灾荒多。
解放后，广大贫下中农（牧）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迫切要求送走布病这个“瘟神”。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城市老爷卫生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农村缺医少药，广大贫下中农（牧）未能摆脱布病的折磨。全大队劳动人民几乎家家都有“布病”病人，患病人数占全队总人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程度不同地丧失劳动力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病重的，长年卧床不起；病轻的，“耕地跟不上牛，秋收拾不了土豆，拔麦子落在后头”。一九六三年布病流行时，全大队七百亩土地没有锄，六百五十亩庄稼没有往回收，眼睁睁地看着土豆烂在地里。这个大队运输任务本来就够紧的，但是，由于布病为害，大队又没有医生，不得不抽出一辆大车专门用来运送病人去公社医院治疗，影响了生产。在大队干部中，有的因为染上布病，经常被迫停止工作。能够工作的干部又要用很大精力来应付布病所带来的困难。有的同志说：“召集会开不了，生产无人搞，干部的担子真难挑啊！”贫下中农（牧）沉痛地说：“我们这里地好，水好，粪也好，但是布病害得我们什么都跟不上去，经常靠国家救济粮过日子。”
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北京部队医疗队和当地地方病防治队的热情帮助下，西圪楞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领导广大贫下中农（牧）和社员群众对布病这个“瘟神”打了一场人民战争。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摘掉了“布病窝”的帽子。广大群众摆脱了布病的折磨，精神焕发，革命和生产出现崭新的面貌。过去，这个大队有三多：拄拐杖的人多，整年穿皮袄的人多，劳动缺勤的人多。现在，旧的三多没有了，出现了新的三多：认真读毛主席著作的人多，劳动出勤的人多，为革命办好事的人多。
各个生产队普遍成立了毛主席哲学著作学习小组，涌现出许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回乡知识青年赵国英，回村后染上了布病，连家里扫地的活都不能干，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了，思想包袱很大。去年，她在防治布病的群众运动中，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主动地和病魔作斗争，很快地就恢复了健康，革命和生产都走在前头，被选进大队领导班子，积极带领群众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贫农杜和一家五口人，原来都有布病。为了治病，全家往大小医院一直跑了九年，年年猪羊都卖光，还借债五百多元，一个病人也没治好。杜和老大爷的病更是一年比一年重，成天躺在炕上等死。去年，经过短时期的治疗，全家五口人，象大队的其他布病病人一样，自己没花一分钱，病都治好了，走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去年一年，杜和一家就作了一千三百多个劳动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了力，家庭也增加了收入，不仅还清了历年所欠下的五百多元债，还分红五百多元。杜和老大爷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救了我一家，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哪！”
西圪楞大队在防治布病的过程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联系实际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培养了四名赤脚医生和十二名卫生员。大队有卫生所，小队有卫生室，巩固了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在医疗队的帮助下，学会了防治布病的技术，尝到了用针灸、中草药防病治病的甜头，因而在防治其他常见病、多发病时，也坚持使用“一根针、一把草”，大大节约了医疗费用，还在群众中初步普及了医疗卫生知识。
多少年来，这儿是“人无厕所猪无圈，猪羊门前打转转”，“人畜共饮一井水，年年布病成泛滥”。广大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共修猪圈二百二十个，厕所一百七十七个，将原来十七眼井进行了维修、改良，又打了六眼新井，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人畜共井、人畜共居的落后习惯，有效地改变了卫生面貌。全大队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平安，农业丰收，猪羊满圈”的大好形势，没有一人新生布病，羊羔无一例流产，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由于干部和广大社员思想觉悟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出勤多，积极性高，大队去年取得了解放以来第一个农业大丰收，向国家交售余粮四十一万多斤。
西圪楞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在领导群众防治布病中，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教导，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防病和治病结合起来。他们的做法是：
一、坚持预防为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以往，放牧人员和集体羊没有预防布病的措施；自留羊是人畜共居，有的社员甚至把羊羔抱在炕上和娃娃一起睡觉，嘴对嘴地喂东西。这样，羊就成为布病流行的祸根。有的资产阶级“权威”认为：“要想布病彻底防，除非把羊全杀光”。广大贫下中农（牧）尖锐地指出：这是“用铁砸锅”，破坏生产的办法。“羊的一身都是宝：肉可吃，毛纺线，皮作袄，羊粪疙瘩是肥料。我们非但不能把羊杀光，而且要通过预防布病，发展羊的生产。”广大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不卫生的风俗习惯。他们还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修建了科学简便的羊“饮水免疫槽”，把预防布病的疫苗放在水槽里，羊饮了水就能预防布病的传染。对羊倌和接羔保羔员，加强了防护措施。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布病的传染源，切断了布病的传播途径。
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实行中西医结合。
布病的发现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至今没有根治的办法。西圪楞的贫下中农说：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挖掘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伟大方向，走中西医结合的光明大道。
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的伟大教导，在普查普治中，对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布病患者是普遍带菌的，而且通过临床细菌学诊断和动物试验证实，菌能深藏在骨髓和脑脊液中。由于细菌的长期毒害作用和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构成布病的主要症状。根据这一认识，他们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民间验方，并且通过反复的动物试验和临床实践，以杀菌、消炎、去风寒、活血补气的原则，选择了本地大量出产的四种中草药合并编组使用。这种药的抑菌力强，能渗透到脊髓内，疗效达到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疗程一般为二十天左右，比过去的疗法大为缩短，为布病的治疗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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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体育运动 预防疾病
“预防为主”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卫生工作为大多数人服务和积极主动与疾病作斗争的指导思想。大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的体质，是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毛主席教导我们：“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有的人容易生病，其主要原因是体质太差，不能适应气候和生活条件的变化，病菌等外因通过内因起了作用。因此，如果认为搞预防就是弄些药物方剂，那是消极的，被动的。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进行耐寒抗暑的锻炼，增强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同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疾病流行的时候，辅以预防药物方剂，才能更有效地防止疾病，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因地制宜，讲究实效，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对于慢性病人在结合治疗进行体育锻炼时，医务人员必须加强指导，促进病人逐步增长克服疾病的力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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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业余体育活动提高了职工健康水平
陕西省蔡家坡粮油购销站革委会
我们站广大职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积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目前，在业余时间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有篮球、乒乓球、游泳、跳远、投弹、射击、广播体操等多种项目。广大职工通过经常的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提高了健康水平，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对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开始，有的同志认为粮油站搞体育活动是“不务正业”。我们便组织全体职工学习毛主席有关体育工作的指示，讨论“开展体育活动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大家明确了开展体育活动，是为了增强体质，更好地革命和工作。认识提高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站大部分是中年人，患肺病的人较多。最严重的几个人，常年离不开药罐子。疾病给患者增加了思想包袱，对革命和生产都不利。我们一方面组织这些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对待疾病，积极治疗；一方面动员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慢跑、打拳、做广播体操等活动，进行适当的锻炼。经过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尝到了甜头。肺结核患者薛玉斌同志，结合药物治疗，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病情逐渐减轻，恢复了健康，以充沛的精力在革命和生产中起模范作用。其他慢性病患者深受启发，坚持参加体育活动的信心更强了，身体逐渐地好起来，许多人能够上班了。全站劳动出勤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过去我们站医疗费年年超支，一九六九年以来，每年都有了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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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游泳使我恢复了健康
广东省东莞县道滘公社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吴润良
一九六四年，我在南城大队工作的时候，得了一个“怪病”，半边头、手、身、脚都疼，不能工作。我先后到公社卫生院、县医院和广州治疗，都不见效。我在家里养病，想起解放前，我一家受尽地主的压迫剥削，过着黄连树下挂猪胆的悲惨生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从火海里救出来，日子越过越甜。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当上了干部，入了党。一九五七年二月，我代表南城大队三千多贫下中农，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当时我热泪盈眶，决心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贫下中农。可是我得了这种病，不能更好地工作，真是急死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特大喜讯传到道?，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我决心要战胜疾病，继续革命。我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伟大教导，又看到公社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游泳锻炼，增强了体质，我就开始进行游泳锻炼。
初游时，游不到几步，手抬不起来，脚没有力量，我就休息一下，再继续游。几天以后，我感冒了，头痛得很。爱人直埋怨，自己也动摇了。这时，我想起战斗英雄麦贤得，头负重伤，还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我现在游泳，染上了感冒，这是平时不注意锻炼的结果，比起麦贤得，我这点病算得了什么。我对爱人说：“生命虽重要，革命更重要。如果人活着不为革命，还有什么意思。我要为革命坚持游泳，为革命锻炼身体。”我继续下水游泳。有时游到骨头痛，没有气力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默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样，我坚持游下去。我每天早上游一次，傍晚再游一次。逐渐骨头不太疼了，气力也大些了。社员们鼓励我说：“润良，你现在坚持锻炼游泳，看上去身体好了许多！”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光是吃药打针，不能把我的病治好，只有加强体育锻炼，结合药物治疗，才能把病治好。通过一段时间游泳后，我的病逐渐好转，每餐能吃二、三碗饭，晚上也睡得好，精神好多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公社调我到卫生院工作。工作忙，我就早起床，在上班前游泳，或者在傍晚吃饭后游泳，每天坚持游半小时以上。经过四年多的锻炼，我从开始游几步远，到游十多米，三、四百米远；从在小河沟里游，到能在水流湍急的大江河里游；从只能在酷热天气里游，到敢在寒冷的水里游。通过游泳和药物治疗相结合，身体越来越好。过去我在六、七月的炎热天气里还要盖棉被，现在完全不用了；过去我走二十分钟路就要休息，现在走上二、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过去我全年患病，不能工作，现在我整日工作，还和同志们一起大力推广中草药，发动医护人员参加游泳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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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紧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
平果县海城公社的经验告诉我们：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必须年年抓，反复抓，否则，即使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钉螺还会回升，还会出现新的感染病人。
广西平果县海城公社的四十三个壮村瑶寨，解放前流行着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轻者面黄肌瘦没力气，重者“肚大如盆四肢细”，以至死亡。疫区的群众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局仙村，桃夭寨，十人就有九人衰；女人不生孩，男人怀鬼胎；有屋没人住，禾苗没人栽。”
一九五八年，广大社员群众在毛主席光辉诗篇《送瘟神》的鼓舞下，打了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到一九五九年初，基本上消灭钉螺和血吸虫病。后来由于放松了血防工作，到一九六三年钉螺回升，出现新的感染病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广大干部、社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教导，又把血防工作抓紧起来。那海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潘华仕回忆自己曾被血吸虫病危害的苦，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克服了“生产是硬任务，血防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在去年秋收大忙中，他趁着下雨不能收谷的时机，动员八百多人，大战一天，完成百布河沟两旁八千多平方米面积的灭螺任务。
海城公社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以后，有些人产生了自满、麻痹思想，说：“这回差不多了”，“可以歇一歇了”。公社党委会和革委会便组织干部、群众讨论要不要继续开展血防工作。贫下中农尖锐地指出：“一九五九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后，由于忽视了巩固工作，钉螺又有回升，现在可不能再走老路。”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钉螺和血吸虫是有生命的东西，只要稍一放松，它就会孳生、蔓延，“差不多”就会变为“差得多”。
这个公社的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发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努力奋战，在五十二万多平方米的有螺面积上，基本消灭了钉螺，同时把患血吸虫病的病人、病牛全部治好。过去的血吸虫病患者，治愈以后，无限热爱毛主席，有的现在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还有七十二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社员们高兴地说：“身居山寨想北京，毛主席恩情比海深；送走‘瘟神’人欢笑，继续革命永向前。”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