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彻底批判叛徒杨献珍“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
天津市工人学哲学小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隐藏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的政治骗子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黑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炮制“理论根据”。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杨献珍一伙鼓吹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就是一个黑标本。
毛主席在阐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深刻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作出的最精辟、最通俗、最生动的表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我们无产阶级最有实践经验，只要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就能够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却恶毒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这完全是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制造“理论根据”。彻底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我们才能进一步划清辩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唯心论的界限，才能真正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毒在那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可以互相转化，哲学上就叫同一性。物质变精神，就是认识世界；精神变物质，就是能动地改造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我们工人阶级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搞的就是这两个转化。所以我们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个根本原理最容易理解。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推倒了；各式各样的机器，我们造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教导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杨献珍之流，对抗这一伟大真理。他们胡说什么：“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谁要说两者有同一性，他们就张牙舞爪地给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攻击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杨献珍叫嚷“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是什么意思？毒在什么地方？所谓“没有同一性”，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互相转化，不能互变。这就是把思维与存在“两拿着”，“两分家”。“两拿着”就是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互不相干，谁也沾不着谁的边。要说存在，存在只是存在，不沾思维的边，存在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改造。这样，人的革命的能动作用没有了，革命的群众运动没有了，先进思想的作用也没有了，人在客观事物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典型的机械论。要说思想，思想就是一切，不沾存在的边，不依赖于存在，人可以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想干嘛就干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典型的唯心论。
毛主席早在《实践论》这部伟大著作中就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是一切机会主义的要害，也是刘少奇、杨献珍叫嚷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要害。
杨献珍把思维与存在“两拿着”，割裂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主要目的就是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群众运动，阻止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
杨献珍怕人们理解不了他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是什么东西，他曾经用钉子来打比方。他说，有钉子在那里，你就得“承认”它存在，不要“去碰它”。
按照杨献珍的逻辑，人们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是无能为力的。旧社会三座大山是“钉子”，我们只有
“承认”它的存在，不能“去碰它”，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该“永存”了。在工作中，多种多样的困难也是“钉子”，我们只能“承认”它的存在，不要
“去碰它”。按照这种逻辑，人类社会简直不应该有什么进步，更谈不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了。所以，杨献珍的“钉子哲学”，是地地道道的懒汉懦夫哲学，奴隶哲学。杨献珍当年跪倒在敌人脚下，成为可耻的叛徒，完全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根据这种哲学，我们要充分发挥精神力量的巨大威力，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永远打进攻战。对于“钉子”，我们不但要承认它，而且要分析它，拔掉它。对于阶级敌人和工作中的困难也是如此，不但要承认它，而且要分析它，战胜它。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认为思想就是思想，思想不是从存在、从实践来的。他们硬说有不从实践来的“天才”和“先知”。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群众创造的。他们硬不承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创造的奇迹，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故意抹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根据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抓住一点鸡毛蒜皮，尽量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张口一个“搞早了”，闭口一个“搞糟了”，一切都不好，没有他们顺眼的。他们任意地抹煞一切，否定一切。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不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能任意抹煞的。刘少奇一伙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论者。事实上，否定思维依赖于存在，必然会陷入主观唯心论，陷入反动的先验论。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两拿着”，完全是从反革命实用主义出发，根据需要，忽而叫嚷存在就是一切，人在存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妄图让劳动人民永远被地主资产阶级踩在脚下，永无翻身之日；忽而叫嚷思维就是一切，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七亿人民的战天斗地的辉煌成就，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这种实用主义，才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实际上，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愿望就是一切。
“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是为刘少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反映着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为政治路线斗争服务的。杨献珍鼓吹“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正是为刘少奇推行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刘少奇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了，疯狂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杨献珍抛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就是从哲学上为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作辩护。我们说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虽然变为公有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要长期存在，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还会变成复辟的行动。刘少奇一伙胡说什么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制，阶级斗争也就熄灭了。杨献珍以“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为根据，胡说留下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复辟行动的，不需要再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了。杨献珍的反动哲学就是这样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工厂企业里推行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技术第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都能从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中找到哲学“根据”。他们认为：技术就是技术，思想就是思想，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推行技术第一有“理”，搞物质刺激也有“理”。这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否定精神对物质的革命能动作用，眼睛里只有机器、技术、钱这些物的东西，根本不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放在眼里，不把革命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放在眼里，根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认为，只能用物质变物质，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伟大真理，则被他们一笔抹煞了。把思维与存在“两拿着”，必然导致技术第一、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刘少奇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从认识论上讲，黑就黑在不讲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不讲革命的群众运动，不讲当前的阶级斗争，要人们闭门“修身养性”，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论。刘少奇抛出这本黑《修养》的反革命阴谋就是要把人们引向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邪路上去。杨献珍的
“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正是迎合刘少奇的反革命需要，为这本黑书作了哲学注解。
“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既然宣扬思维可以离开客观的事实，那不就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了吗？刘少奇这伙政治骗子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时而极右，胡说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时而又变得极“左”，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毛主席早在四十一年前，就明确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击中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要害。
不管哲学上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也好，还是政治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也好，除去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之外，他们都是脱离社会实践的，脱离人民群众的。所谓社会实践，最根本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切机会主义，都是离开革命群众、革命实践，各行其是的，这就注定了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注定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我们老工人对这一点体会最深。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反动资本家、工头恶霸，哪一个把工人、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没有一个。他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跟历史的创造者作对，这就说明他们是最愚蠢的主观唯心论者，最后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推翻。刘少奇之流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反动谬论也是这么来的。我们工人深深体会到，凡是脱离社会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理论、路线，必然是错误的，必然是不“左”就右的。
杨献珍所说的“没有同一性”，就是不叫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不叫我们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妄图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用唯心论、形而上学来毒害群众，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妄图使之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流毒
有的同志可能说，杨献珍这个人我没见过，他的黑书也没看过，批判“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与我无关。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这个谬论，不单是杨献珍“自己的思想”，而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只要有资产阶级影响的地方，就会有它的市场。不学哲学，不等于你没有哲学。你不是坚持毛主席的“两个飞跃”的观点，就必然是搞“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把思维与存在相割裂，不可能有别的认识。因此，批判“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同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
拿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来说，为什么有人常常把政治跟业务“两拿着”，只抓一头——这头催的紧抓这头，那头催的紧抓那头，抓了政治，丢了生产；或是抓了生产，忘了统帅。这不正是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流毒吗？
走不走群众路线也是这个问题。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首先是群众的实践，如果离开了群众，那么我们的认识岂不就和实践相分离了吗？而认识和实践相分离正是“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一种反映。
为什么要“反骄破满”？骄了，满了，必然自以为是，把自己摆在不适当地位。把自己估计高了，就一定会把别人估计低了，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别人，甚至和党闹对立，这不正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唯心主义吗？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跟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捍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必须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上讲，就是要看他如何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他如何对待群众。因为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相分裂，把个人和群众相对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假马克思主义无非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修正主义，不管那一种，他们都不要工农群众。教条主义只讲马列主义词句，不与工农群众革命实践结合；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丢掉工农群众的根本的长远利益，从认识论上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体会，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要抓住两头，一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本，是方向；一头是工农群众，这是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与工农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这就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相反的，把两者割裂开来，“两拿着”，那一定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甚至是假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我们捍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出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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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的是广东省增城县三江公社桥头大队关于调查研究的几个小故事。它告诉人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对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是需要的，土生土长的农村基层干部同样需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造桥的教训
桥头大队的村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这稻田被一条大排水沟分隔成东西两片。社员们要求在这排水沟上头，架设一条过水涧，引沟东的水源灌沟西的稻田。
这天晚上，在大队部里，支部委员聚集在灯下，议论修水涧的事。一个支委灵机一动说：“既然要动工修水涧，索性再花一些钱，在这涧上建座桥，将来拖拉机多了，好打这里过；社员出工也可以走大桥。”
支部书记黎耀忠一听好象有道理，立即支持。建桥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干部们领着一些社员，忙了一阵子。一座能过拖拉机的水泥桥，就按这个设想建成了。
大队的干部正为建桥工程的落成而高兴，社员们却议论开来。有的说：“放着进村大路上的烂木桥不修，偏偏在稻田中间造桥。”有的说：“就是将来满村都是拖拉机，也不会来过你这座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黎耀忠到群众中一调查，才恍然大悟。原来，稻田两边没有路，在这个地方建桥以后，就要修路。修路别说工程大，就是修成了，拖拉机也不会打这里过，因为这路太绕远。
社员语重心长地对支部书记说：“办事不调查，就会象这座桥一样——走不通呀！”
每当干部下地干活来到这里，就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现在，这座两头没有路的桥，成了一座“教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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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下马”之争
去年冬天，桥头大队党支部想大抓一下发展集体养猪，派支委黎美成到各个生产队的养猪场去了解情况。结果他带回来的意见是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集体养猪，费了老大的劲，划不来。”有的人说：“养猪场的猪，越养越少，不如干脆‘下马’算了。”有两个生产队还真的把养猪场派了别的用场。
支委会上，议来议去，争不出一个结论来。
主张“下马”的支委，说的理由是一些生产队集体养猪越养越少，越养越瘦，一些社员支持“下马”；反对“下马”的支委，举了一些生产队集体养猪的好经验，说明集体养猪大有可为。
为什么同样是一件事，都进行过调查，结论却不一样呢？支委会组织大家带着问题，认真学习和讨论，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原来，主张
“下马”的同志，只看到集体养猪一时下降的现象，强调了非本质的方面、非主流的东西，使自己一时看不清方向；反对“下马”的支委，既从先进队看到了发展集体养猪、巩固集体经济的方向，又调查了集体养猪所以下降，问题不在集体饲养，关键在于人的思想。
支委会帮助一些干部克服了集体养猪可有可无的思想，又逐一地研究解决了集体养猪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了西四生产队搞好集体养猪的经验，狠抓了饲养员的思想革命化。半年之间，大队集体养猪头数增加了一倍多。
面对集体养猪事业的大好形势，曾经主张“下马”的支委，深有感受地说：“指导思想不对头，调查结果走了样。如果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
现在，桥头大队的干部，尝到了调查研究的甜头，办事多和群众商量，犯主观主义的事情少了。群众看到干部有事先作调查研究，有了缺点及时改正，有话也愿意和干部讲了，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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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沟的“学问”
三角氹，是一片低洼田。这里经常渍水，水稻产量很低。社员们都要求改造这片低产田。
大队党支部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在这里挖一条排水沟，排除渍水，并把这件事交给支委黎仕伦去办。
黎仕伦来到三角氹，看来看去，看到的是一片渍水。他凭着过去的经验，决定顺着低洼田的一边田埂开沟，随即插好了沟道的标记。
开沟方案定下以后，大队通知受益的生产队派工，第二天动工。但是到该动工的这天，群众却没有动静。
黎仕伦摸不着头脑，只好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社员批评说：“你们干部想当然，到田边望一望，就叫人家动手干，这样怎么成呢？”
社员的批评，使黎仕伦明白过来。隔天，他一早起来，领着生产队的队长和老贫农，再次来到三角氹。他们沿着田埂，实地调查，共同研究。
老贫农指着积满水的三角氹说：“这段田的地势是两边高，中间低，把排水沟开在一边，工程既大，又排不掉积水，徒劳无功。”
大家经过实地调查，根据三角氹的地形特点，提出从中间开沟。这样，花工少，排水快，还可以降低地下水位。一个切合实际的施工方案制订出来了。
第二天，生产队的社员一齐动手，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这条排水沟挖好了。今年，三角氹的一百五十亩早稻，获得了显著增产。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