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为工农兵是无产阶级科研路线的根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革委会大批判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科研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就是要保证科研为工农兵服务。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却要科研为个人名利服务。他们叫嚷什么科技人员有了“一门专长”，“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鼓吹“不要依靠别人，要自己冲上去”，这样就可以“出人头地”，做科学“明星”，竭力把科研工作引上歧途。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所的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搞理论”为借口，拒绝接受国家急需解决的科研项目；以名利为诱饵，让科研人员关起门来大搞脱离实际的研究。
例如，那时，四川有一个单位，千里迢迢送来样品，向我们所提出利用天然气制造甲醇问题，可是有关研究人员竟说什么：“我感兴趣的是甲醇在高压下氧化的理论研究；至于它在工业上的应用，我不感兴趣。”象这样工农兵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就被拒之于门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所科研人员狠批名利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明确了科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决心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研究工农兵所急需解决的许多课题。由于方向对了，就获得了显著成绩。四年来，我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达七十三项，其中四十项都是有关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项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科研为工农兵服务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科研人员必须不断努力加以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有的人认为：现在搞的课题都是工农兵提出来的，不存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了。这种形而上学的看法，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的反映，必须进行批判。
对科研人员来说，要真正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必须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在没有牢固地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以前，有时还会走为个人名利的回头路。比如有的人仍然从个人名利出发，拒绝接受国家任务；有的人强调专业对口，对任务挑挑拣拣。因此，即使承担的是工农兵提出的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所有一个承担某项国防任务的小组，在分析一种样品的过程中，有的同志为了个人抢先，彼此之间闹矛盾，以致影响了工作的进展。后来，由于所内抓住这些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开展斗私批修，加强了团结，促进了协作，在四十天内就完成了这项任务。
事实证明，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解决，个人主义思想就常常冒出来，影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个人名利，就必然搞不好协作；就必然怕苦怕死，思想保守，怕担风险，不敢破框框；就要搞知识私有，技术垄断。因此，科研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狠抓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科研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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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工农兵 科研必须结合生产实践
廖科群
科研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宣扬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思想毒害下，辽宁省农科所有些人把科学研究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在研究所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想的是名，为的是利，严重地“三脱离”。他们搞什么“在砖头上栽土豆”等所谓研究工作；即使是研究生产急需的课题，也和生产实践不沾边。结果是越搞越玄，当然是搞不出什么成绩来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农科所的广大科研人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和贫下中农结合，不断增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逐渐改变了“三脱离”状况，科研工作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四年多来，重大的科研成果即达六十多项。
例如，有一个科研人员，过去为了个人名利写论文，研究大豆食心虫时，他不到生产第一线，却要工人为他抓苍蝇、养苍蝇，用苍蝇代替食心虫摸“规律”，很长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下去与贫下中农搞“四同”，接受再教育，明确了科研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当他看到大豆受“食心虫”危害减产时，非常痛心。他和贫下中农一起找出了新的防治方法，使大豆虫口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四十，降到千分之五左右。
这个人的前后鲜明对比，充分地说明，科研人员只有首先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才能使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现在，科研人员到工厂、农村去的人多了，但是，人下去了，并不等于“为什么人的问题”就解决了。农科所有个科研人员，由于“刘毒”没有肃清，到基点后，产生了“吃舒心饭、干舒心活、睡舒心觉”的“三舒心”思想。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人来了，思想还没有扎根。”这个科研人员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认识到“三舒心”思想就是“三脱离”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反映。过去，中了“刘毒”，为个人名利搞科研而“埋头苦干”；现在看到个人名利得不到时，就什么也不想干了。其表现形式尽管不同，实质还是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三舒心”思想是改造世界观的“拦路虎”，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于是他“打虎”、“踢石”，提高了路线觉悟，把“三舒心”变为“三操心”：为搞好斗、批、改操心，为打好农业翻身仗操心，为大搞群众性科学实验操心。他紧紧结合生产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批判了资产阶级专家认为当地水田不缺磷的谬论，大搞磷肥改土实验，摸索出水稻增产的办法，把过去亩产二、三百斤的“狼屎泥”低产田，改造成亩产六、七百斤的高产田。贫下中农说：“科研办到第一线，知识分子面貌变，结合生产搞实验，解决问题夺高产。”
从“三脱离”到“三舒心”再到“三操心”的过程，说明科研人员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才能急工农兵所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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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工农兵 自觉改造世界观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革委会大批判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是一个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为工农兵还是为剥削阶级，为广大人民还是为个人，这是区别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界线。
就以我们所的情况来说吧。研究和改造冰川（雪）、冻土、沙漠、泥石流，是我们所担负的光荣任务。可是，长期以来，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技界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所内有些研究人员对国家建设中提出的问题只作考察不管设计，只作实验不作治理，一心为个人名利而搜集资料写论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所科研人员通过革命大批判，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初步树立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纷纷下楼出所，和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搞研究。
但是，有的人由于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人走出去了，却还照样走为个人名利的老路。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五○三线雪害防治队，刚下去时，在刘少奇一伙的“活命哲学”、“成名成家”流毒的影响下，到了现场，却在远离雪崩的地方，花了二千多元修建了一个“小别墅”式的观测哨，生活也不和工人在一起，还提出了一个“一年建站、二年观测、三年实验、四年提报告”的爬行计划。
大家通过革命大批判，认识到是一心为“私”，为个人“成名成家”写论文而研究，还是一心为“公”，为战胜自然灾害而研究，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为“私”，必然怕苦、怕死，不敢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为“公”，就会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搞科研。同志们在斗争实践中，把研究和治理工作看成是磨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好机会。许多同志在浩瀚的腾格里沙漠，在严寒缺氧的风雪高原，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滩，经过一个时期痛苦的磨练，立足点逐渐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过去搞泥石流的，总怪泥石流太小，不典型，现在看到泥石流冲毁了田舍而难过得掉下眼泪；过去满脑子“学科”框框的，现在急工农兵所急，想工农兵所想；过去只为个人名利写论文的，现在为解决生产问题考虑设计施工。这些变化反映了大家的世界观在逐步转变。
○五○三线雪害防治队的同志们，通过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在实际斗争中改造世界观，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悬崖峭壁，冒着雪崩的危险，上百次地深入“虎穴”观测描图，取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又在海拔三千米的强劲风口，不分白天黑夜，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顶着七、八级的大风，出动数百人次，踏勘雪情，测定风雪流场，摸出了风吹雪的基本规律，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在风吹雪和雪崩成因的研究及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人民解放军一起战斗在世界屋脊的地面立体摄影组的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藐视高山心脏病、雪盲病，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打破了地面立体摄影测量不能大面积成图的旧框框，创造了出色的成绩。
事实告诉我们，科学工作者只有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名利思想和“活命哲学”，树立“一心为公”、“一心为工农兵”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恶的自然环境，以严格的科学态度，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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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工农兵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革委会大批判组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及其在科技界的代理人，竭力鼓吹“科学研究特殊”，宣扬“科研不计成本”、“浪费即学费”等谬论。在这种思想的毒害下，有些人搞科研，一味追求洋设备、好条件，缺乏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科研人员到工厂、农村去，在工农兵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的教育下，改变了过去那种铺张浪费的坏作风。但是，那种“没有大洋全，就搞不了高精尖”的流毒还未肃清，还必须进行批判。
设备少、条件差就搞不出科研成果吗？不是的。我们数学所和北京打字机行一起，在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不到三个月就试制成功了一台十六位台式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
北京打字机行是个修理单位，从未搞过电子技术，也没有这方面的设备。我们所去的八位同志是学数学的，对无线电和计算机的知识都很缺乏，在这样的条件下，电子计算机能搞成吗？开始，大家信心不足。工人师傅和我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带我们参观很简陋的修理车间，愤怒声讨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工人师傅说：“制造台式电子计算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条件再差，我们也一定要造出来。”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激发了我们排除万难，为革命研制台式电子计算机的志气。
在工人师傅的带动下，大家把仓库当工作室，木板当桌子，木匣当凳子。大家睡在地板上，卷起铺盖就是车间，不少同志每天工作到深夜，甚至带病工作。
但是，在工作中，万事伸手的恶习惯还不时地流露出来。有一次安电源时，缺一个电闸。我们所一个同志说：“买一个吧。”工人师傅听后说：
“你们科学院就讲买，我们是讲节约，而且还要保证质量。”他当即找来一个旧的电闸，经过修理后就用上了。这件事虽小，却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一个“伸手”，一个“动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为工农兵搞科研，必然处处为工农兵着想，艰苦奋斗，尽力争取少花钱、多办事、办得好；为个人搞科研，只图自己方便，只要能出名得利，就不惜挥霍浪费。因此，只有牢固地树立起为工农兵的思想，才能焕发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经过革命大批判，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加强了，科研工作也取得了成绩。没有示波器，就从废品库买来一台旧的，经过自己动手修复改装成一台“土”的“双线示波器”。把一个一米八见方的洗脸间拿毯子遮住窗户当暗室。我们和工人师傅一起发挥集体的智慧，反复试验改进，研究出了比较好的逻辑设计和线路，制成了适合使用要求的台式电子计算机。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人的因素第一，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要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设备可以创造，在条件差的情况下，也可以造出尖端产品来。相反，如果贪大求洋、伸手坐等，其结果必然是少慢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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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农兵 要狠批“洋奴哲学”
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革委会大批判组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技路线，实现科研为工农兵服务，必须狠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贩卖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走自己科学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聚氟乙烯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一点有很深刻的体会。
聚氟乙烯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材料。它具有优良的耐老化、耐腐蚀性能和物理机械性能，可作成涂料、薄膜、电线电缆等，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我所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展了这种新材料的合成研究。但是，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技界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聚氟乙烯的研究被少数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他们关在高楼深院里翻洋本本，把洋人规定的“氟乙烯的最好的聚合条件是二百八十个压力”的老框框视为“金科玉律”，根本不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结果，用了十年时间，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却没有解决聚氟乙烯的工业生产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科技路线，我所科研人员为了使聚氟乙烯能够早日投产，给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提供新材料，走出高楼深院，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
在深入某一工厂的过程中，调查了解到工厂只有耐二百个压力的聚合设备。怎么办？聚氟乙烯的研究工作是按“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老路子搞下去，还是打破洋框框，把聚合压力降下来？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和工人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教导，狠批了刘少奇一伙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工人同志尖锐地指出：“聚氟乙烯的高压聚合完全是脱离我们现在的生产实际，即使搞成了也不能生产。我们不能靠洋人过日子，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定要把压力降到二百个大气压以下去研究。”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下，科研人员认识到：降低聚合压力，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首先是科研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但是也有个别人对降压聚合持怀疑态度，说：“根据外国文献，低压聚合恐怕拿不出好的产品”。可是，广大科研人员坚定地说：“外国人搞不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出来！我们决不能再跟在洋人后面爬行。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尽快实现聚氟乙烯的工业生产，我们一定要闯出一条新路！”他们分析了压力只是聚合条件中的一个，它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通过控制其他条件，如加入少量其它成分，完全可以实现降压聚合。于是，他们和工人同志一道，冲破重重阻力，根据工厂的实际设备情况，把聚合压力从二百八十个大气压降到一百五十个大气压以下来进行试验研究。经过短短十天的艰苦奋战，就获得了低压聚合试验的成功，得到了性能良好的聚合物。现在工厂已经生产出了第一批合格的聚氟乙烯产品。
聚氟乙烯研制工作十年和十天的鲜明对比，深刻地告诉我们：科研人员要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必须摆脱“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束缚，使科研工作立足于我国实际，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