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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
广州市化工研究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由生产所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走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技部门的代理人，却大肆鼓吹科研与生产实践相脱离的“学院式研究”，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广州市化工研究所是一个小型地方工业科研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所的领导大权被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持，他们忠实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建所九年，耗费了国家上百万元资金，研究过一百六十一个项目，真正成功的只有一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的革命群众，从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手中夺回了领导权，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实行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继续肃清“学院式研究”的种种余毒。突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
“工人只会动手劳动，不会动脑研究。”这是所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轻视工人、轻视生产实践，妄图维护“学院式研究”的一种借口。过去，我们所长期把工人排斥于科研大门之外，即使是有的项目让一些工人参加了，但也只是被当作劳动力使用。因之，科研单位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人对科研根本无权过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破了“科研神秘论”，并且广泛地组织起有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科研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科研小组。工人参加了“三结合”小组以后，完全突破了“学院式研究”的框框，改变了过去“半年查资料，半年准备，二年小试，二年扩试，半年鉴定”的“三脱离”的状况，实现了科研和生产的紧密结合。工人发挥了对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同时，科技人员在同工人结合中，比较虚心地接受了再教育，这样就使我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年多以来，我们所研究的二十个课题，每个课题都取得了成果，其中有七项还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经验证明，科学来自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广大工农兵，因之，科研只有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才能打破“学院式研究”的框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多快好省地取得成果。生产实践是科研的基础
“工厂条件差，搞科研不行。”这是企图从研究条件方面寻找借口，否定科研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错误论调。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科研所条件好，无非是指洋书本多、洋资料多、洋设备多。这些条件固然是从事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不是物。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贫下中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实践是科学技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是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无法得到的最重要的条件。“洋书本多，洋资料多”，我们固然可以从中吸取外国的一些经验，但那些书本、资料对我国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间接的知识。而且，这些资料由于出自资产阶级学者之手，难免充满着剥削阶级的偏见。同时，资产阶级出于垄断技术的需要，不可能把他们的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在他们公布的资料中，有的也被加以歪曲，甚至弄虚作假。如果一味迷信这些东西，就会上大当，吃大亏。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洋为中用”的教导，在研究过程中，把别人的知识和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才能创造出自己的成果。例如，有一种新工程塑料“聚氯醚”，某些资产阶级“专家”曾邀请十几个大专院校的教授关起门来搞了七、八年，毫无结果。现在我们把它拿到工厂去与工人一起研究，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搞成功了，创造了外国还没有的新工艺。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工厂、农村也是科研工作者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把“小试验”和“大试验”联系起来
“科研要在小范围内搞”、“在实验室里干”。这是否定科研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种借口。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愿坐实验室，只满足于在实验室里所取得的资料，不愿意到工厂去扩大试验。究竟怎样看待小试验与扩大试验的辩证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小试验是大试验的基础，大试验是小试验的继续。小试验取得的数据是从实践中取得的认识，这是第一个飞跃。但更重要的还须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用工厂的大试验来检验和发展小试验的数据，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管小试验数据如何完善，但它终究是在一个小设备和仪器内产生的，而一当放到大于它成千成万倍的大试验中，就必不可免地产生差异，部分改变或全部改变的事是常有的。
因此，小试验取得一定的主要数据以后，就应当大胆地拿到工厂去进行大试验，以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那种不敢到工厂去搞大试验，怕出丑的思想，是违反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我们所研究的一种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腐蚀的新型工程塑料“聚砜”，在小实验室里认为取得了完整的数据，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的，但一拿到工厂去搞大试验，就暴露了它的不适用性。
例如，原来小试验以酒精作溶剂，从粗单体到精单体要用酒精提炼三次，每公斤粗单体一次用量二十公斤。这样，一个年产五十吨的“聚砜”车间，就要有一个年产三千吨的酒精厂为它服务。这当然不能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但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同志不怕失败，反复试验，虚心向工人请教，工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效果好、用量仅及酒精的五分之一，又易于回收的另一种溶剂，并革新了“聚砜”工艺，创造了投产的条件。
所以只有敢于到工厂去搞扩大试验，使它经受生产实践的检验，才能使研究数据更臻准确和完善，并使之迅速投入生产。
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坚决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科研事业更加朝气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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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大批判中的故事
“三里丝”柞蚕品种的改造
辽宁省丹东市蚕业科学研究所革命大批判小组
提起副研究员滕云鹤的转变，这中间有一段大批判的故事。他过去是丹东市蚕业科学研究所蚕柞研究室主任，搞育种研究的。他曾经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培育了一个名叫“三里丝”的柞蚕品种。这种蚕虽然茧丝很长，可是生命力很弱，蚕民并不欢迎。文化大革命中，所内工人和科技人员对滕云鹤搞的“三脱离”的科学实验进行了批判。可是，他本人并不服气。
后来，研究所革委会从农村请来几位有多年养蚕经验的贫下中农，召开了一次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大会。在会上，一位老贫农气愤地说：“过去刘少奇把你们研究所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俺们想进也进不来，你们也不想出去。你们成年蹲在大楼里，蚕吃的是‘小灶’，别说是培育新品种，好蚕也叫你们养娇了。”一位刚从农村回到所里的科技人员听了老贫农的发言后，立即站起来说：“贫下中农说得对，就拿我们所培育出的‘三里丝’品种来说吧，有的人认为这是最好的柞蚕品种，可贫下中农说这个蚕最不好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山里死’。”听了大家的发言，滕云鹤在一旁坐不住站不稳，脸上感到火辣辣的，浑身冒汗。但是，心里却觉得大家说的有些道理。
批判会开过不久，研究所革委会又从农村请来一位有三十多年养蚕育种经验的蚕业劳动模范到所里介绍经验。滕云鹤心里想：这回，我得看看劳模是不是真有经验。他首先领着劳模去参观所内的品种蚕。蚕放在山上只写标号，不写品种名称。劳模进到“6号”区后说：“这个品种叫‘混清’，在我们那里养过。”滕云鹤心里想：这位劳模有点眼力。不过，这一点不比我高明。接着劳模又进到另外一个小区，从树上拿下了两头蚕，看了一下说：“这个蚕皮肉粗糙又皮肉相合，抗搓搓，好养。”劳模的一番话引起了滕云鹤的注意，这个品种所内经过多年的试验证明，体质确实强健，但是为什么强健，没有人能说出道理。是不是碰巧叫这位劳模说对了呢？他又让劳模看了另外一个抗病品种，劳模看过后说：“这个蚕也不错，毛道好，码子密，皮肉相合。”
这时候，有不少科技人员都围了上来，让劳模介绍选蚕的经验。他们来到一块空地上，那里已经有一筐刚从树上剪下来的蚕，大家围坐在蚕筐的周围，看劳模选蚕。这些科技人员不时看到劳模把一头头肥胖健壮的蚕扔到病蚕的筐里，心里都很纳闷。有一个科技人员觉得把这样好的蚕扔掉怪可惜的，瞅劳模不注意的时候，就从病蚕筐里把劳模扔进去的那几头肥壮的蚕拣了出来，扔进装好蚕的筐里，没想到叫劳模看见了。劳模说：“这是微粒子病蚕，别看它现在挺好，到后期就要‘返锈’（患微粒子病）的。”劳模又把那几头蚕拣了出来，指着手里的六头蚕说：“这几头蚕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已经有了‘返锈’的征兆，有的有焦毛，有的有半截子毛，有的有黑根毛，这都是‘返锈’的预兆。”在场的科技人员对劳模的选蚕经验，都赞不绝口，而滕云鹤却半信半疑：这样好的蚕怎么能是病蚕呢？劳模走后，他和另外一个科技人员偷偷地把这六头蚕单独养了起来。到后期，他用显微镜一头一头地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六头蚕中已经有四头患了微粒子病。
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对滕云鹤的教育是很大的。在一次批判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批判，我是口服心不服，这回我亲自领教了，口服心服了。劳模在选蚕和育种上的丰富经验都是我所不能及的。我从事育种研究二十多年，今天才理解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的意义。”他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一辈子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去年春天，他来到了凤城县东汤公社兴隆大队，在农村搞科学实验，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到农村后，他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搞科学实验，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大大促进了思想革命化，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他亲眼看到自己过去培育的“三里丝”品种在农村确实不好养。他曾这样想：“山里死”，“山里死”，干脆让你断种绝根算了。可是，当他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时，万万没有想到，贫下中农却不同意他这样做。贫下中农对他说：“老滕，‘三里丝’这个蚕不好养，那是真的，可它茧大皮厚，送到茧站不用检查就是一等茧，这俺贫下中农可是满意的。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它的毛病治一治呢？”贫下中农的一席话，使滕云鹤深受感动。贫下中农的胸怀多么宽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
夜里，滕云鹤躺在炕上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如果真能够把“三里丝”改造好，对贫下中农，对国家都是个贡献啊！能不能行呢？他翻开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学了起来。毛主席教导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他的心象打开了两扇窗户一样亮堂。他想：“三里丝”能够变成“山里死”，“山里死”也一定能够变成“山里生”。从那时候起，他下决心要改造好“三里丝”这个品种。他经常走访一些有经验的蚕民，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用了贫下中农的放养方法，对“三里丝”品种不断进行改造。目前，这个品种的生命力，已经比以前强得多了。一个新的“山里生”柞蚕品种，将会培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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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向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解放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群众在沿江、沿海修建了大量的闸坝工程，大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渐发现由于闸坝工程堵塞了鱼类的洄游通道，一些内河、湖泊中鱼类的产量迅速下降。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早就迫切要求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我们所科研大权被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他们反对毛主席的科研为工农兵服务，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年躲在高楼深院里，醉心于所谓高、精、尖的“理论”研究。只是想着如何以科研为手段而成名成家，根本不考虑工农兵对科研有什么要求。在水利、水产工作者到实际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和帮助群众修建鱼道时，他们还不断以种种借口进行反对，并且拒不参加这项工作，妄图阻止这项工作的开展。
例如，当水利、水产工作者提出要到实际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考虑要修建鱼道问题时，他们就叫嚷：“这是水产部门的事，不是我们的科研业务范围。”什么“科研业务范围”，说穿了就是：凡有个人名利可图的，就是他们的“科研业务范围”；凡无个人名利可图的，不管工农兵群众多么需要，就不是他们的“科研业务范围”。这正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科研为个人的资产阶级立场。
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科研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只要是工农兵在生产实践中向科研提出来的问题，就是革命科研人员的科研业务范围，就是我们的研究任务。
我们所的革命群众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过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斗争，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先后参加了由有关部门组织的几次到苏北地区进行关于鱼类的生活习性等内容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听到广大贫下中农、特别是渔民列举的大量事实，更深刻感受到在闸坝工程上修建鱼道，已成为一些内河、湖泊渔业生产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群众对修建鱼道的强烈要求，更加强了我们参加鱼道修建问题研究工作的决心。
又如，当水利、水产工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要在正在兴建的大丰县斗龙港整治工程中修建鱼道，要我们所参加研究时，资产阶级“专家”又胡说什么“我们要搞就搞‘理论研究’，否则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们又妄图以这项研究“没有理论价值”为借口，阻挠我们接受这项任务。
这一谬论也是不值得一驳的。我们是需要理论研究的。但是，理论研究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联系实际，为生产实践服务。而要做到这点，从事理论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就必须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总结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才可能引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那种脱离实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所谓“理论研究”，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资产阶级“专家”反对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种种谬论被粉碎了，就保证了有关建设鱼道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水利、水产工作者还打破了过去科学研究不管设计、施工的旧框框，由科研、设计、施工等部门联合组成了有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的鱼道修建小组，很快就完成了斗龙港鱼道工程。
事实证明，科研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我们要坚决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导，深入生产实践，急工农兵之所急，努力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