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哲学的解放
——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三）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觉悟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对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狠抓对敌斗争，并且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姓姜的不都是一家人
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在这场尖锐的对敌斗争中，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进一步学到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一开始，部分群众有麻痹思想，敌情观念淡薄。有人说：“我们这些人祖祖辈辈在这个村，旧社会的事我们清楚，解放后的事我们也清楚。村里有几家地主，几家富农，都是‘癞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勤俭大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姓姜，阶级敌人就拚命散布封建宗族观念，说：“姓姜的同是一个祖宗坟。”企图拉拢群众，蒙混过关。有的人中了毒，也说什么：“同姓一家亲，出门日相见，种花不种刺，留下一条线。”
阶级敌人的阴谋不戳穿，群众的糊涂思想不解决，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就不能胜利展开。党支部大办各种学习班，发动大家来辩论。在学习班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和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教导，狠批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大家明确了：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亲，没有宗族亲。阶级敌人今天拚命同我们攀亲戚，可是他们过去剥削我们、压迫我们时难道不是“六亲不认”吗？他们现在表面上是对我们亲热，其实是想腐蚀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许多贫下中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下一代，破除封建宗族观念。
一天傍晚，十一队的老贫农姜均成同女儿梅兰一起收工回来。这时，一个外号叫“猪毛鬃”的地主分子，正从姜均成家门口走过去。均成大伯看到这个家伙就火冒三丈，狠狠地骂了一句：“猪毛鬃！”梅兰很纳闷，问道：“爸，他不是我大公吗？你怎么骂他呀？”
均成指着“猪毛鬃”的背影说：“他同你祖父虽是兄弟，可同我们不是一家人哪！”
同一个宗族怎么不是一家人呢？梅兰更不明白了。她问父亲：“爸，在田头做工的时候，还有人说‘同姓一家亲’，这大公怎么不是我们一家呢？”
经梅兰一提起，均成大伯格外生气了。他想起，自从大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就流传着“姓姜的是一家人”、“种花不种刺”等等说法。这些都是阶级敌人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鬼花样。眼下，女儿也被这种胡言乱语迷糊住了，这不能不说说明白。于是，他把梅兰叫到屋里，诉说起自己终生难忘的家史：
姜均成在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同妈妈，带上两个妹妹，成天累死累活，一家人还难以糊口。没法子，均成的一个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就在均成一家受煎熬的时候，地主“猪毛鬃”这个心毒手辣的家伙，仗着自己有钱有势，霸占了姜均成的菜地和房子。他还想把均成家唯一的一丘垄心田弄到手。
一天，“猪毛鬃”来到均成家，背着手，假惺惺地对姜均成说：“你们家的日子难过，不要看着田饿肚子了，从我那里挑点谷子去，那丘垄心田我给你们种吧！”没等均成答话，“猪毛鬃”已经扭头走了。不几天，村里便传开了，说姜均成把田卖了。连个地契都没有写，“猪毛鬃”已经派人在那丘田里耕开了。天下那有这样的事呢！均成要同“猪毛鬃”去评理。这个心乌墨黑的家伙，根本不讲什么“一家人”，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到县里告了均成一状，反咬均成占别人的田不归还。在旧社会，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姜均成知道，穷人到县里打官司，不是罚钱，就是坐班房。他两眼直直地望着传票，“呀”地一声吐出大口鲜血。以后，“猪毛鬃”又逼均成大伯给他当帮工，把均成大伯弄得脊梁骨都变弓了。在那豺狼当道的年月，姜均成的苦处向谁去诉说！？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党和毛主席把姜均成从苦海里救了出来。他站起来，走上台，同“猪毛鬃”作斗争，分到了房屋与土地。但是，没收了“猪毛鬃”的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不了他的反动思想。“猪毛鬃”时刻想着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溜到被分掉的屋子里去，看看虫蛀了梁没有。这件事被姜均成看到了，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讲到这里，姜均成对女儿说：“你看，姓姜的也是一分为二，有地主，有贫下中农；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都是一家人呀！姓姜的地主是我们的死对头；不管姓王、姓李，是贫下中农，都是一家人。现在有人说‘姓姜的是一家人’，这是阶级敌人害怕被我们揪出来而散布的谣言，你可不要上当。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就要跟这些家伙斗到底！”
梅兰听了父亲的话，连连点头。父女俩连忙吃晚饭，一起到大队参加批斗会去了。“不叫的狗更会咬人”
在拚命散布“姓姜的都是一家人”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地主分子，叫姜瑞禄。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外面混，一九四八年回村。一九五○年冬土改以后，他在群众监督下参加农业生产。这个人看起来老老实实，劳动很“积极”，从不同人吵嘴。他拚命学农业技术，还订了一份报纸，好象学习也积极。他有时弄一点药，在群众中施行小恩小惠。因此，有些社员以为这个地主改造得还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引下，大家揭矛盾，摆疑点，提线索。谈来谈去，怀疑到姜瑞禄。大家说，看“四类分子”老实还是不老实，不能光看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思想，分别情况，区别对待。低头服罪，劳动守法的，要从宽；当面装老实，背后捣鬼的家伙，要狠狠地斗争。姜瑞禄这个人怎么样呢？大家一分析，许多矛盾就出来了。
有人说：“他解放前长期在外鬼混，一九四八年刚回来时还神气十足，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这是为什么？”
又有人说：“不是吗？他回来时刚四十二岁，年纪不大，胡子却留得老长，比他父亲的还长。他为什么要装老呢？”
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越分析，越觉得这个家伙可疑。如果光从表面现象上看，这个人好象很“老实”。可是江山有句俗话：“会叫的狗会咬人，不叫的狗咬人更凶。”会叫的狗，它汪汪叫了，你可以提防它；不叫的狗，正是等你不提防时，突然咬你。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姜瑞禄也是这样，尽管他给人以“老实”的假象，可是在许多地方还是露了马脚。
正在大家进行分析追查的时候，有人检举：“姜瑞禄把一只皮箱偷偷送走了，里头一定有鬼！”领导小组立即派人紧追，在三里外的火车站查获了姜瑞禄企图转移的皮箱，里面装有国民党反动派给他的委任状、调派令，还有他的工作资历等反动罪证和许多值钱的东西。从这些罪证中，知道这个家伙原来当了二十年左右的反动官吏，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果然是一只不叫而会咬人的恶狗！
罪证查获了，立即把姜瑞禄叫来审问。这个反革命分子还以为他的皮箱已经运走了，领导小组没有掌握什么材料。问他有什么罪，他还是以前那些话：“啊呀，我如果真有什么罪，听凭人民政府杀头枪毙都可以。”硬得很。等到把罪证在他面前一摆，他看抵赖不了，就说：“啊呀，我忘记掉了，我这个人真该死！由政府处理好了。”问他还有什么没有交待，他又说：“真的没有了，如果查出还有什么事，政府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审问以后，有的人说，这个家伙的罪行已经查清了，没有啥搞头了。姜汝旺说：不，对这件事还要进行分析。姜瑞禄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查出来的，不是他自己交待的。他没有交待的，我们没有查清的，是不是还有？我们不能轻信他的口供。以后，又继续进行追查。过了三个月，又把这个反革命分子埋藏在菜园里的白朗宁手枪挖了出来。搞出一条罪证，姜瑞禄表示认罪一次：“啊呀，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这个事情是有的，再没有别的了，政府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又来这一套。领导小组成员没有轻信他的口供，继续追查。第三次又把他隐藏的刺刀、子弹挖出来了。
这场斗争使大家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继续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勤俭大队又挖出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大队出现了一派对敌斗争的大好形势。
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但是，在大好形势当中，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倾向。
勤俭大队揪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少校，有人就兴高采烈地说：“揪出了一个少校，好得很！有了少校，还有没有中校？有少校必有中校！”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检举了一些人，而其中有一些是根据不足的。
姜汝旺和大队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指出：“……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
‘左’倾。”对照这条语录，大家议论了最近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姜汝旺把这些情况一条一条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细细地琢磨。他说：“对啊！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一定要防止‘左’倾啊！揪了一个少校，怎么可以说一定有中校呢？有少校必有中校，我看是唯心主义的。”
同志们都认为汝旺说得对。大家一致决定：对于怀疑对象，一定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严格执行党的无产阶级政策。
这个时候，有人指责勤俭大队的干部“右倾”，说他们把“现成的反革命放在那里不揪”。勤俭大队的同志们顶住了这种流言蜚语，坚定地说：“是不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是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问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他们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调查糊里糊涂，一调查清清楚楚。大队领导根据调查结果，根据党的政策，对被审查的人一个一个地作了全面分析，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别开来，对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不作批斗对象。
这个大队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过去被一小撮走资派长期包庇下来，挂着“教育专家”、“开明绅士”、“县人民代表”的头衔。在清队中，贫下中农摸敌情、摆线索，内检外查，终于剥去了他“革命”的外衣，原来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大家说：“我们抓了一条大鱼，清理阶级队伍真有名堂！”后来，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大队领导根据这个人的认罪态度，经过和贫下中农商量，决定从宽处理，给以出路。这样一来，有些人又叽叽咕咕，说什么：“清队辛辛苦苦，才抓了一条大鱼又放掉了，真没啥名堂。”
看来不过是几句话，却引起了大队领导的高度注意。他们在社员中及时组织了“‘清队’工作究竟是有名堂还是没名堂”的大讨论。经过辩论，大家认识到：我们根据无产阶级政策，给了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出路，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改造他。同时，这样做有力地分化瓦解了阶级敌人，一些人交代了要害问题，推动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看清理阶级队伍有名堂还是没名堂，不能只看揪了几个阶级敌人，而要从是不是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着眼。
党的政策落实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一面继续深挖阶级敌人，一面又狠狠地批斗了那些乘落实政策的机会，胆敢跳出来为自己翻案的阶级敌人。
就这样，勤俭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同时注意了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防止了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在反对“左”的时候，又防止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使斗、批、改运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拿枪不见鸟，还是有鸟没拿枪？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勤俭大队发生了一场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时，有的同志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大队是先进大队，领导骨干强，群众基础好，阶级队伍也清理过了，无产阶级专政很巩固。在这样一个大队里，还有什么可以“打”？还有什么可以“反”？现在搞阶级斗争，真好比是“拿枪不见鸟”。
于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场“拿枪不见鸟，还是有鸟没拿枪”的大辩论开始了。
大队党支部委员姜根土主持了辩论会。他说：“我们勤俭大队，一贯喜欢辩论，大家都说这是学哲学的一个好方法。有什么问题，大家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一分析，就一清二楚。今天，我们也开个辩论会，辩一辩拿枪不见鸟的思想对不对。”
八队一位老贫农首先发言，他说：“我学哲学学得不好，讲不出多少道理。我就讲讲我那孩子的事。这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对阶级斗争啥也不懂。可是这孩子也口口声声说什么打虎要打活老虎，吃鱼要吃大鲤鱼，现在都是一些死老虎，没什么好打的。”说到这儿，老大伯来了气，他继续说：“就在前几天，我们队那个刚从外地送回来由群众监督劳动的坏家伙对我那孩子说：‘你们青年人，劳动不要这么起劲，弄坏了畚箕，累死累活，干一年能挣几把锄头，几双畚箕？’我孩子上了那家伙的当，下午出工就不带畚箕，干活也不起劲了。他还说拿枪不见鸟，我看是鸟落在他头上还不知道呢！”说完，就气呼呼地坐下了。
姜根土说：“刚才老大伯说得很好，我们开辩论会，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把阶级敌人的新活动摆出来，就是批判拿枪不见鸟的思想么！”
一位妇女也站起来说话了：“我也说几句。昨天在地里劳动，我们队里的一个地主婆，干一阵，停一停，停一停，干一阵，看看天，叹了口长气，自言自语地说：‘咳！我的八字不好，要是八字好，就可以在家抱抱孙子，摇摇扇子，不用下地劳动了。’大家看，这个地主婆不是想复辟吗？我们五队妇女昨天狠狠斗了她一顿。她不老实改造，还散布迷信，说什么八字好不好，照这么说，八字好就可以继续剥削人了？”
她这么一说，大家更按捺不住了，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阶级敌人的新罪行。
四队一个社员站起来揭发：我们队那个“不叫的狗”姜瑞禄，现在已经变成疯狗了，他剥下了自己的伪装，露出了凶相。他不服从管制，还挑拨干群关系。……
一件件，一桩桩，更激起社员仇恨满腔。辩论会变成了揭发会、控诉会，对敌斗争的誓师大会。会上揭发出的一系列事实，驳倒了“拿枪不见鸟”的论调。
但是，勤俭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却没有满足这一点。他们总是自觉地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结合斗争实际学哲学。姜根土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根土接下去说：“矛盾普遍性这话大家都会说，可是会说不一定会用，在这个地方会用，不等于那个地方会用，昨天会用不等于今天会用。现在，就是有人一面在说矛盾的普遍性，一面却认为我们先进大队就没有矛盾了。在阶级社会里，那里会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呢？讲拿枪不见鸟的同志，真的是拿着枪吗？不是的，他们口头上讲拿枪，其实是早就把枪丢掉了。”
根土这么一说，大家对矛盾的普遍性理解得更深刻了，议论也更热烈了。
“我看，先进大队不是先进在没有阶级斗争上，而应该是先进在主动抓阶级斗争上。”
“就是么！不抓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先进单位！”
“我们大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但是巩固当中总还有不巩固的地方，总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么！”
大家议论到一块儿去了。贫下中农说：“蜂死了毒刺还会伤害人，蛇死了尾巴还会摇三摇，阶级敌人打倒了，还要作垂死的挣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
通过这场辩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群众擦亮了眼睛，“一打三反”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续昨，未完）
中共江山县委报道组
《浙江日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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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