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认真抓好群众性的科学实验
大连电机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曹志浩
我们厂是一个生产中、小型电机的工厂。过去,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企业技术改造缓慢,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电机生产长期徘徊在旧的水平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八年七月本厂成立革委会以后,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
革命和生产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生产更多更好的电机。但是,我们厂设备老、人员少。怎么办?有人说,咱厂电机生产已到了“极限”,再增产,是不容易做到的了。他们主张打报告,伸手向国家要设备、要劳力。但是,多数人不同意这样做,而主张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挖掘潜力,找到大幅度增产的路子呢?毛主席教导说:“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本厂电机生产不能发展,技术设备落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落后的技术设备,是可以改造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可是我们革委会成立后,只抓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忽视了抓科学实验。如果科学实验搞得好,认真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是可以进一步挖掘企业的增产潜力的。
方向认清了,路子看准了,刚要迈步,又出现了思想顾虑。我想,过去没搞过这项工作,对科学技术一不熟、二不懂,能抓到点子上吗?有些科研项目,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花了很多钱,搞了十几年,留下一堆废铁,今天如果再搞不成,岂不是将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吗?再说,我去抓科学技术,会不会犯“技术第一”的错误?一连串的问号在脑子里翻腾,觉得抓科学实验是件担风险的事情,心里没有底,说话腰杆子不硬。
怎么办?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主席的教导,打开了我思想上的大门。我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谈心,了解情况。革委会还组织了有五十四名老工人参加的工人调查组,对全厂科学实验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从全厂技术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摸到了大量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对抓科学实验,也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科学实验弄不好“劳民伤财”,是险上加险。甚至有人说,第一把手抓科学实验是搞“技术第一”、“不务正业”。还有人把科学实验说得很神秘,说什么大老粗抡锤头、摇摇把子行,搞科学实验可是门外汉。也有人对科学实验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说什么科学实验是科研部门的事,工厂搞是多管闲事,搞起来,也是“站在高山上望大海,远水不解近渴”。我把这些反映和自己的思想顾虑一一进行分析,认识到所谓抓科学实验“危险”、“无关”、“神秘”、“无用”等等,尽管说法不同,总的说来,都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在作怪。
抓科学实验究竟危险不危险?是不是“技术第一”?是不是“不务正业”?我和领导班子成员走到群众中去,在小型电机车间电机转子、转轴加工自动线旁,召开了现场会。早在一九五九年,厂内走资派靠少数人东抄西凑,关门设计这条自动线,不但不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群众参加,而且在线外架起三米多高的木板帐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四个大字,实行技术封锁。由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花了九十多万元,八年不能投产,成了一条“死线”。通过这一事例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所利用,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不抓科学实验,资产阶级就必然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少慢差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针对我们的“怕”字,老工人一针见血地说:“危险不危险,关键看路线,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科学实验,准没有错!”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项,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不是抓了危险,而是不抓危险。那种对科学实验抱着可有可无、可抓可不抓的态度,或把抓科学技术一概说成“单纯技术观点”,都是不对的。过去,对科学技术不敢问、不敢抓,表现是“怕”,实际是私心杂念作怪。于是,我在群众中带头斗私批修,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提高了对科学实验的认识,决心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科学技术,搞好科学实验。
为了破除部分干部和群众对科学实验存在的“无用论”、“神秘论”,我们又在小型电机车间召开了第二次现场会,让这个车间冲压工人讲述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坚持搞科学实验十年如一日的事迹。这个车间的冲压工段,过去生产电机定子,转子冲片,一直靠四十年代的冲床单机手工操作,产量低,质量差,经常发生事故。一九五八年,冲压工人对老设备大胆进行技术改造,取得一定成果。厂革委会成立后,冲压工人以大庆为榜样,自力更生,群策群力,边干边学,在技术人员配合下,经过一百多次试验,仅用半年时间,就创造了五条三联冲压自动线,改造了全部老设备,冲片生产由过去三道工序变成一道工序,产量成倍增长,十五种原材料分别降低消耗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六十。从冲压工人的实践中,大家看到了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看到了科学实验对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家感到,科学实验不是无用,而是大有作为;不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是可以迅速解决大问题。被资产阶级称为“大老粗”的工人群众,是科学实验的主人。尊重群众,才是真正尊重科学。依靠群众,才能不断发展科学。那种怀疑群众的作用,甚至用“神秘论”来吓唬群众的人,实质是在按照唯心论的先验论和“群众落后论”行事,是上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当。
经过分析,我们认识了抓好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去掉了思想上的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我们领导班子成员下了决心,在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同时,把科学实验纳入议事日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科学实验怎样才能抓好呢?毛主席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我们本着“大搞群众运动”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精神,在全厂建立起有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参加的科学实验队伍。以“三结合”科学实验小组为骨干,发动广大群众,大搞科学实验。开始,我们只注意组织上的工作,忽视了思想上的工作。有的工人不愿接触技术人员,说他们中毒深、靠不住;有的技术人员不愿沾技术边,想改行当工人;有的基层干部把科学实验看成是工人、技术人员的事,当成额外负担。“三结合”队伍一度人合心不合,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我们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关键问题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突出表现是对知识分子缺乏“两点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学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先后举办四期有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在学习班里,老工人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教育,用“两点论”正确对待技术人员;技术人员讲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工人相结合的收获。同时,批判刘少奇一伙推行“技术第一”、“洋奴哲学”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科研工作带来的危害,也批判“技术危险”、“技术无用”等错误倾向,从思想上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党委和革委会对技术人员从政治上帮助,技术上支持,生活上关怀,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使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得到落实。
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思想认识逐渐统一了,全厂科学实验遍地开花,到处结果。翻砂车间要搞一条铸件鳞板传送自动线,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花了五六年时间,什么也没搞成。这个车间的“三结合”小组和广大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干四十天,就把这条铸件鳞板传送自动线搞成了,使翻砂工人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我们不仅重视厂内“三结合”,也充分重视同厂外科研、生产单位的协作。通过协作,克服一个厂搞科学实验的局限性,搞了一个厂搞不了的科学实验项目。我们厂小型电机定子,过去一向是采用有溶剂漆和浸沉工艺进行绝缘处理,浸烘周期长,绝缘处理质量差,生产效率低,浪费油漆多,劳动强度大。要进行革新,光靠我们一家不行,因为油漆是哈尔滨绝缘材料厂生产的。为了攻下这个难关,我们和科研单位、油漆生产单位合作,经过半年的试验,搞出具有先进水平的无溶剂漆新材料和电机无溶剂漆定子浸烘自动线,使定子浸烘周期由四十八小时降到二十四到四十八分钟,生产效率提高六十到一百二十倍,还节省了材料,减少了作业面积,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是多快好省发展生产的重要保证。我们厂近二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开展科学实验活动,过去许多年没办成的事情,现在办成了。全厂实现比较重大的革新项目二百九十八项,自制专用设备一百七十五台,先后创建成功八条生产自动线,基本实现了电机生产机械化、自动化,还试制成功J04新型电机、新系列轧钢辊道电机、硬质合金冲模等新产品。一九七○年电机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科学实验培养了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推动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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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技术精益求精
龚平
有人认为:“只要政治表现好就行了,学不学技术没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生产建设中,我们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绝不是说不要学习和掌握技术。政治和技术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要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才能做到多快好省。
有的人在学习技术上感到“理不直,气不壮”,甚至不敢看技术书籍。这是对技术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的表现。我们反对“技术第一”,并不是不要技术,我们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也不是不要技术。应该把学习技术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
我国原来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解放后,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和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相比,我们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还是比较落后的。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新工人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在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提倡努力学习和掌握技术,对于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是对人民有利、对革命有利的事,就应该积极去做,不应该缩手缩脚。
“思想红,技术自然会精。”这种观点也不正确。政治觉悟高,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这是学习技术和尽快掌握技术的有利条件。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把可能变成现实,还须下一番苦功夫才能真正达到。因为技术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同自然界作斗争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是一门科学知识,绝不是不费力气就可以掌握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现有的、已经被认识的科学技术,还要不断提高技术,不断探索尚未被我们认识的自然规律。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克服种种鄙薄技术的思想,努力学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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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摸清客观规律 保证行车安全
山东省潍坊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员 刘学聪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开汽车也是如此。只有认识汽车的技术性能,汽车和公路、车、马、行人的关系,掌握它们的规律,才能开好汽车。十几年来,我在行车中,注意观察车、马、行人在各种情况下的不同的动态,掌握与汽车行车有关联的各种事物的情形。在公路上行车,不是与行人打交道,就是与马车、自行车、牲畜打交道。通过不断观察,我发现:在风大的时候,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大都愿抢上风头走;在下雨天,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大都不愿离开公路中间的沥青路面;有急事的行人只顾快走,往往不注意来往汽车;闲逛的人东张西望,精神不集中,与汽车突然相遇就会惊慌失措;牲畜竖起耳朵或翘起尾巴,是要惊蹶的表现;大人与孩子行走,孩子贪玩,有时不和大人一块,大人一见来了汽车必然唤孩子,孩子就要跑向大人一边……。由于我注意观察和掌握这些情况,避免了很多事故的发生,开车十八年,安全行车七十多万公里。
但是,对事物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认识到,总还有认识不到的事情,在行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次,我在沂水地区行车,对面来了一辆马车,后面还有一个人推着一小车煤。我在离马车五十多米处按了喇叭,目的是看一看牲畜的动态,结果牲畜没有惊蹶的表现,我认为可以安全通过了。不料,推车的人突然推着小车向左边来,想超越马车。这时我采取紧急停车措施,虽然没发生事故,但很危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通过学习《矛盾论》,我才明白: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观察情况,不仅要了解共性的东西,还要了解特殊性的东西。在行车中,我发现马车后面有一辆小推车,根据一般情况,载重的小推车是不可能超越马车的。所以我对小推车突然超越马车,缺乏警惕,没有准备,因而处于被动地位。以后我就经常做好准备,思想上高度警惕,宽路当窄路开,好路当坏路开,人少当人多开,无人当有人开,空车当重车开,行驶中与行人、车辆、牲畜保持一定距离,当突然出现问题时,就有回旋的余地了。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教导,我在开车过程中,紧密联系实际,不断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处理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是汽车驾驶员们通过实践得出的一条经验。它说明了安全与速度的关系,快与慢的关系。在行驶中,看来“停三分”是慢了,“抢一秒”是快了,但无数事实证明,“停三分”不但不慢,反而快了;“抢一秒”不但不快,反而慢了,甚至会发生重大事故。我们知道,无人看守的铁路与公路交叉口设有一个警告标志,写着“一度停车”。大多数驾驶员到此将车一停,观察一下左右有无来往的火车,但有极少数驾驶员为了“抢一秒”,就冒险通过,有的因抢这一秒而发生了重大事故。发生事故,就不只是个慢的问题了,更严重的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另外,两车交会,人车相遇等,都有这种“三分”与“一秒”的关系。例如:两车交会通过一座窄桥,若是两车都抢这一秒钟,就可能发生撞车事故。因此,我在开车中,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时,都是做到“礼让三先”——先鸣号、先让、先停。
在我们驾驶员中还有这样一个经验,叫作“十次出事九次快”。这个“快”,当然是行车的速度不适当的快。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发生的事故,速度太快常常是肇事的原因之一。我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十几年来,经常保持中速行车。不适当的快是肇事的一个原因,但是并不是说“慢”就一定不发生事故,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开慢车也会发生事故。
二、机件失灵绝不是偶然的。汽车运输部门发生事故的原因之一叫“机件失灵”。有的人强调机件突然失灵不好预防。其实不然。有一次,我开车走到一个下坡路,前面是涉水路面,我一踏刹车,不灵了,车到涉水路面被沙一挡才停下来,我急得出了一头汗。一检查,发现刹车管子断了。这次虽然未造成损失,但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回公司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卡子松动,管子接头早有漏油和裂纹的痕迹。这就是说,管子并不是“突然”断的。事物的变化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想机件不突然失灵,就必须防微杜渐。因此,我就做到“三勤”:勤检查、勤保养、勤修理。在检查中,不但用眼看,而且用手触动。管子接头里面有裂纹,眼看不出来,但用手摇动几下就可能掉下来。发现有毛病就立即排除。所有的油管子,我都把卡子紧牢,有与其它机件接触的地方,我就把管子曲个弯或包起来,防止磨耗。从这以后,没有再发生机件“突然失灵、中途抛锚”的情况。
三、摆正保证安全行车与完成任务的关系。有的人认为要保证安全行车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保证安全与完成任务的关系,是多快与好省的关系,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必须全面地去看。我开车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一般都中速行驶,这比高速行驶慢了一点,但是我尽量压缩非生产时间,到站办完手续,检查完毕,马上就走,结果我跑的里程反而比较多。“不怕慢,就怕站”。我回公司时,如果天还不太晚,总是再去跑一趟短途。这样积累起来,完成的任务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十几年来,我既保证了行车安全,又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还节约汽油一万多公升。
四、不开“斗气车”,不开“逞能车”。汽车运输部门有个规矩,叫“礼貌行车”。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一般情况下,你礼貌让他,他也礼貌让你,互谅互让,可以避免事故。若是碰上不礼貌行车的怎么办?往往容易“斗气”,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两个人都赌着一口气开车,这就叫开“斗气车”。开车斗气最危险。一座窄桥,你也抢,我也抢,往往要撞车;一个要超,一个又不让,也往往会出问题;夜间行车,你不关大灯,我也开着大灯,眼睛一花就可能出事故。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我体会到,对方来车不礼貌,这就存在着一个不安全的因素。若是我一“斗气”,也不礼貌,就等于给未爆炸的炸弹发火,促使事故的发生。若是我不“斗气”,迅速躲让,就可以转危为安。有一次,我去临沂,途中遇上一辆汽车,车速很快,路很窄,车向我猛冲过来,我就迅速靠路右边停下,他“刷”地一声紧靠我的车过去,险些撞上。这个事例说明,只要一方行车不礼貌就可能发生问题。因此,凡遇上这种情况,我就主动早让,使矛盾转化。千万不能强调“你无理,我有理,发生事故你负责。”若是发生事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失,“我有理”,“他负责”又有什么用呢?况且,这个“有理”实际上也是问题。
开“逞能车”的人,多数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技术高明的人。他们爱在别人面前露一手,“你看我开得多利落”,而结果适得其反,容易发生事故。骄傲是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也是安全行车的大障碍。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导,我在驾驶中,努力防止骄傲自满思想的抬头,防止开“逞能车”,保证了行车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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