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枭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围攻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鲁迅，“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为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很清楚阶级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枭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积极的作用。而且也确如鲁迅所说：在这场论争中，“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人跟随革命前进，终于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它的大部分倡导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暴力与黑暗”，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也没有，却拨弄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吹自擂，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用极恶劣的手段集中攻击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正在走上马克思主义者道路的鲁迅，并没有为这场围攻所吓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赋予了鲁迅以新的战斗生命，使他的匕首和投枪磨练得更加锋利了。正如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那样：“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为了戳穿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鲁迅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他认为，要在文艺问题上“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主义科学这大源泉的”，只有“深通学说”（指马克思主义），才能“催促”文艺走“向正确，前进的路”。鲁迅诚恳地教育革命青年：要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就必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看出了这一批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鲁迅完全正确地指出：“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因而，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和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那一套对于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在文艺与政治问题上，鲁迅揭露了他们虽然高唱“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大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公然鼓吹要用他们的思想“化大众”，胡说什么有了“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层应该“教化”只有“自然生长性”的工农。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这批人不过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指出了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因而，他们笔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无产气”的资产阶级的冒牌货。
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斗争。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的指挥下，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攻击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是对党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给鲁迅加上了“破坏统一战线”，“搞分裂”等一系列罪名，使用明枪暗箭，再一次发动对鲁迅的围攻。
但是，巍然屹立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并没有屈服于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坚决地进行了回击。这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学说、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斗争的中心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周扬一伙鼓吹“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应该“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谬论。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以强调和突出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因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还认为：这新的口号，既“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继续努力向前进”，也是“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
在这里，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内，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领导，决不能迎合和迁就资产阶级的思想。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揭破了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及其走卒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欺骗，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和理论上鉴别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斗争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也是鲁迅识别和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武器。
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带着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来到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在几十年的战斗中，锻炼了他的深刻的观察能力，也培养了他的一贯重视实践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因而，他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能运用自如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切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给自己装饰上多少漂亮的词句，但只要一接触到斗争实践，就不能不拖出假马克思主义的尾巴来。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就是从那些号称“革命文学家”们根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这一特征，识破了他们的伪装的。
这些喧嚣文坛的“革命文学家”们，虽然“摆着一副极凶恶的‘左’倾的面孔”，实际上不过是口头革命派。鲁迅用文字画出了一幅讽刺画，极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们的可笑嘴脸：他们“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忽而钻进“革命咖啡店”，在“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里，“指导‘龌龊的农工大众’”，忽而“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看穿了这些人搞的所谓“革命文学”，实际上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他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而那些“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即使“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不仅如此，鲁迅还提出了这些“革命文学”倡导者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从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表象中发掘出其必然向极右堕落的本质。他的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一纸向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宣战书。鲁迅严正地告诫革命的文艺青年们：“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还警告说：不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不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历史的辩证法正是这样。时间没有过多久，那些鼓噪一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们，在斗争实践的考验下，他们的“纸战斗的新梦”破灭了，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纷纷临阵脱逃，或者变成“和第三种人一气”；或者“跟在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到了“国防文学”口号出笼的前后，更有甚者，是纳款投敌，自首输诚，以至投书告密，成为可耻的叛徒。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钻进党内、窃据了“左联”领导大权的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伙叛徒、特务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关头，疯狂推行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用“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作为他们卖国投降的反革命纲领，完全脱掉了“左”的外衣，终于彻底暴露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叛徒嘴脸。
鲁迅对文艺战线上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解剖，不仅为我们把文艺战线和政治战线结合起来，识别“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识别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提供了启示。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鲁迅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用于斗争实践，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怕孤立，不怕围攻，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句洋溢着不断革命精神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逝世前的最后时刻，针对“四条汉子”及其一伙的诬蔑，做出的坚定的答复。这永葆革命青春的豪迈声音，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从革命文学论战到两个口号之争，左翼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铁铸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领会得最深刻，执行得最坚决。正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马克思主义钻研得最认真，理解得最深刻。
在六十年代，一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妄图给鲁迅加上什么“先知”的光圈，抹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实践给鲁迅后期战斗带来的新的思想和力量，都是白费心机的。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面，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伟大榜样。
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写作，为革命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这一向是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座右铭。他在文化界的盛名，虽然使敌人发抖，却从未使自己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用来鞭策自己的是从不满足，永不松懈的学习和自我改造：“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认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不仅用以“狙击”敌人，首先应该“狙击”自己世界观中不正确的东西。因为“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曾经“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他，但这样的“狙击”者“终于没有出现”，于是，他只好“自己来补足这个缺陷”了！为了戳穿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为了使“想操这刀子狙击我的人，也能狙击在致命的地方”，鲁迅开始了一面学习、一面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这完全是为了战斗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改造自己，并通过斗争实践完成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鲁迅曾经用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并反击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实践。他把当时翻译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理论比做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士窃火给人间。他充满革命豪情地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以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刺进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心脏。
正是这样，鲁迅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卓越战士。不管他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势多么复杂，也不管当时左翼文艺战线内部，由于叛徒、内奸的出卖，而出现了怎样分裂和重新改组的局面，鲁迅总是能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确切地识别阶级敌人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举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三十多年来，无论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搏斗，一直在进行着。今后也还要进行下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光辉业绩，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只有不断地在斗争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提高识别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且揭露他们，同他们作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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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知的光芒”背后
解放军某部 解胜文
在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曾经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论者，说什么鲁迅的话保存着“先知的光芒”。
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觉”者吗？这完全是欺骗。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一照，就可以看到，在“先知的光芒”背后，有一小撮化了装的恶鬼在向鲁迅放暗箭。这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妄图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诬蔑成是一个无根无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人。这是在肆意歪曲丑化鲁迅！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毕生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并在斗争实践中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严格地“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迅速地从一个进化论者发展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根本不承认会在荒野里自生自长出“天才”来，更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天才”。他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正是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使鲁迅源源不断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挤出了“奶”和“血”。鲁迅极力反对文艺工作者“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这是鲁迅对“特殊天才”论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先知的光芒”的有力批判。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鲁迅描绘成“先知先觉”论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封“先知”，自充“向导”，欺骗人民。无论是“先知”的诡辩，还是“天才”的妄说，统统不过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哲学。且看，王明为了当核心，曾经自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刘少奇为了篡权，曾经自封“刘克思”；这类政治骗子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却偏偏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遇时机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妄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要惩罚那些大不老实的人。这些戴着“先知”桂冠的太上皇，不是一个个地从他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吗？这就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先知的光芒”背后蠢动的刘少奇一伙“天才”、“伟人”，只不过是逆潮流而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