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为改变山区医疗卫生面貌而斗争
——记铅山县英将公社医疗卫生工作队
江西省铅山县英将公社医疗卫生工作队,有七名医务人员,他们是一九六八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从上饶城市医院来到英将公社集体插队落户的。两年来,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改变了这个边远山区一无医、二无药的面貌。他们回顾两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的战斗历程,深有感受地说:“过去的嫩脚板,现在变成了铁脚板;过去在城里有‘修’气,为少数人服务有暮气,下来与贫下中农一比服了气,为大多数人服务有朝气。”
不断改造世界观
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都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这七名医务人员刚来到英将集体插队落户时,虽然在口头上说要为贫下中农服务,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出现了立场、态度、感情上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他们到英将不久,有位患鼻窒肉已经十年的老妈妈要求治疗,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五官科医生,转到城里去看。”又有一个患嵌顿性股疝的女社员要求治病,他们也是开了个转院条子。后来,贫农祝家瑜同志参加了医疗队的斗、批、改,提到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而你们却把一个一个病人转送到城里去,这能够说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吗?”贫下中农的批评,给了医务人员很大震动。他们说:这个“转”非同小可,不只是转了一两个病人,而是转了医疗队的大方向。不是鼻窒肉、嵌顿性股疝不能治,而是我们缺乏毛泽东思想,对贫下中农阶级感情不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在头脑里没有肃清。后来,他们登门把那位患鼻窒肉的老妈妈重新请进医院,把她的病治好了。老妈妈感激地说:“叛徒刘少奇害我十年呼吸困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我扬眉吐气,我家世世代代要永远紧跟毛主席。”
这件事深深教育了他们。从此,他们树雄心立壮志,决心突破疑难疾病关,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上,小横大队老贫农罗来万患机械性肠梗阻,生命危在旦夕,必须立即剖腹治疗。一位中专毕业的外科青年医生乐训佳同志,勇敢地承担了主刀任务,由一个内科医生和护士当助手,用电灯代替无影灯,竹床代替手术台。在手术进行中,突然电灯熄灭了,他们在五支手电筒照射下继续战斗,终于胜利完成了手术任务,使罗来万恢复了健康。
随着世界观的不断改造,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也不断增强,不但治好了许多疑难疾病,而且治好了资产阶级医疗“权威”所谓的“不治之症”。
有一天,八都公社贫农社员魏元球,患中毒性肺炎,他的父亲和社员把他抬到英将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不省人事。这样危重的病人,医疗队的同志很少见过,可是,他们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们豪迈地说:对待阶级兄弟的疑难病症,不应首先考虑能不能治,而是首先要考虑治。要不要治,是立场问题,大方向问题;能不能治,这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于是,他们收下病人进行治疗。经过二十几个不眠之夜的紧张战斗,连攻下休克、毒血症、肺水肿三大难关,使这位贫农社员痊愈出院。他们用实际行动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从此,他们的心和贫下中农紧紧地贴在一起,做到了急贫下中农所急,痛贫下中农所痛,在技术上也精益求精,两年来抢救了垂危的阶级兄弟一百四十六名。
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他们从为城市少数人服务,到为大多数人服务;从高楼大厦,到深山沟;从脱离工农的白面书生,到放下架子成了黝黑的普通劳动者;从摆弄洋设备,到身背药箱田头就医;从单一的西医,到成了中、草、西医结合的多面手,这都是在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结果。
从此,他们也成了客观世界的改造者。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变了英将山区一无医二无药的落后面貌。各个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培训了“赤脚医生”一百二十二名。经过轮流集训,临床实习,边带边学,这批“赤脚医生”一般都能单独医治流行性脑炎、疟疾、肺炎等疾病,并能用草药、针灸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还学会了战时急救、止血、包扎等技术。
医疗队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他们“一把碾槽,一把菜刀”,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制成了适应防治本地区疾病的中、草、西药丸剂四十余种。还帮助各个大队办起了土制药厂,使全公社合作医疗经费由每人每月开支八分一厘,降到三分九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制度。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有医有药在身边,就象吃了定心丸,不再为病去担忧,有病就看真方便。”江西省铅山县革委会报道组 江西省上饶专区革委会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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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外科技术普及到农村中去
广东省琼山县龙塘公社是个偏僻的山区,合作医疗办起来以后,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公社卫生院外科力量薄弱,连个小手术也不能做,平时遇到急需开刀的病人就得往县里送,增加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影响了革命和生产。今年二月,解放军某部医院医疗队,到龙塘公社开展群防群治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很多贫下中农患有各种外科疾病,得不到治疗。医疗队的同志认识到:把外科技术普及到农村中去,建立一支贫下中农自己的外科技术骨干队伍,是贫下中农的迫切需要,也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需要。于是,他们积极帮助公社培训外科技术骨干。
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一带、二帮、三教。
“一带”,就是带思想、带作风。医疗队的同志首先组织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学习光辉的“老三篇”,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技术第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地为革命学技术。同时,在实践中处处言传身教,培养大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一次,队长谢朝秀发现一个医生操作不够认真,结扎时打了个“反结”,就一边纠正,一边指出:我们是人民的医生,一举一动都要为人民负责。打个“反结”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在关键的部位,一个结打不牢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千万马虎不得。手术后,他又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这个医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以后手术特别认真。
“二帮”,就是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帮助公社卫生院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建立手术室和解决手术设备缺少的困难。他们就地取材,用竹子做手术拉钩、镊子、刀柄、钳子,用椰子壳做消毒碗,并自制胃肠减压器和输液用具等,既经济实用,又便于携带。手术后抗感染,也用中草药代替抗菌素,尽量节省合作医疗经费开支。象胃次全切除术这样的大手术只用几元钱,切除阑尾、肿瘤等中、小手术只用四、五角钱至一、二元钱。医疗队还从实际出发,帮助公社卫生院制定了有利于病人的术前、术后护理制度和手术操作要求,不断提高手术医疗质量。
“三教”,就是手术台下讲,手术台上教,边做边教,使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很快地掌握了术前准备,术后护理,针刺麻醉,手术中切开、止血、结扎、缝合等基本知识和技术。公社卫生院医生林树盛,和医疗队同志一起操作,只几天时间,就掌握了耳针麻醉技术,他逢人就说:“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就是好”。这个公社已有四名医务人员,在短短的二十天里,学会了做疝气、阑尾炎、甲状腺囊肿、睾丸鞘膜积液、小瘤肿等中、小手术。
现在,这个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已成为农村外科技术力量的骨干,他们在医疗队的带领下,先后为贫下中农成功地做了各种手术一百六十二个,其中大、中手术六十五个。龙付大队贫农周弟心,九年前得了甲状腺肿大,说话都很困难,也不能参加生产。新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正三,从小身患疝病,久治不愈。现在他们两人经过公社卫生院治疗都恢复了健康。公社卫生院还按照解放军医疗队的办法,向大队“赤脚医生”普及外科技术,使一些小手术能在大队做。“赤脚医生”吴爱风,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经短期学习后,已能掌握粉瘤、疖肿切除等小手术和外伤救护处理,及时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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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参加生产劳动的自觉性
江苏省响水县黄圩公社龙背大队“赤脚医生” 潘忠仁
我从一九六五年起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开始时,我坚持走亦农亦医的道路,劳动在哪里,就把药箱背到哪里;到哪里治病,就在哪里参加劳动。群众热情地称我是“劳动的好把式”、“不脱产的土医生”。
后来,我们大队建立了门诊室,我不仅负责治病,还要清理账目,整理内务等等,忙不过来,参加劳动的时间就少了。由于我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好好地替贫下中农治病,少参加点劳动,群众是会谅解的。这样,就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时间长了,思想感情也逐渐起了变化,习惯于等病人上门,坐门诊室治病。深夜出诊,没有以前那股劲了,甚至不乐意;到了卫生条件较差的社员家里,不愿多讲话,看完病,打好针,马上离开。群众对我的这种变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社员说:“‘赤脚医生’不‘赤脚’了”,“‘土医生’变成‘洋大夫’了”。
大队党支部觉察到这个情况,立即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要我不脱离劳动,永远不改劳动人民的本色。老贫农丁俊标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忠仁啊!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大权交给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掌好权啊!‘赤脚医生’脱离劳动,思想就会由懒变修,我们的医疗卫生大权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党支部的深刻教育,老贫农的热情帮助,使我猛醒。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进一步认识到,“赤脚医生”参加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变不变质、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大问题。认识提高后,我又积极地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为了坚持参加劳动,我认真总结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订出了治病、劳动和学习的计划。我利用早晨时间巡回医疗,了解群众健康状况,上午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下午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治病,晚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账务,搞好药物器械消毒,做好第二天的治疗准备工作。为了保证急性病患者及时得到治疗,我就在门诊室附近的生产队实行定点参加劳动,做到劳动、治病两不误。去年抢播三麦中,我虽然有病,还和社员一起耕地。群众关心我,不要我参加,我说:“多参加一次劳动,才能多增加一分劳动人民的感情啊!”我由于坚持参加了集体劳动,进一步增强了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把贫下中农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去年七月,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蔓延,我白天发动群众搞好防疫工作,晚间为群众治病,自己发高烧,还坚持工作。贫下中农称赞说: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本份,我们“赤脚医生”更不应该脱离劳动。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提高参加劳动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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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下中农的好女儿
——记壶关县模范“赤脚医生”侯福枝
在山西省壶关县常行公社崔家庄大队里,经常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背着个药包,东家出,西家进,送医送药上门。她就是晋东南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壶关县的模范“赤脚医生”侯福枝同志。
为贫下中农服务全心全意
一九六八年,侯福枝从长治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回到了她的家乡——崔家庄大队,决心在农村当一辈子“赤脚医生”。
她回到大队后,贫下中农有了病,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她一听说,不等上门叫,就自动去看,从不叫苦叫累。有一次,她得了重感冒,正躺在炕上发汗。一听说社员侯付兴病了,她就挣扎着起来给侯付兴看病。侯付兴病情很重,高烧四十度,她一连守护了两天两夜,直到病人转危为安,她才放了心。当她正准备回家休息时,树掌公社教掌大队的一个社员又来叫她了,说家里有危急病人。崔家庄离教掌村有十来里路,中间又要爬山,又要过沟,很不好走。她二话没说,背起药包就去。这时,有人说:“福枝,你是咱们大队的医生,何必去外队?”她回答说:“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人,为了帮助咱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五十多岁了,还要不远万里来中国哩。我就不能去外队吗?”又有人说:“可是你有病呀?”她又回答说:“人家白大夫是为抢救病人感染而死的,难道我自己生了点小病就不能出诊了吗?”她就是这样,牢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站在太行山,眼观全世界,学习白求恩,红心献给党,那里叫那里去,两年如一日。
为贫下中农治病少花钱
侯福枝在为贫下中农治病中,发现有的社员经济困难。她想:怎样才能做到为贫下中农治病不花钱或少花钱呢?她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的伟大教导,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访问。不少群众告诉她,用民间流传的土方土法土药治病,就可以少花钱或不花钱。于是,她就到处收集起土方来。一天,她听说离崔家庄十几里远的川底大队有个土医生会用土法治牙痛,她就爬山越岭跑去请教。可巧她爸爸这时害牙痛,就先让她爸爸试验这个方子,结果疗效很好。这更鼓舞了她收集土方土法的积极性。她所收集到的土方,首先是在自己和家里人身上试验后,才为群众用。她说:“自己多吃苦,群众可以少吃苦,为了给贫下中农治好病,我吃点苦算得什么。”她劳苦奔波半年多,共收集了四百多个土方验方,并且学会了针灸、拔火罐等土法医疗技术百余种。伤风感冒、胃痛、牙痛、痢疾、肺炎等一百五十多种常见病与多发病,她都能够用土方土法土药治疗,从而为贫下中农大大节省了药费的开支。一九六八年全大队支出药费三千零二十元;一九六九年采用土方草药治病后,才花了四百二十元。
为贫下中农找药不怕难
土法治病的问题解决了,缺药的问题又来了。虽然所用的一些土药,都是本地产,但有时正要用,可就找不到,特别是一些急性病,迟找一步就会耽误。怎么办呢?在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下,侯福枝又到处奔波起来。那里长有药材,她就到那里去刨。不认得药,就找老药农请教。她听说城寨大队有个老药农,认得很多药,她就去拜访。老药农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实地指教,她就让他讲述各种药材的形状,自己上山刨,拿回来请老药农认。她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这位老药农,为了把自己认得的本地药材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她,他抖起精神,跟她到山上去边采边教。这样,只两天时间她就认识了四十多种药材。她不仅自己上山刨药,还发动社员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刨药种药运动。去年一年,全大队连采带种,共收回各种药材一千多斤。在大队建立了土药房,实行了合作医疗,改变了这个大队缺医少药的面貌。广大群众称赞说:“福枝根正心红,真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女儿!”
壶关县革委会、
人武部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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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某部卫生工作队在农村广泛普及防病治病知识。他们手把手地教黎族“赤脚医生”和女社员练习包扎技术。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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