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两个口号 一条黑线
湖南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五四”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历史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紧密配合王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抛出一个又一个资产阶级文艺口号：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有“国防文学”，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有“全民文艺”。两个口号代表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彻底铲除这条黑线，对于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十年代中期，围绕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党内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牢牢掌握领导权。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叛徒王明、刘少奇却全盘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地位，叫嚷要共产党变成“中国全体人民”的“政党”（王明），胡说“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一件事”（刘少奇），妄图把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条亡党亡国的投降主义路线。
早就投靠王明的周扬一伙，立即把这种投降主义理论搬到文化界，无耻地吹捧它是“最有力的最正确的指针”。根据这个“指针”，周扬赶忙炮制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
何谓“国防文学”？用周扬的话来说，就是“全民族的文学”。据说这种文学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派别”，不分“信仰”，都是为“国防”服务的。谁来领导呢？周扬一伙说：“不必把这层强调地提出来”，因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应由“各派的斗士”“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它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领导地位，无耻地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是关系抗日战争成败，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头等重大问题。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周扬尾随王明、刘少奇，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公开出卖给资产阶级，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葬送中国革命，完全是一副叛徒嘴脸！
同周扬相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根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强调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尖锐地批判了周扬等“四条汉子”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权，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周扬一伙却对鲁迅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打着“国防文学”的破旗，纠合一切反动势力，对鲁迅“大布围剿阵”，进行疯狂的围攻和迫害，完全充当了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
六十年代的“全民文艺”和三十年代的“国防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投降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种。
解放后，当一九五七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究竟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放弃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刘少奇却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正是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里，周扬多次提出了“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主张。一九六二年他公开举起了“全民文艺”的黑旗。这个所谓“全民文艺”，是他三十年来全部反动文艺思想的总暴露。
周扬说：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叫嚷什么文艺应当“既反映阶级的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广泛需要”。明目张胆地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为工农兵服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就是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则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周扬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玩弄“超阶级”的骗术，用“全体人民”的托词，偷换为工农兵服务的概念，妄图把资产阶级这个革命的对象当做服务的对象，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改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和美化。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取消了文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任务。
什么“既反映阶级的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利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利益”。周扬鼓吹的“全民利益”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今天，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则千方百计地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作为从属于一定阶级和一定政治路线的文艺，要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要么为复辟资本主义造舆论，二者必居其一。周扬的所谓“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满足广泛需要”，实际上是要“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满足”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全民文艺”是一个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而进行舆论准备的纲领性口号。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思想斗争，文艺斗争，总是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斗争。周扬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所推行的文艺黑线，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口号，但都是王明、刘少奇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产物。王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对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周扬文艺黑线正是适应它的需要，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服务。同周扬文艺黑线的斗争再一次证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在文艺上产生什么样的口号和主张为它服务。文艺斗争总是政治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这是我国三十年来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同周扬文艺黑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着政权问题而进行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周扬抛出“国防文学”，目的在于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维护蒋介石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全国胜利后，周扬鼓吹“全民文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效劳。这就是周扬文艺黑线的反动实质。
周扬为了掩饰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为自己提出的两个反动口号制造了种种理论。其中一个主要论据是“配合”“形势变化”论。
三十年代，周扬抓住“形势变化”大做文章，反复说：“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新的基本的变化”，他的“国防文学”就是“配合”“这个形势”而提出的。到了六十年代提倡“全民文艺”时，又是同一副腔调：“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句话，“配合”“形势变化”，就是这个叛徒几十年来投降资产阶级、背叛无产阶级的借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客观形势的变化，就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无产阶级必须从阶级观点出发，对于变化了的形势作出阶级分析，把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局，认清形势的本质和主流，从而正确地提出自己的战斗任务，制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把革命引向前进。
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周扬，却完全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抽掉了“形势变化”的阶级内容。三十年代，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周扬却借口民族矛盾上升，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盘抹煞国内阶级矛盾，抹煞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阶级本质，把只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说成是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周扬又借口“情况不同”，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教导，捏造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地完成”的谎言，妄图一笔勾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取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掩盖他在“全民文艺”的幌子下“配合”复辟资本主义“形势变化”的险恶用心。
现在，周扬文艺黑线已经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正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批判周扬文艺黑线，必须从政治上清算它配合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清算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批判这条黑线，是清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彻底批判周扬文艺黑线，才能肃清刘少奇在文艺界的流毒，也只有紧密结合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真正把周扬文艺黑线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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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国防文学”的反动本质
武汉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周扬一伙在三十年代狂热鼓吹“国防文学”时，胡说什么要建立“全民族的文学”，在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问题“不必把这层强调地提出来”，“‘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
周扬真是主张对领导权不必“强调地提出来”吗？不是的！周扬的所谓不必强调提出领导权，就是不准强调提出共产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而要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对文化战线的统治。他伙同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对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恶毒攻击鲁迅提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不正恰恰说明，周扬强调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领导，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吗！
为了建立“国防文学”的“天堂”，周扬狂叫：“战争的飓风已把过去许多因为思想、倾向、修养，甚至所在地域的不同而成为非常疏隔的作家吹拢到一起了。”“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是一条战线的战友”，都必须“团结一致”。
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难道帝国主义文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文人、买办文人能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不！他们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只有把他们揭露，把他们战胜，才能巩固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鼓吹不分“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团结一致”，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无产阶级放弃对文化战线的领导，而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吗！
为了从文艺创作上实践这一反动理论，周扬大肆鼓吹：“国防文学的主题”“不局限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激化的场面”，要描写“象赛金花一样的”“民族英雄”。
不去热情地讴歌和描写震撼世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却偏偏要去描写一个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为帝国主义奔走效劳的汉奸妓女赛金花，并冠以“民族英雄”，这是什么文学？这是赤裸裸的卖国主义的汉奸文学。
在周扬反动的“国防文学主题”论的影响下，当时，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一批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宣扬投降主义的所谓“国防电影”、“国防戏剧”、“国防音乐”，以及许多“全民牌”小说。这些毒草，或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树碑立传，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描写成向蒋匪军屈膝求饶的奴才；或是将大地主、大资本家、汉奸描写成抗日救国的“英雄”，而把人民诬蔑为“乌合之众”；或是故意渲染帝国主义的“强大”，散布“亡国奴”的悲观论调，兜售亡国主义；或是宣扬阶级调和，散布和平主义，为蒋贼开脱罪责，反对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什么“国防文学主题”，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服务为“主”，以歌颂反动派为“题”。事实证明，周扬鼓吹的“国防文学”就是卖国文学、叛徒文学、汉奸文学，是帮助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绞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文学。
全国解放以后，周扬窃取了文艺界的领导大权。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支持下，他伙同夏衍、田汉、阳翰笙，一次又一次跳出来进行猖狂的翻案复辟活动，公开诬蔑鲁迅，千方百计为“国防文学”翻案，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把刘少奇和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冲垮了。但是，围绕“国防文学”进行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四条汉子”散布的各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狠狠打击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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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民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艺
解放军某部战士 卑赢 根源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历来对抗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大放“全民文艺”的烟幕弹，企图打着“超阶级”的幌子，以掩人耳目的骗术，为复辟资本主义进行舆论准备。在六十年代，他们“制造”了这样一个衡量文艺的标准：叫做文艺应该“有助于增长人民的知识和智慧”，并且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娱乐”，“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凡是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工农兵所需要，都是为工农兵服务，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是一派胡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文学艺术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向前发展，就必须歌颂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的文艺才是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文艺。
什么“增长知识”，“得到享受”！从被“四条汉子”捧为经典、拚命吹嘘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直至今天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现代派”、“抽象派”文艺，在它们浩如烟海的作品里，标榜了那么多的王公贵族，小姐太太……这些决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在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观念，替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
什么“满足人民的正当的精神需要”！我们说这“正当”两字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不可能有共同的标准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鼓舞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文艺；而资产阶级需要的则是，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海瑞精神”之类的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对于无产阶级是天经地义的正当的“精神需要”，而从资产阶级看来简直大逆不道。资产阶级文艺对于资产阶级是“正当”的“精神需要”，而从无产阶级看来，就“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为阶级观念形态的文艺，是决不能“合二而一”，也决不是“全民所有”的。
“四条汉子”鼓吹的能“丰富精神生活”的又是什么东西？“如轻音乐，戏曲《游园惊梦》……凡能满足精神需要的，百花齐放”。周扬在这里又露了马脚！原来他讲的“百花齐放”，应理解为毒草丛生。
戳穿西洋镜，“四条汉子”笔下所谓的“人民”两字，不过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名词而已。他们用这种自欺欺人的代名词作遮羞布来披在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身上，只能欲盖弥彰。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使资产阶级文艺的出笼“合法化”。
在“四条汉子”“全民文艺”论庇护下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是一些充斥着低级、腐朽、肮脏的资产阶级丑恶灵魂的反动文艺，只能增长牛鬼蛇神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知识”，只能满足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无耻最糜烂的“享受”，只能丰富一切反动派的反革命的“精神需要”。我们就是要把它们彻底铲除，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