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劳动惩罚论”的反动实质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阴魂不散，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劳动惩罚论”还在阻碍人们“重新学习”，必须彻底批判。
两种“官民观”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生了由“官”到民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个变化呢？两个阶级，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
无产阶级对于“官”民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就是升官发财。他们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压榨人民。有着这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关系，歪曲成旧社会“官贵民贱”的关系，因此认为干部应当“高人一等”。无产阶级则完全相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官”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官”民关系。干部和群众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相互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既能上，又能下，既能当“官”，又能为民。由民到“官”，或由“官”到民，都是革命的需要。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贩卖的仍然是剥削阶级“官贵民贱”的破烂货。在他眼里，“官”比民“高一等”，民比“官”“低一层”；由民到“官”是“升”，由“官”到民是“降”。某些同志把下放看成是由“官”“降”到民，看成是“惩罚”，这不正是中了剥削阶级旧思想和刘少奇“劳动惩罚论”的毒吗？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就是对剥削阶级的“官民观”的彻底批判。我们要抓紧“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把自己锻炼成为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新人。
对劳动的两种态度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生了由脱离劳动到参加劳动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个变化呢？两个阶级，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创造了并不断改造着人类本身。鄙视劳动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恶习，积极参加劳动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革命传统。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光荣，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观。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厌恶劳动，他们靠剥削别人劳动成果过活，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上。他们还宣扬剥削者“高贵”，劳动者“卑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极力贬低劳动，鼓吹“剥削有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劳动观。
刘少奇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拚命散布“剥削有功”；刘少奇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他厌恶劳动，推行“劳动惩罚论”。
某些同志也把下放劳动，看作“低人一等”，看作“惩罚”。这是因为剥削阶级旧思想和“刘毒”在他们头脑里作祟。不然，工人、农民世世代代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认为是“惩罚”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世界上许多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懒、馋、占、贪、变。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变质，势必出修正主义。一些干部跌进了修正主义泥坑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两条干部教育路线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还是“惩罚”？两种不同的看法，反映了两条干部教育路线的斗争。
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方面宣扬“劳动惩罚论”，一方面又胡说什么“汗水不见得能洗清资产阶级思想”，极力推行一条“闭门修养”、“三脱离”的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他在旧党校就推行了这条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在那里，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学的是黑《修养》，腐蚀了干部的灵魂，坑害了干部。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的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
过去进旧党校，有些人认为是“培养深造”；现在下放劳动，有些人却认为是“惩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原因是这些同志还分不清两条干部教育路线，没有深刻认识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的危害。他们应当在下放劳动中提高觉悟，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让“劳动惩罚论”见鬼去吧！我们要彻底清除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朝气蓬勃地在“五·七”大道上前进。广州铁路局“五·七”干校 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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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在错误思想面前动摇
我们是原来邵阳地委、专署机关的一些干部，下放劳动以后，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但是，有个别社员误认为：“下放干部不是地富出身，就是犯了错误”；有的亲友、同乡听说自己下放劳动，就用惊讶的口吻问：“你怎么也下放了？”有的甚至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敢握手，生怕招惹什么是非。社会上这类舆论，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情绪。
应当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对下放劳动意义的认识，坚定了“重新学习”的决心。大家认识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两条路线在干部教育问题上斗争的继续，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根本措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它必然会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我们应当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去破除各种阻力，而不应当产生任何动摇。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和贫下中农在劳动中同学习，同批修，深入宣传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伟大意义，狠批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这样，便澄清了个别社员对干部下放劳动的模糊认识。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指示的深刻理解，也教育了我们下放干部。
我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一部分人瞧不起下放干部的思想。有的同志在寒冷的早春天气，多次下水堵塞水库漏洞；有的同志为了解决牛力的不足，拉犁耕田。广大社员把我们看成听毛主席话的好干部。湖南省双峰县钟岭公社 下放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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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教导我们：“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批判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五·七”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五·七”战士的光荣职责。而且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好地“重新学习”。
建校初期，我们曾经持续开展过一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人人动手，口诛笔伐，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做官论”和“劳动惩罚论”。在这一阶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学员们精神焕发，斗志高昂，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
后来，遇到一些阻力和干扰，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热潮逐渐冷了下来。随着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刘毒”又死灰复燃，有的工作也开始走下坡路。
革命大批判一热一冷，革命浪潮一高一低，学员思想时起时伏，应该作为经验教训记取。
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有人说什么：“劳动就是批判”。这种论调，实际是不要批判，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
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关心粮、棉、油，不关心斗、批、改。在他们看来，能劳动，地里能长出庄稼，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人们头脑里长的是“香花”，还是“毒草”，则可以不闻不问。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劳动”，其实有人想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有人则想着“劳动镀金”；有人通过劳动焕发了革命青春，有人则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观。把劳动看成“镀金”或“惩罚”，这种劳动观不仅不能起到任何的批判作用，相反地应该受到批判。只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切实地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郑州市“五·七”干校 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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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汗水洗私心
我原来是一个服务员。来到“五·七”学校后，组织上发给我一条扁担。一年来，我同这条扁担有了深厚的感情。
头一天，我拿上这条扁担，参加围堤筑坝的战斗。两筐土不满，往肩上一撂，腰直不起，腿迈不开，东摇西晃，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晚上回来一看，肩膀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痛，心里又是泄气，又是焦急。一看到那条扁担，心里就发怵。
我躺在床上，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问自己，一个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什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呢？我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但是，上学时，受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害，把读书做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到工作岗位后，我虽然是和抹布、笤帚打交道，想的却不是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一味追求个人的舒适和幸福。我逐渐变得讲究吃喝玩乐，爱好梳装打扮了。一块抹布擦桌也嫌活重，一把笤帚扫地也觉劳累。“娇”“骄”二气越来越重，思想上资产阶级灰尘越来越多。想到这里，我才认识到这条根子在刘少奇那里。要肃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刘毒”，必须用劳动挖修根，用汗水洗私心。
认识提高了，对自己这条扁担也喜爱了。在做水泥预制板时，我拿这条扁担挑沙运石，战斗在河滩上；在修建营房中，我拿这条扁担挑砖、运瓦、抬石头，走墙头、上屋脊如履平地；在紧张的夏收夏种战斗中，我又拿起这条扁担战酷暑，挑稻谷。小小一条扁担，成了我离不开身的“朋友”。为革命，担子虽重犹荣；为改造思想，生活虽苦犹乐。紧张的劳动锻炼，使我开始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魏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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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又为贫下中农看病了
我原是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下放到房山县长沟公社劳动。刚下来时，我的态度是好好劳动，别事不问。生怕别人知道我是医生，找我看病。
我和一位退休老矿工住在一起。这个老矿工被旧社会折磨得落下哮喘病，常常咳嗽痰喘。我不但没有考虑如何帮他把病治好，反而觉得耳噪心烦。
一天夜里，老矿工病情加重，痛苦呻吟。我躺在旁边，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眼看着老矿工的病痛忍心不管呢？还是亮出自己的身份招来“麻烦”呢？这时，白求恩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是“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人，白求恩医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白求恩医生死后，我曾在他的遗体前庄严宣誓，要继承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后来，我也曾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也曾全心全意给贫下中农治病。可是，进城后，放下了听诊器，坐上了沙发椅，当起了卫生官，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我忘记了白求恩，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忘记了广大革命战士和贫下中农，最主要的还是忘记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如今，我还怕亮出身份，招来“麻烦”。可是，看看广大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不怕苦，不怕累，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比之下，我同他们差距太大了。
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痛心，认识到隐瞒自己的医生身份，就是忘记了自己的革命本份。我再也躺不住了，急忙起身去大队部拿药，给老矿工治疗，使老矿工的病情很快好转。
消息一传开，很多贫下中农来找我看病。于是，我在劳动之余，又重新挎起药包，为贫下中农看病了。群众亲切地叫我“赤脚医生”。北京市下放干部 王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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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块粗布
我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参军。随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大城市工作，滋长了讲阔气、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城的那一年，在农村的婆婆送给我两块朴素的粗布，我嫌它“土”气，甩在一边，压到箱底。
前年底，我响应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艰苦的劳动锻炼，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紧张的斗、批、改运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猛醒：刘少奇推行的“三脱离”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毒害了我，使我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时，想起了二十年前，我把婆婆送的两块粗布甩在一边，实际上是甩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忘本的开始。我便把两块粗布翻了出来，做成衣服。身穿粗布衣，从心眼里感到我同贫下中农亲了，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近了。
第一轻工业部“五·七”干校 葛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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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破坏和捣乱。
在我们干校，就有这样一个坏家伙，跳出来煽阴风，放暗箭，恶毒诬蔑“五·七”干校，妄图利用有的人头脑中“劳动惩罚论”的“刘毒”和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破坏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对这个坏家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这样做，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提高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大家走“五·七”道路的决心。
北京市南口“五·七”干校 冯鸿勋 郭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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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短评
丢掉包袱 继续革命
少数下放干部由于背着两个思想包袱，阻碍自己在“重新学习”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一曰：“革命有功，不该劳动。”
革命者不应居功。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以为有了功就该做官当老爷，就可以不参加劳动，这是中了刘少奇“入党做官论”的毒。把下放劳动看作是埋没了自己的功劳，那又是中了刘少奇“劳动惩罚论”的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如果我们的干部躺在功劳簿上，坐吃老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势必人变质，党变修，国变色。我们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所夺得的政权，就可能毁于一旦。越是革命多年的同志，越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要立新功，重要的一环，就要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我们怎么能以革命有功为借口而不愿下放劳动呢？
二曰：“下放劳动，革命到头。”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错就错在把革命和当“官”划了等号。似乎要革命，就得当“官”；一旦不当“官”，下放种田，就不再革命了。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工人、贫下中农岂不都不是革命者了吗？
干部下放劳动，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在这里，要革阶级敌人的命，革自己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也只有经过这样的革命锻炼，革命才会革得更好。这不仅是多年革命的继续，而且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正确的看法应当是：革命多年，还需种田；继续革命，就要劳动。所以，有上述思想包袱的同志，应当丢掉包袱。这样，就会看到面前是一片极其广阔生动的革命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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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惩罚论”的反动实质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阴魂不散，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劳动惩罚论”还在阻碍人们“重新学习”，必须彻底批判。
两种“官民观”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生了由“官”到民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个变化呢？两个阶级，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
无产阶级对于“官”民的关系，同资产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就是升官发财。他们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压榨人民。有着这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关系，歪曲成旧社会“官贵民贱”的关系，因此认为干部应当“高人一等”。无产阶级则完全相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官”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官”民关系。干部和群众只是革命工作的分工，相互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既能上，又能下，既能当“官”，又能为民。由民到“官”，或由“官”到民，都是革命的需要。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贩卖的仍然是剥削阶级“官贵民贱”的破烂货。在他眼里，“官”比民“高一等”，民比“官”“低一层”；由民到“官”是“升”，由“官”到民是“降”。某些同志把下放看成是由“官”“降”到民，看成是“惩罚”，这不正是中了剥削阶级旧思想和刘少奇“劳动惩罚论”的毒吗？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就是对剥削阶级的“官民观”的彻底批判。我们要抓紧“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把自己锻炼成为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新人。
对劳动的两种态度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发生了由脱离劳动到参加劳动的变化。怎样看待这个变化呢？两个阶级，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创造了并不断改造着人类本身。鄙视劳动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恶习，积极参加劳动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革命传统。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光荣，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劳动观。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厌恶劳动，他们靠剥削别人劳动成果过活，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上。他们还宣扬剥削者“高贵”，劳动者“卑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极力贬低劳动，鼓吹“剥削有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劳动观。
刘少奇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拚命散布“剥削有功”；刘少奇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他厌恶劳动，推行“劳动惩罚论”。
某些同志也把下放劳动，看作“低人一等”，看作“惩罚”。这是因为剥削阶级旧思想和“刘毒”在他们头脑里作祟。不然，工人、农民世世代代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认为是“惩罚”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世界上许多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懒、馋、占、贪、变。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变质，势必出修正主义。一些干部跌进了修正主义泥坑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两条干部教育路线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还是“惩罚”？两种不同的看法，反映了两条干部教育路线的斗争。
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一方面宣扬“劳动惩罚论”，一方面又胡说什么“汗水不见得能洗清资产阶级思想”，极力推行一条“闭门修养”、“三脱离”的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他在旧党校就推行了这条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在那里，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学的是黑《修养》，腐蚀了干部的灵魂，坑害了干部。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的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
过去进旧党校，有些人认为是“培养深造”；现在下放劳动，有些人却认为是“惩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原因是这些同志还分不清两条干部教育路线，没有深刻认识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教育路线的危害。他们应当在下放劳动中提高觉悟，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让“劳动惩罚论”见鬼去吧！我们要彻底清除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朝气蓬勃地在“五·七”大道上前进。广州铁路局“五·七”干校 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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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在错误思想面前动摇
我们是原来邵阳地委、专署机关的一些干部，下放劳动以后，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欢迎。但是，有个别社员误认为：“下放干部不是地富出身，就是犯了错误”；有的亲友、同乡听说自己下放劳动，就用惊讶的口吻问：“你怎么也下放了？”有的甚至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敢握手，生怕招惹什么是非。社会上这类舆论，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情绪。
应当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对下放劳动意义的认识，坚定了“重新学习”的决心。大家认识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两条路线在干部教育问题上斗争的继续，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根本措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革命。它必然会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我们应当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去破除各种阻力，而不应当产生任何动摇。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和贫下中农在劳动中同学习，同批修，深入宣传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伟大意义，狠批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劳动惩罚论”。这样，便澄清了个别社员对干部下放劳动的模糊认识。贫下中农对毛主席指示的深刻理解，也教育了我们下放干部。
我们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一部分人瞧不起下放干部的思想。有的同志在寒冷的早春天气，多次下水堵塞水库漏洞；有的同志为了解决牛力的不足，拉犁耕田。广大社员把我们看成听毛主席话的好干部。湖南省双峰县钟岭公社 下放干部
第2版()
专栏：
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中教导我们：“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批判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五·七”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五·七”战士的光荣职责。而且只有在批判中，才能更好地“重新学习”。
建校初期，我们曾经持续开展过一段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人人动手，口诛笔伐，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做官论”和“劳动惩罚论”。在这一阶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学员们精神焕发，斗志高昂，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
后来，遇到一些阻力和干扰，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热潮逐渐冷了下来。随着各种错误思想重新抬头，“刘毒”又死灰复燃，有的工作也开始走下坡路。
革命大批判一热一冷，革命浪潮一高一低，学员思想时起时伏，应该作为经验教训记取。
在开展革命大批判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有人说什么：“劳动就是批判”。这种论调，实际是不要批判，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
持这种观点的人只关心粮、棉、油，不关心斗、批、改。在他们看来，能劳动，地里能长出庄稼，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人们头脑里长的是“香花”，还是“毒草”，则可以不闻不问。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劳动”，其实有人想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有人则想着“劳动镀金”；有人通过劳动焕发了革命青春，有人则认为劳动是一种“惩罚”。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观。把劳动看成“镀金”或“惩罚”，这种劳动观不仅不能起到任何的批判作用，相反地应该受到批判。只有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切实地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郑州市“五·七”干校 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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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汗水洗私心
我原来是一个服务员。来到“五·七”学校后，组织上发给我一条扁担。一年来，我同这条扁担有了深厚的感情。
头一天，我拿上这条扁担，参加围堤筑坝的战斗。两筐土不满，往肩上一撂，腰直不起，腿迈不开，东摇西晃，走了几步，就气喘吁吁。晚上回来一看，肩膀又红又肿，火辣辣地痛，心里又是泄气，又是焦急。一看到那条扁担，心里就发怵。
我躺在床上，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问自己，一个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什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呢？我虽然出身于工人家庭，但是，上学时，受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害，把读书做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到工作岗位后，我虽然是和抹布、笤帚打交道，想的却不是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而是一味追求个人的舒适和幸福。我逐渐变得讲究吃喝玩乐，爱好梳装打扮了。一块抹布擦桌也嫌活重，一把笤帚扫地也觉劳累。“娇”“骄”二气越来越重，思想上资产阶级灰尘越来越多。想到这里，我才认识到这条根子在刘少奇那里。要肃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刘毒”，必须用劳动挖修根，用汗水洗私心。
认识提高了，对自己这条扁担也喜爱了。在做水泥预制板时，我拿这条扁担挑沙运石，战斗在河滩上；在修建营房中，我拿这条扁担挑砖、运瓦、抬石头，走墙头、上屋脊如履平地；在紧张的夏收夏种战斗中，我又拿起这条扁担战酷暑，挑稻谷。小小一条扁担，成了我离不开身的“朋友”。为革命，担子虽重犹荣；为改造思想，生活虽苦犹乐。紧张的劳动锻炼，使我开始炼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魏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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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又为贫下中农看病了
我原是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下放到房山县长沟公社劳动。刚下来时，我的态度是好好劳动，别事不问。生怕别人知道我是医生，找我看病。
我和一位退休老矿工住在一起。这个老矿工被旧社会折磨得落下哮喘病，常常咳嗽痰喘。我不但没有考虑如何帮他把病治好，反而觉得耳噪心烦。
一天夜里，老矿工病情加重，痛苦呻吟。我躺在旁边，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眼看着老矿工的病痛忍心不管呢？还是亮出自己的身份招来“麻烦”呢？这时，白求恩的高大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是“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人，白求恩医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白求恩医生死后，我曾在他的遗体前庄严宣誓，要继承和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后来，我也曾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也曾全心全意给贫下中农治病。可是，进城后，放下了听诊器，坐上了沙发椅，当起了卫生官，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我忘记了白求恩，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忘记了广大革命战士和贫下中农，最主要的还是忘记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如今，我还怕亮出身份，招来“麻烦”。可是，看看广大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不怕苦，不怕累，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比之下，我同他们差距太大了。
想到这里，我感到非常痛心，认识到隐瞒自己的医生身份，就是忘记了自己的革命本份。我再也躺不住了，急忙起身去大队部拿药，给老矿工治疗，使老矿工的病情很快好转。
消息一传开，很多贫下中农来找我看病。于是，我在劳动之余，又重新挎起药包，为贫下中农看病了。群众亲切地叫我“赤脚医生”。北京市下放干部 王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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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块粗布
我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参军。随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大城市工作，滋长了讲阔气、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城的那一年，在农村的婆婆送给我两块朴素的粗布，我嫌它“土”气，甩在一边，压到箱底。
前年底，我响应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艰苦的劳动锻炼，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紧张的斗、批、改运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猛醒：刘少奇推行的“三脱离”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毒害了我，使我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时，想起了二十年前，我把婆婆送的两块粗布甩在一边，实际上是甩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忘本的开始。我便把两块粗布翻了出来，做成衣服。身穿粗布衣，从心眼里感到我同贫下中农亲了，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近了。
第一轻工业部“五·七”干校 葛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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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永远牢记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破坏和捣乱。
在我们干校，就有这样一个坏家伙，跳出来煽阴风，放暗箭，恶毒诬蔑“五·七”干校，妄图利用有的人头脑中“劳动惩罚论”的“刘毒”和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破坏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我们对这个坏家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了革命大批判。这样做，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提高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大家走“五·七”道路的决心。
北京市南口“五·七”干校 冯鸿勋 郭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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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短评
丢掉包袱 继续革命
少数下放干部由于背着两个思想包袱，阻碍自己在“重新学习”的道路上大踏步向前。
一曰：“革命有功，不该劳动。”
革命者不应居功。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以为有了功就该做官当老爷，就可以不参加劳动，这是中了刘少奇“入党做官论”的毒。把下放劳动看作是埋没了自己的功劳，那又是中了刘少奇“劳动惩罚论”的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如果我们的干部躺在功劳簿上，坐吃老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势必人变质，党变修，国变色。我们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所夺得的政权，就可能毁于一旦。越是革命多年的同志，越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新功。要立新功，重要的一环，就要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我们怎么能以革命有功为借口而不愿下放劳动呢？
二曰：“下放劳动，革命到头。”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错就错在把革命和当“官”划了等号。似乎要革命，就得当“官”；一旦不当“官”，下放种田，就不再革命了。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工人、贫下中农岂不都不是革命者了吗？
干部下放劳动，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在这里，要革阶级敌人的命，革自己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也只有经过这样的革命锻炼，革命才会革得更好。这不仅是多年革命的继续，而且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正确的看法应当是：革命多年，还需种田；继续革命，就要劳动。所以，有上述思想包袱的同志，应当丢掉包袱。这样，就会看到面前是一片极其广阔生动的革命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