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民战争的伟大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南京部队 解胜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恣意污蔑抗日军民，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是一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
武装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自称为“白区工作模范”的大叛徒刘少奇，一贯反对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一贯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他胡说在中国革命中，白区工作“是占主要地位的”，叫嚷主要斗争形式是“合法斗争”。《战斗的青春》里贩卖的，正是刘少奇的这套黑货。
请看，《战斗的青春》是怎样描写以许凤为代表的武装斗争的：孙振先把许凤说成是坚持武装斗争的“英雄”，让她大发议论，“批判”县委副书记潘林的“错误路线”；可是，这位“英雄”“第一次袭击”就大败而归，被敌人追得“张着嘴喘气”，慌得连枪栓都拉不开。他先让这位“英雄”“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地道战，可是，结果连搞得“最好”的张村的地道，不到一天就被敌人破坏得干干净净。他又先让这位“英雄”大张旗鼓地去“开辟”根据地，可是，游击队后来却到处找不到“可靠”的藏身之地，只好逃到敌占区藏在“开明绅士”家里。最后，孙振还让鬼子把这位坚持武装斗争的“英雄”捉去杀了。孙振玩弄的这套把戏，到底是在歌颂武装斗争，还是在攻击武装斗争，不是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吗？
孙振拚命夸大地下斗争的作用，把白区工作捧上了天。在孙振的笔下，游击队全是靠“打进”敌人内部、取得了“合法身份”的“地下工作”人员窦洛殿和鬼子汉奸周旋来维持局面的。游击队九次面临被敌人“一举歼灭”的危险，都是因为及时收到了窦洛殿送来的情报，才避免了损失；游击队打了几次小胜仗，也都是因为事先得到了窦洛殿送来的“可靠消息”，才占了便宜。“情报”不到，游击队几乎寸步难行；“情报”一到，“奇迹”便立即出现。后来窦洛殿被敌人调走了，游击队得不到“明确”的“情报”，就吃了大亏，连许凤也被敌人逮去了。看，孙振就是这样疯狂地贬低和抹煞武装斗争的作用的。在他看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而是“白区工作”的胜利。孙振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就是要为他的主子——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的大叛徒刘少奇树碑立传。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解决问题，就是要靠枪杆子去打。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谁都知道，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正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用枪杆子把他们打翻在地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深深体会到：在各种革命斗争形式中，武装斗争是最主要、最可靠、最解决问题的，其他形式都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革命人民有了枪杆子，就有发言权，就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要是听信刘少奇的鬼话，丢下枪杆子，放弃武装斗争，就只能照着反动派的黄历过日子，永远也翻不了身。
叛徒孙振秉承刘少奇的意旨，大肆渲染“地下斗争”，妄图否定武装斗争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刘少奇和他的走卒孙振之流越是反对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革命人民越要紧握枪杆子，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革命的枪杆子夺取整个世界。
铜墙铁壁是打不破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正是由于动员和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才取得胜利的。
叛徒孙振在《战斗的青春》中，极力污蔑和丑化人民群众，把英雄的冀中人民描写成为一群毫无民族气节、毫无政治觉悟的“大日本顺民”；而地主士绅却成了大义凛然、忠实可靠的“民族英雄”。
书中，看不到人民群众顽强不屈的斗争意志，只见一群群“逃难的群众”，“惊慌地呼着涌向村外”，“男女老幼黑压压的看不到边”，“往哪边跑的都有”。
书中，看不到中国人民坚贞崇高的民族气节，只见“两行中国人，手里举着纸糊的日本小旗”，“鞠躬欢迎”日本侵略者，“好几个村庄”的群众“挨个”到鬼子据点去“照相”，领“良民证”。
书中，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有力支援。八路军的伤员“老是没人抬”；队伍进村，群众“锁上大门”就走；游击队一出动，马上就有坐探向敌人报告。
在孙振笔下，人民群众是根本不能依靠的，最可靠的是“地主”、“伪大乡长”、“开明士绅”。在《战斗的青春》里，只见游击队在伪乡公所、维持会的大门口进进出出，只见他们和伪军军官、“开明绅士”来来往往，要钱有钱，要饭有饭。孙振写道：有一次，游击队“落在敌人的大网里”，被鬼子追得走投无路。结果，在一个群众“非常落后”的谢村，跑出来一个“非常可靠”的伪大乡长谢长君，把游击队在鬼子眼皮底下藏了起来。孙振还让这个伪大乡长和他老婆拍着胸脯说：就是我们把钱“花光了”，也要“保你们没事”！在孙振的黑笔杆下，地主士绅竟比人民群众可靠。这真是歪曲历史，颠倒黑白！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是他们，“送郎上战场，教儿打东洋”，鼓励自己的亲人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是他们，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血汗哺育着人民子弟兵，用自己的生命掩护抗日的革命战士；是他们，自觉地组成了无数支活跃在敌人后方、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人民武装，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术，到处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开辟了最广阔的杀敌战场。
伟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在残暴的日本法西斯野兽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们和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游击队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的铜墙铁壁，夺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抗日英雄，他们是抗日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所在。
毛主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刘少奇的走卒孙振之流，竟然妄图打破这座铜墙铁壁，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胜利属于敢于斗争的革命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孙振却把这场伟大的战争写成空前的大悲剧。
《战斗的青春》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和苦难。孙振笔下的抗日战争，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这幅图画，是由日寇放的“火”、革命军队的“尸体”和人民群众的“哭声”组成的。在日寇施放的一片毒焰下，房屋都被“烧毁”，人们都被“烧得衣不蔽体”……；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尸体！尸体！男的、女的、孩子的”，“一排排新坟”……；战争中只听见人民群众的“哭声”：“疯狂地乱呼乱叫”，抱着死尸“哭嚎”……。叛徒孙振用他的毒笔，涂抹出这样一幅战争图，其目的就是要渲染战争的残酷、恐怖和灾难，长敌人的志气，灭人民的威风，贩卖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正义战争的黑货。
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做“胜利是我们的”。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听不到凯歌，看不到欢笑”，“整个大地”都披上了“白茫茫的素服”。“在一片荒凉的广场上”，出现了“二十多个”游击队员的尸体；在“一片唏嘘的哭泣声”中，人们看到了许凤的最后一张字条：我们“可恨终于失败了”。很清楚，这是对历史的最卑鄙的篡改，这是对伟大抗日战争最恶毒的诅咒，这是对革命人民最无耻的恫吓！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日本法西斯的“三光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蒋介石的美国炮弹，没有吓倒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更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反侵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排除了敌人的毒焰，象巨人般地站起来了！这个伟大的事实，是给现代修正主义和他们的小叭儿狗孙振的最响亮的耳光！
《战斗的青春》妄图用战争的“苦难”和“恐怖”吓倒革命人民，这是痴心梦想！真正要革命的人民是不怕打碎坛坛罐罐的。他们懂得，如果不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甘心当奴隶，那么，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就会更大。在革命战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进步。
人民战争的伟大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第5版()
专栏：
一丘之貉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谢吉瑞 张云峰
叛徒孙振笔下的女“英雄”许凤，有一个“理想中的终生伴侣”——叛徒胡文玉。在紧张的对敌斗争中，她满脑子里只有一个胡文玉。胡文玉被俘以后，她一会儿沉思暗想：“不知道胡文玉到底怎么样了”，“他也许死了”；一会儿仿佛又听见胡文玉立在面前说：“我真害怕我们这是永别呀”；一会儿在“昏迷”中“突然看见胡文玉的面孔出现了，他躺在一个坟地里……”。请看，这分明是资产阶级臭小姐丑恶灵魂的无耻表露，哪里有一丝一毫“抗日女英雄”的气质！
许凤这样锺情的胡文玉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胡文玉本来就是一个出身大商人家庭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只是因为对家庭包办的一桩婚事不满而混进了革命队伍，以后也从未经受过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信念。平时脑子里装的是“我们谁也不能死”，口里讲的是“良民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保证干部的安全”。所以一遇风浪就出自本能地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成了民族的败类，人民的敌人。这条有着顽强的反革命阶级本性的毒蛇，怎么会被“女英雄”许凤看中并视为“理想中的终身伴侣”呢？难道仅仅因为他“生得魁伟俊秀”，“知识又丰富，又有才学”吗？难道仅仅是“喜欢听他说话的声音，喜欢他那潇洒的风度”吗？不是的！绝对不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许凤与胡文玉那样难舍难分，就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同样肮脏、丑恶的灵魂，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只要能活着……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不能死，我们谁都不能死，我们还没有结婚”。一言以蔽之，是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把他们粘连在一起了。
在胡文玉投敌叛变之后，许凤如果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就应该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上无情地揭露他那种卑鄙、肮脏的灵魂，愤怒地斥责他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彻底地批判他的“活命哲学”。然而，孙振笔下的“英雄”许凤面对着已经有着叛徒嫌疑的胡文玉，仍然是更加“希望能跟他在一起工作”，恋恋不舍地念叨着什么：“究竟还有感情，还要帮助他进步”，还要和他“敞开心谈谈”。他们究竟还有什么感情呢？他们敞开心谈了些什么呢？“不要叫我再等了吧！最近咱们就结婚”，“我没有忘记你那要求……可是……”。可是什么！“可是”的是他们仍在那里卿卿我我，勾勾搭搭。在她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这个刘氏“修女”的典型，甚至在叛徒胡文玉的丑恶嘴脸大白于天下之后，依然不以为耻地怀念过去，依恋旧情：“她走着，过去那些情景一幕一幕又在脑子里反映出来”，……“为什么一个人竟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过去会那么爱他？”难道这个满脑子“活命哲学”的“英雄”许凤，对于资产阶级花花公子胡文玉叛变革命真的不理解吗？不是的！这是作者别有用心地用来掩盖这个假英雄的丑恶嘴脸的遮羞布，是借许凤之口为叛徒鸣冤叫屈，是替刘少奇宣扬叛变革命是“一念之差”的反动谬论。事实证明：活命哲学和叛徒哲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假英雄许凤和真叛徒胡文玉不过是一丘之貉。
第5版()
专栏：
打倒叛徒文学
辛午
反动小说《战斗的青春》，是地地道道的叛徒文学。
这部小说极力为叛徒唱赞歌。
这部小说狂热地鼓吹叛徒哲学。
这部小说的作者自己就是叛徒。
叛徒赞叛徒，叛徒念叛徒经——就是这部叛徒文学的基本特点。
小说中的叛徒和写小说的叛徒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胡文玉，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叛徒。这个反动家伙，怀着个人野心，混进了革命队伍；这个反动家伙，为了保存自己的狗命，无耻地跪倒在敌人面前；这个反动家伙，叛变之后，又充当特务、汉奸，与人民为敌。
难兄难弟，同病相怜。小说中的这样一个叛徒，到了写小说的叛徒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有功有德、受冤受屈、能悔能改的好人。
孙振极力为胡文玉歌“功”颂“德”。胡文玉是一个“好干部”啊，他工作起来“生龙活虎”啊，他对同志“知冷知热”啊，如此等等。
孙振拚命为胡文玉呼“冤”叫“屈”。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笔，宣扬胡文玉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动摇”的，是无可奈何地被人“拉下水”的；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胡文玉之口，高声嚎叫：“我绝不是叛徒”，“我曾经忠实地为党奋斗过”。
孙振大肆渲染胡文玉的“悔改”。胡文玉在叛变后，是如何地“痛心”，是多么地“苦恼”啊；重新混进革命队伍以后，他“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工作，并且“的确做出了成绩”；最后，这个叛徒竟然“大彻大悟”，举起手枪，想打死日本队长渡边，“立功赎罪”。
惺惺惜惺惺，叛徒爱叛徒。孙振为罪恶累累的叛徒胡文玉表功、辩护和翻案——这一套，正是他的自我吹嘘、自我辩护和自我标榜！
叛徒文学和叛徒哲学
大叛徒刘少奇，根据他自己及其同伙当叛徒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叛徒哲学。这套叛徒哲学，谬论百出，臭不可闻。其要点有三：一曰“被迫自首”论，二曰“一念之差”论，三曰“继续革命”论。
《战斗的青春》中的胡文玉，正是孙振根据这套叛徒哲学炮制出来的一个叛徒典型。这个叛徒，集三“论”于一身：他是“被迫自首”的，所以叛变是由于“一念之差”，叛变之后他又“继续革命”。
孙振在小说的结尾，设计了一场胡文玉“探监”的“绝妙好戏”。他一走进监狱门，就眼泪鼻涕地哭个不止，当着许凤的面，悲痛欲绝地发表了一篇忏悔词：什么“我曾经忠实地为党奋斗过”，什么“我犯了错误”，什么“我决心回头”，什么“我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可怜虫”。这四个“我……”，集中地宣扬了“被迫自首”论、“一念之差”论和“继续革命”论，把这个叛徒叛卖革命的滔天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一章的标题是“钢铁的心”。结果，拥有一颗“钢铁的心”的许凤，听了他这篇忏悔词，竟然“心如刀刺，热血翻滚”，铁石心肠软似棉，感动不已。
通过这场“探监”的戏，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叛徒文学和叛徒哲学的关系：叛徒哲学是叛徒文学的理论基础，叛徒文学是叛徒哲学的形象图解。
一个胡文玉和一伙“胡文玉”
叛徒文学是适应叛徒集团的政治需要而出笼的。在一个胡文玉的背后，有着一伙“胡文玉”。
这一伙“胡文玉”，就是以大叛徒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集团。他们和胡文玉一样，投机革命，混进了革命队伍；他们和胡文玉一样，摇尾乞怜地跪倒在敌人的脚下；他们和胡文玉一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他们和胡文玉一样，叛变以后又重新混进革命队伍，继续干坏事。
为一个胡文玉唱赞歌，就是为了替一伙“胡文玉”涂脂抹粉；为一个胡文玉打掩护，就是为了替一伙“胡文玉”开脱罪责；为一个胡文玉搞翻案，就是为了使一伙“胡文玉”站稳脚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十年前，《战斗的青春》一出版，就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的批判。当时，那些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老爷们纷纷出来保驾。为什么？因为触动一个胡文玉，就打痛了一伙“胡文玉”。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的“胡文玉”一个个被揪出来了。为这一伙“胡文玉”树碑立传的叛徒文学，如今已经成为他们妄图篡党篡政的罪证。
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为了彻底揭露这一伙“胡文玉”的叛徒嘴脸，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叛徒文学批深批透，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