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无名热”变成“有名热”
解放军某部军医 杨海林
有一次，一位女工来瞧病。她递过几张病历表，上面都写着三个字：“无名热”。这类病我没接触过。据一些老医生讲，凡是这样的结论，多半是经多方面检查都没有查到病因的。我一时不知怎样处理才好，不由得在屋里转起圈来。这一转把那位女工转得莫名其妙。她说：“杨医生，你干嘛直转圈呀？说实话，我就是冲着你那股闯劲才来的。那些大医院里就知道迷信器械。用器械检查不出病因，就给我戴上‘无名热’的帽子，你可千万不要让这三个字吓住。”
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呀！她说出了工人阶级对革命医务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反复想：闯劲是什么？闯劲就是大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就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以前，我正是靠了这股闯劲才冲破了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形形色色精神枷锁的束缚，破除迷信，不怕困难，闯出了用新针疗法治哮喘病的新路子。可是，现在我为什么会在困难面前缩手缩脚了呢？为什么对患有查不出病因的所谓“不治之症”，不能认真地过细地研究，找出病因和疗法，帮助阶级姐妹解除疾病的折磨呢？一些大医院的名大夫又为什么只相信器械，用仪器发现不了问题就不了了之，把病人推出门外不管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但是刘少奇散布的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它们必然要从各个方面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要保证毛主席关于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一系列方针、路线、政策的真正落实，必须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作为一个医生，最要紧的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统帅一切技术工作，否则就会穿新鞋走老路，不知不觉地变成城市老爷医生，有技术也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一定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地、过细地帮助那些患了所谓“不治之症”的阶级兄弟姐妹早日解除痛苦，决不为那些大医院的名大夫作的“结论”所吓倒。
毛主席教导我们：“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毛主席的教导是我揭开“无名热”之谜的锐利武器。我认识到，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无风不起浪，有热必有因。“无名热”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只能说明人们一时还没能完全掌握查到热因的方法。但没查到热因，不等于没有热因；暂时没有查到热因，不等于永久查不到热因；用仪器没查到热因，不等于用其它方法也查不到热因。认识了这些道理，使我破除了对“无名热”的迷信，鼓起了斗争的勇气，决定先想办法把热退下去，减轻阶级姐妹的痛苦，从退热治疗的实践中摸索热因。但是，要把理想变为现实，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用新针疗法进行了一段时间治疗后丝毫没有效果。我想可能是穴位没选准的缘故吧，于是，就反复在自己身上试验，扎了一针又一针，选了一穴又一穴，针眼由点连成线，由线又变成片，却依然没有作用。这时，我心里有些焦急起来。这位女工见我急躁，耐心地说：“才扎这么几天，你急什么，一锹挖不成井，要沉住气嘛！你是主治大夫，我是病人，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吧。”说完，她递过一个笔记本来，说：“你好好看看，也许能从里边得到点启发。”我打开笔记本，首页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接下去便逐日详细地记载了进行针灸以来的全部情况，包括针灸的时间、穴位、进针深度、针感、她自己测量的体温变化以及对待疾病的斗私批修体会等。她还非常严肃地说：“杨医生，我不单单是来扎针治病的，更重要的是来找你同那些迷信洋教条的人作斗争，这可不是简单的事。人家条件比咱好，书比咱读得多，咱要不在‘认真’二字上狠下功夫，怎么能打胜仗呢？我把治疗的情况记下来，就是为的让你能从这里找出些克敌制胜的办法来。”
这位女工的话，给我的教育深刻极了。她写在笔记本上的何止是一般医疗情况啊，这是记下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是对大工贼刘少奇散布的“群众落后论”的有力批判。
从这位女工记载的情况中我察觉到，自己长时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就是在“认真”二字上下的功夫不狠。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考虑治病的全过程，认真总结经验，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原因。于是我坐下来和那位女工一起进行了细致的对照、分析、比较，终于找到了疑点。记录上写着，有一次她反映乳房有些微痛，我曾取治乳腺炎的穴位针了一次，结果这天她的体温下降了，乳房微痛的症状和乳房根部小硬块也就消失了。由于这个变化没引起我的注意，以后没继续针这个穴位，乳房的微痛又有反复，乳房根部的小硬块又出现了，体温也逐渐开始回升了。引起发烧的病因是不是就在这里呢？这个女工还告诉我，在第一次到一个大医院检查时，她向大夫提出过是不是由这引起的高烧？可是那个大夫简单地看了看，就把这个病因完全排除了，以后不管是照像或是透视都找不出原因，就下了个“无名热”的结论。因为这个医院大，经诊大夫又有点名气，所以后来虽然又跑了几个医院，可是他们一看病历表下面的签名，就二话不说，也照样说是“无名热”。我从和这位女工一起研究中感到：这个医生作出的诊断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那位女工学习，认真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让“无名热”这个假象掩盖住热出必有因的实质。
以后我取治乳腺炎的穴位连续作了几次针灸，取得效果后，又请了一些医务工作者进行了会诊，大家一致认为，乳腺炎确是引起体温升高的根子。这样，我们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解开了这个疑团，使“无名热”变成了“有名热”。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治疗后，她的体温就渐渐恢复正常，稳定下来。这个长期被高烧折磨得头昏目眩，几乎丧失工作能力的女工终于恢复了健康，投入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行列。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虽然自己治愈的只是一种“无名热”，但通过解剖这种“无名热”，却从中发现了治愈所有“无名热”的普遍规律。“无名热”的热因当然不尽相同，可是无论那一种发烧毕竟是有原因的，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无名热”这种病症。只要我们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依靠群众，不断提高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自觉性，具体地分析事物，解决具体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能够把所有“不治之症”的谜底，一个一个地统统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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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门刨组变了
战士 何应利
我在工厂支左，被分配到一个全厂有名的“老大难”班里。这个班的生产一直上不去，产量低，质量也差，直接影响了其他几道工序。
生产为什么上不去呢？组里有人向我反映说：“咱们组主要是机器的‘难题’没解决，龙门刨是进博物馆的床子，早就老掉牙了，勉强使用当然要影响生产。”也有的说：“打仗靠武器，生产靠机器，机器不好，干劲再大也没用。巧妇难为无米炊呀！”
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生产上不去主要原因是机器有个“难题”。这种意见对不对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老工人对我说：“咱组里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这个‘难题’没解决，政治学习没人抓，合理的规章制度不遵守，本来能安四个牙的机床却只安一个牙。机器天天转，效率可差多了。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呢？”
老工人的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摆在面前的，一个是思想的“难题”；一个是机器的“难题”。先抓哪一个？这里存在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用革命统帅生产，还是突出技术，强调“业务第一”，就生产抓生产的两条路线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在我们班里，机器的“难题”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与思想上的“难题”相比，毕竟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机器要靠人去掌握、去支配。只要人的思想“难题”解决了，就一定能逐步克服机器的“难题”所造成的消极因素。
那种“打仗靠武器，生产靠机器”的说法是错误的。它忽视了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精神力量，是“见物不见人”的唯武器论的表现。我们从来是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去发展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搞好了，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就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机器再老，条件再差，我们也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因此，在我们组里要首先解决思想“难题”，克服对人和物的关系，对精神和物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认识。
做了一段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人认为：小组的思想“难题”抓得差不多了，机器的“难题”已经转化为主要因素了。有的人继续说：“给我们换一台好机床，生产保证能上去。”这种观点，说明了他们还没有真正认清革命统帅生产这一条真理。
“换个好机床，生产就能上去”吗？不对！老工人深刻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小撮走资派跟着刘少奇，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技术第一’，‘业务挂帅’，结果生产不但没发展，反而经常完不成国家计划。咱们班的几台新机床也不灵了，生产效率老是提不上去。不抓好革命一空百空啊！”
针对“差不多了”的思想，我们大摆组内的阶级斗争现实，提高大家的觉悟。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激动地说：“不是思想‘难题’抓得差不多了，而是我们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丢得差不多了，组里生产一直上不去，正是思想‘难题’在作怪！”
对革命和生产关系的认识统一以后，我们立即在全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个个自觉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全组开展比思想，比作风，比干劲，比质量的活动。全组新的规章制度也逐步健全。思想“难题”解决了，机器的“难题”也逐渐消除了。以前机床上的大刀老是来回颤动，现在工人主动出主意想办法，自己研究创造了一个刀架，并解决机床上其它一些毛病，使老床子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产品产量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大家都说：“人听毛主席的话，机器就听人的话，抓住了这一环，一通百通！龙门刨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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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避过与立功
解放军某部 王均青
有的人一谈起犯错误的老同志就感慨地说：“年轻时候要立功，年老时候要避过。”还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前期立功，后期无过，就是个功臣。”我感到，这种“避过”思想是错误的，不清除它，就不能不断立新功。
我也曾有过消极“避过”思想。当我看到天安门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的时候，心里就想：我为这面红旗流过汗，洒过血，腰里还有一块弹片取不出来；解放了，能避免犯错误就是个“功臣”。消极“避过”思想一产生，过去那股子革命劲头就开始下降了，从“抢着干”，变成
“拣着干”，慢慢地对个人的事情就考虑得多起来了。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起初我还认为自己没犯错误，不以为然。后来，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作了分析，可吓了我一跳。“避过”，乍看起来不过是避免犯错误，其实这是一块掩盖自己停止革命的遮丑布。“避过”，对革命的态度是消极的，它是不立新功的代名词。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自己停步不前，不积极参加，而是消极“避过”，就只能是不继续革命，就是个大错误。有消极“避过”思想的人，一定是不求进步，放松思想改造。革命在深入，他却还停在原来的水平上，这就落后了，非犯错误不可。有了消极“避过”思想，必然是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承担革命风险，对错误的东西不敢反对、抵制，对先进的、正确的，特别是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不敢坚决支持，这看起来是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其实是犯了大错误，因为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当了“逍遥派”，做了逃兵，这还不是大错误吗？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要积极立新功，不能消极的“避过”。有的同志面对着当前斗、批、改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怕这怕那，破旧不大胆，立新不坚决，自己怕负责任，坐等别人拿出先进经验来，还美其名曰：“这样稳当”。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干部不愿再当干部了，还说什么：“无官一身轻”。还有种种奇谈怪论，什么“文化工作危险论”呀，什么“劳动轻松论”呀，凡此种种，都是消极“避过”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说到底，还是资产阶级的“私”字在作怪，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摆在第二位。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一个革命者应该是不断斗私批修，真正做到：专拣重担挑在肩，不断积极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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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心管”不能“一手揽”
班长 王金贵
我们刚到一个大队支农时，有一个后进的生产队就找上门来，要求解决问题。班里有的同志认为应该先和大队革委会研究一下再决定。当时我想，既然群众找上门来了，我们就应该“一心管”，我们能解决的问题用不着都和革委会研究。我来到那个生产队，一看，那里革命没人抓，生产没人管，心里更加着急。我一口气就干了半个月，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这个队的面貌。这时，我听到有的革委会成员反映说：“解放军工作虽然热心，但应该先通通气，咱们一块去干”。这些反映，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我们主动做工作，一心想把这里的斗、批、改搞好，他们还有意见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支左人员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负责，存在“一心管”的思想是必要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然而，我们如果不注意充分发挥革委会的领导作用，就会使“一心管”变成“一人管”，工作包办代替，出现“一手揽”的现象。我们“一手揽”，革委会就要“靠边站”，不仅革委会得不到锻炼和巩固，反而会削弱革委会的集体领导。“一心管”的良好愿望也就实现不了。
新生的革命政权有很高的群众威信，革委会成员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是一切工作的“主管”。我们支左人员“一心管”，就要从思想上相信革委会，行动上依靠革委会，工作中支持革委会。要积极主动地向革委会提建议，一起商量，共同处理，这样，“一心管”才“管”到点子上，充分发挥革委会的领导作用，使它不断巩固，成为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于是，我首先向革委会检查了自己“一手揽”的错误做法，然后和革委会一起调查研究，终于搞清了这个生产队的问题。我们又通过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促进了这个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带动了群众的团结。不久，这个后进队就出现了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我和革委会同志一致感到：这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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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引导不能“强行通过”
副班长 王维喜
在我负责支左的一个大队，革委会在研究处理一个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时，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人错误严重，群众意见很大，应从严处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是犯错误的好人，应该多做教育工作，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
哪一种意见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呢？我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了解到这个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本质是好的。由于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只要耐心帮助教育，完全可以挽救过来。于是，在第二次讨论时，我支持了后一种意见，并批评了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心想，这下子该通过了吧。可是，没想到我刚说完，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和我顶起牛来，还说我压制不同意见，包办代替。结果决议没形成，会议不欢而散。
为什么自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僵了呢？毛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人对事物的认识有先有后，只有承认这种差别，用毛泽东思想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耐心引导，才能缩小差别，使正确意见得到发扬。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的时候，“强行通过”，只能把事情弄糟。
于是，我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一个一个地谈心，又建议革委会重新召开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的教导，引导大家对这个人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找到了可以改造好的积极因素，很快统一了认识。原来主张从严处理的那部分同志，不但同意从宽处理，还积极主动地做那个人的思想工作，使他提高了觉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