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让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变为工人手里的尖锐武器
国庆观礼代表、天津市第二毛纺厂工人 李长茂
我是天津第二毛纺厂的工人。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就和几个老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十多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伟大教导，坚持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解决了革命和生产中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厂有二十多个学习哲学小组，五百多名工人经常坚持学习。我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得不好，用得不够，但是群众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推选我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我光荣地两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日子，当作自己继续革命的起点。我要一辈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干革命！
现在，我谈谈我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体会。
工人学哲学是革命的需要
我今年五十五岁，十五岁就进毛纺厂当学徒。在旧社会，受尽了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从苦海里救了出来，使我从政治、经济上翻了身。我们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一九五二年，我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使我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大伙儿推我当了生产组长，我就领着大伙儿干。一九五七年整风时，有些工人给我提意见，说我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当时我有些委屈，觉得自己毫无私心，一心想把工作做好，结果还落了一大堆意见，干脆当个保钳工算了。但又怕革命工作受到损失，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正在这时，我看到报纸上登了一篇工人学哲学的文章，得到了很大启发。心想，人家学了哲学能解决工作上、生产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呢？我们十三四个老工人就组织了全厂第一个学哲学小组，我当了组长。但是，我们这些老工人，在旧社会都没有上过学，解放后，虽然念了几年夜校，还是识字不多，什么叫“哲学”，什么叫“矛盾”，一窍不通。我就去请教来我厂蹲点的一个工人出身的理论教员。这位理论教员说：“矛盾就是问题”。我问：“我的问题可多了，都是矛盾吗？”他说：“都是矛盾”。他还根据毛主席的著作，结合我们厂里的实际情况，讲解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转化等道理。我们一听，觉得哲学这门学问并不难学，学习的劲头更大了。我们边学、边用，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前我不知道怎样去做思想工作，往往以自己的思想去代替别人的想法，看谁干活不起劲，就不问青红皂白，狠狠地批评一顿。读了《矛盾论》以后，懂得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如果主观主义地只用一把钥匙去开所有的锁，就要碰钉子。这样一联系，回过头来看看群众的批评，觉得挺有道理，心里服气了，方法也有了。以后，我们组里谁有了问题，我就先进行调查研究，摸透活思想，然后对症下药地做工作，效果很好。
过去我们组里有两个人闹矛盾，不团结，我就把其中一个调开，心想这样总闹不起来了。谁知两人疙瘩不但没有解开，反而对我也有意见。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后，懂得了“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的，想避开是不行的。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我就主动地找他们俩谈心，了解他们不团结的原因，引导他们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启发他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矛盾解决了，团结也加强了。
我们在学习哲学时，还经常联系车间的生产实际，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工人的积极性很高，可是生产上不去。什么原因呢？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教导，摆出了生产中的各种矛盾，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认为，前纺跟不上后纺，粗条供不上细条，这是生产中的关键，这个矛盾不解决，其它矛盾也不好解决，生产任务就不能完成。于是，我们小组就全力抓这个主要矛盾，研究解决的办法，终于找出机器运转的规律，能动地去改革机器。花了两天两夜时间，使二号梳毛机的转速每分钟加快了一圈半。接着，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教导，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研究机器的规律性，使机器转速又加快了一圈，平均每分钟粗条产量由原来十七点五米增加到了三十三米，供上了细条的需要。
这些事使我认识到，我们工人学哲学，就是要掌握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动地改造世界。
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积极性呢？首先要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活学活用“老三篇”，是改造世界观的根本，学了它，能使我们懂得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革命，以及树立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坚强信心和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可以使我们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在困难面前不泄气，在成绩面前不骄傲，不断革命，永远革命。所以我常说，我们工人学哲学，这是革命的需要，生产的需要。哲学并不神秘，我们工人不但能学好，还能用好。
工人学哲学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厂里的工人看到我们学哲学，尝到了不少甜头，大家也跟着学起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厂各车间的工人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学习哲学的热潮，粗纺、精纺等主要车间都成立了学习哲学的小组。大家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我们几个老工人，不但经常到各车间去讲用，而且还到大学和其他工厂、农村去讲课，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我想，要是大家都学哲学，这力量可就大了。我到那里讲，那里的工人、农民都愿意听。这说明广大劳动人民是迫切要求学哲学的。
可是，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见到我们工人学哲学，却怕得要命。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就气急败坏地来到天津，给工人学哲学大泼冷水，说什么“不要再提工人学哲学了”，这是“简单化”、“庸俗化”。
天津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秉承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旨意，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学哲学。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打着“提高”和“系统”的招牌，把工人中学哲学的积极分子，调离了工厂。我到了旧市委党校，要我整天扣名词，搞概念。我不懂，越学越糊涂，不久又把我调到农村去。他们千方百计地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就是不让我们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命根子，我们工人阶级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到农村以后，仍然坚持天天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那年遇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困难很多。我就根据自己学习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体会，向贫下中农讲矛盾可以转化的道理，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贫下中农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干劲越来越大，当年，就超额完成了小麦播种计划。
在农村干了几个月，又把我调到火车站当搬运工人。我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给大家讲搬运粮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还领着大伙儿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家干劲很大。开始，我们要二十多个人才能卸一辆车，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进行改革后，十个人就可以卸一辆车。大伙儿高兴地说：“我们工人学哲学就是行，用在那里那里通！”
我们厂里的工人，尽管受走资派的压制，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学哲学。没有时间，就利用星期天或不开会的晚上学习；没有地方，就到屋顶的凉台上、楼梯上学。有些学习小组，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至于用毛主席哲学思想分析问题，更是普遍的。我们厂里的工人有句口头语：“哲一哲”，就是遇到问题后，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研究，找出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厂工人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狠批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压制工人学哲学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全厂工人学习和掌握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政治热情，一个轰轰烈烈的工人学哲学群众运动又在我厂掀起。特别是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以后，为了全面落实“九大”精神，响应“九大”提出的“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号召，许多学习哲学的小组又重新建立起来。现在，我们结合形势学，结合党的方针政策学，也结合日常生产和工作中的问题学。因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厂的革命和生产。
进一步掌握哲学这个思想武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斗、批、改进行到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去年八月，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报名参加了天津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担任了天津市和平区工宣队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在一年多领导上层建筑领域里斗、批、改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指路明灯。工人阶级要完成将上层建筑领域里斗、批、改进行到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进一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在刚参加工宣队时，积极性很高，干劲很足。但是随着学校斗、批、改步步深入，新问题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加上身体不好，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天津市纺织局正好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用哲学观点分析自己的思想，感到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没有摆正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关系，因此，产生了想回厂的私心杂念。林彪副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回想我到工宣队后，成天忙忙碌碌，只顾革人家的命，从没有想到，自己同时也是革命的对象，以致私心杂念越来越多。
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认识到，革命的动力和对象，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处理得好，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处理不好，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化，原来是动力的可能会变成对象。于是我在学习班上，就以“老三篇”为武器，狠斗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同志们听了反映很好。
有一个时期，我们工宣队中有些老工人有个活思想，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是个“大老粗”，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原谅自己。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根据自己学习哲学的体会，大谈“粗”与“细”的辩证关系。我说，我们老工人文化水平低，是事实。这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这笔账应该记在压迫和剥削我们的统治阶级身上。现在我们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就要努力学习，“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我还说，“粗”和“细”是相对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我们工人就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从此以后，大家争着过细地去做工作，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进一步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深入发展。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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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席匠”斗私批修
陕西省眉县东方红公社红星大队第三生产队老贫农侯怀荣，有一手祖传的打席手艺。自从生产队打席组织成立后，他拿起四十多年不离身的打席刀，一股劲地为集体打席，是全队有名的“红席匠”。
前一时期，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侯大爷的思想一度出了岔。他想：集体打席组还没有开工生产，趁这个机会，出外买点苇子，抽空打几张席，拿到市场出售，赚几个钱方便方便。于是，他把那把心爱的打席刀取出来擦了一遍又一遍……。
侯大爷的举动，引起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李周锁的注意。为了不使阶级兄弟走错路，李周锁就主动找到侯大爷，和他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
侯大爷的打席刀，来历不平凡，李周锁早已心中有底。一开始，李周锁和侯大爷一起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然后指着侯大爷的打席刀，意味深长地说：“咱可不能忘了这把刀的历史啊！”一提起打席刀，侯大爷辛酸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他说：“我十五岁那年，就拿着这把刀，跟着父亲学打席，把一家的日子都寄托在这把刀上。可是，我父子俩拚死拚活地干，全家人还是没吃过一顿饱饭，炕上没铺过一张囫囵席。到头来，还被逼得家破人亡，没出一年，父亲、母亲和弟弟就活活饿死，连个棺材都装不起，只好卷了一张烂席。从此，我又拿着这把刀，流落在外，给地主干活，挨打受气，少吃缺穿。”侯大爷越讲越激动，越批对大叛徒刘少奇越恨，懊悔自己不该产生为自己打席赚钱的错误念头。他坚决表示要和资产阶级“私”字一刀两断，一个心眼走社会主义道路。
批判会结束后，侯大爷又擦开了他那把打席刀。不过，他这次擦刀再不是想为自己打席赚钱了，而是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为集体多打席，打好席，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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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过去大不一样啦！”
前些时，山西省平陆县西侯公社北张大队第一生产队为了使更多的麦田能施上底肥，决定发动社员再投交一次肥料。六十九岁的老贫农杨天有，主动跟儿子将羊粪从圈里起出来，打碎，堆在门前。接着，又几次找队干部，提出先收他家的这堆羊粪。
一天，队干部组织一部分强壮劳力，逐家逐户收肥。挨到杨天有家时，父子俩又是装肥，又是担运，忙个不停。当时，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往事：去年，因为收杨天有家的羊粪，收肥的人每次都被他连吵带骂赶出了门。现在，他主动、热情地投交羊粪的积极性，使大家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有人夸他说：“老杨啊！你真是大旱的禾苗逢甘雨，跟过去大不一样啦！”杨天有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中了大叛徒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毒，上了他的当，首先想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和集体，做了不利于集体利益的事；如今，毛主席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武装了我的头脑，革命大批判使我分清了是非，我坚决不走资本主义的死胡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就这样，杨天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积极为革命种田，主动把三千多斤羊粪，全部投给了生产队。
西侯公社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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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中的一场批判会
在首都钢铁公司提出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鼓舞下，山东省定陶县东王店公社西王庄大队广大贫下中农，提出在三秋大忙中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开展“为革命，夺丰产”的革命竞赛。
在这次竞赛中，第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干得特别起劲。大家纷纷表示：丰收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交好丰收粮，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
谷子刚打下来，青年刘树林等便收拾小平车，准备装粮。贫农组长刘树成看见后，就问：“干什么去？”刘树林说：“时间就是胜利，咱们赶快去公社粮所交谷子，在全大队准拿第一名！”刘树成一听就发现了问题，于是又问：“咱们搞竞赛的目的是什么？刚打下的谷子没有晒一晒就交吗？”这一问，青年们明白了。刘树成又意味深长地说：“《人民日报》评论中不是说‘在领导这场竞赛中，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吗？咱们竞赛也要着眼于国家利益，对国家极端负责，要是只为个人争第一，那不就是刘少奇鼓吹的‘锦标主义’吗？对国家不利的事，给咱一百个第一，咱也不能干。”
刘树成的一席话，说在青年们的病根上。于是，一场批判“锦标主义”的会议开始了。人人参战，个个动口，摆现象，议危害，挖根源。刘树林说：“种谷子的时候，咱只想着为个人争第一，拉粪只图数量只图快，结果地头上粪多，中间上的少。”一个叫亚华的青年说：“心中有私就要走弯路，一点不假。头脑中有私不斗，办法就想不到点子上，步子就迈不到社会主义大道上。”通过革命大批判，提高了认识，他们把黄澄澄的谷子摊在场上晒起来，决心把交售给国家的谷子扬净晒干，保证质量。
李文同 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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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长县永丰公社长圩生产队的社员在向国家交售新粮时，狠批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崇少敏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