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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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们回到了教育革命第一线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吴书庚,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六五一一班。他听说班里有七个女同学,很少参加学校的斗、批、改。这是什么原因呢?吴书庚老师傅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原来,这些同学认为校革委会已经成立,风平浪静,在学校里没事干,就到外面去跑。
吴书庚马上设法把她们找回来,帮助她们解决思想问题。他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教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她们共同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又给她们介绍学校里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情况。他还通过忆苦思甜,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他说:“同学们,我没进过学校门,没念过一天书。我在十三岁时,就跟父亲一起给地主当长工,吃尽人间苦。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为我们打下了江山。今天的好日子真是来之不易啊!你们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要是在旧社会,你们哪能上大学?今天,我们要是不把教育革命搞彻底,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啊!”吴书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七个同学的心。他继续亲切地说:“工人给你们盖楼住,农民给你们粮食吃。有这么好的条件,你们不认真搞好斗、批、改,能对得起劳动人民吗?能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吗?毛主席说你们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可不能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啊!”
七个同学听完老工人一席话,心中感到无比温暖,非常激动。班领导小组负责人邱淑娴同学,不禁热泪盈眶,对吴书庚说:“吴师傅,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从今以后,我们保证每天到校,积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果然,这七个同学回到了教育革命第一线,积极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她们和全班同学一起写大字报,组织批判会,常常忙到深夜。现在,全班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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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结对敌
一个星期天上午,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宿舍里,红卫兵小将都润英、王金秀和凌宇平,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向毛主席宣誓。这三个互相不说话的红卫兵小将是怎样变成了好战友的呢?话得从头谈起。
都润英、王金秀是贫下中农的女儿,凌宇平是工人的女儿。她们在一个班级,宿舍斜对门,是要好的阶级姊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挑拨离间,使她们三人见面扭头过,谁也不理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工人胡云召了解到她们的情况后就想,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三个同学虽然是在甜水里长大的,但都是一根苦藤上的三个瓜。只要帮助她们认识自己父辈在旧社会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激发她们的阶级仇恨,就能够使她们由冤家对头变成一家人。于是,老胡就在她们班里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她们一起忆苦思甜。
在忆苦会上,老工人胡云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愤怒地控诉说:“在旧社会里,我家八口人,活活被折磨死了五口人。我父亲是码头工人,有一天被沉重的麻包压倒在跳板上。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和把头,还用皮鞭抽打他。父亲回家后,不到两天就死了。父亲死后,我家只好要饭糊口。祖父母饿死在路上,妹妹被地主抢去,上吊死了……”老工人的苦难家史,激发了红卫兵小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工人的女儿凌宇平含着眼泪,回忆了母亲在旧社会当童工时所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后说:有毛主席领导,我才有今天啊!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决不能再上当了。都润英和王金秀也接着说:我们的父母在旧社会都受过同样的苦。解放后,我们的生活都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有共同的恩人,恩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敌人就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去,我们只打“内战”,没有看到后面有走资派。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向工人阶级学习,把账记在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在忆苦思甜的基础上,胡云召同志又引导她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主席的话,象一轮红日照亮了她们的心。大家说:我们的父母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们都是红太阳下的葵花。革命传统代代传,葵花永向红太阳。我们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做阶级斗争的闯将,当革命大联合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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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意义的重逢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了清华园,受到革命师生的热烈欢迎。从北京人民机器厂来的宣传队员们,见到了两位面熟的同学,就热烈地交谈起来。
原来,他们是老相识了。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清华大学的一部分同学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和工人相结合,煽风点火,帮助工厂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们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了厂里。
现在,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工人,又随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来到了清华大学,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帮助同学们进行教育革命。熟人见面,分外高兴。
两位同学向他们谈了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情况,并且说: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工人阶级立场最鲜明,应该表示反对谁,支持谁。工人同志说:“我们来不是介入两派斗争的,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谁做的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支持;谁做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坚决反对。”从两位同学的谈话中,工人同志感到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完全克服,必须把他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
针对他们的活思想,工人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工厂里如何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情况。工人同志说:去年九月,我们厂就遵照毛主席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教导,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很快,工厂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展开了斗、批、改。当前,全厂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生产节节上升。他们告诉两位同学说,实践证明:只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工人同志接着又问他们:“你们对走资派斗了没有?”
同学回答:“斗得不深不透。”
工人同志又问:“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了没有?”
同学又答:“没有。”
工人同志再问:“你们搞斗、批、改了没有?”
同学答道:“没有。”
工人同志说:“现在,我们一定要用彻底革命的精神,促进学校的斗、批、改,这才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
这两位同学听了工人同志的话,感到很受教育。他们连连地说:“工人同志确实最听毛主席的话,对毛泽东思想学了就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我们一定好好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改造世界观,和工人同志一起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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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时,受到革命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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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老粗”领导“洋秀才”
“你们这些捏摇手柄的‘大老粗’,能领导好会讲洋话的‘洋秀才’吗?”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徐银和同他的战友,在踏进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门之前,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
徐银和,这个上海先锋电机厂的老木工,听到毛主席指示要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教育革命,他就急着要求参加。可是,车间革委会的同志不让他去,说他家里有困难。老徐一听就火了,说:“什么家不家的,我家里只有三口人,全国有七亿人,拿‘三’和‘七亿’比较一下,‘三’就很渺小嘛,天大的困难我也要去!我虽然是个‘大老粗’,可是,只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能去领导那些‘洋秀才’!”
为了向这些学校的同学宣传毛泽东思想,几十个即将退休的老工人,也参加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说:“按年龄,是到退休的时候了,可是思想不能‘退休’,革命不能‘退休’。思想一退,就要‘修’了。我们工人阶级不论在厂、在校、在家都要干一辈子革命。”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向革命师生宣传毛泽东思想,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过去,革命师生们总认为“外语特殊”,“外语”与工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不懂外语的工人领导外语的教育革命怎么行呢?现在,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身边的工人阶级多么高大;而自己却那么渺小。红卫兵小将说:不是工人与外语之间的距离太远,而是我们与工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不是外语功课特殊,而是我们的思想“特殊”。
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在鼓舞着红卫兵小将,红卫兵小将纷纷结识自己的“老师”,结成“一对红”,要从他们手里接过毛泽东思想,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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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小李又战斗在一起了
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华东纺织工学院以后,纺化系六三二班同学中间传诵着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班上有两个小李,一个叫李泽红,一个叫李绥霞。她们过去都担任共青团的工作,同住一个寝室,又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平时无话不谈。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们曾经冒着风雪和严寒,一道徒步去延安串连。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们一起冲击旧上海市委。后来,各自参加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过去的战斗友谊忘得一干二净。两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她们再也不愿住在一起,都搬出了原来的寝室。
这次工人宣传队踏进六三二班教室后,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同学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学习时,工人同志带头发言,回忆对比,联系自己的思想,联系自己厂里的实际,历数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性。李泽红和李绥霞听了老工人谈到他们过去“没书读,没饭吃,没衣穿”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后,很受感动,想到劳动人民用血汗养活自己,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自己却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办事,闹资产阶级派性,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呢,她们越想越感到惭愧。
她们含着热泪在学习班上各自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表示要消除成见,携起手来,团结对敌。最近,她俩又搬到一个寝室里住了。两人有说有笑,一起写大批判文章,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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