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听毛主席的话,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车
北京针织总厂工人 赵树增 李景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学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激动得掉下了热泪。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这样信任工人阶级,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在我厂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针织车间,对劳动管理进行了革命,打破以往奖金挂帅的“单干”现象,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大联合开车。在这场斗争中,也不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中国赫鲁晓夫在工业中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一套散发着铜臭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腐蚀、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我厂的走资派,秉承其主子的黑指示,大搞物质刺激,用奖金引诱我们。在我们车间,长期推行按人分机台开车的办法,规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消耗指标,完成指标的分等给奖金。我们把这种货色,叫做工业上的“包产到户”。他们用几个臭钱,挑动工人不和,给工人制造种种矛盾,遇到困难各顾各,生产上互相不协作,有了经验不公开,停了车子没人开,表面上也说什么要“政治好”,实际上,生产好就一切都好。搞这一套,就是要把工人往资本主义邪路上推,妄图把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工人,演变成自私自利的小人;把工人阶级的阶级友爱关系,变成资产阶级肮脏的金钱关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充当“活工具”。这是多么毒辣啊!
毛主席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努力生产,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为的是支援世界革命,绝不是为了几个臭钱。我们工人恨透了中国赫鲁晓夫那一套。过去许多同志不愿意评奖,有的干脆不参加评奖会。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车间打破了不合理的制度,搞了联合开车的试验,大家很积极。但是,印把子掌握在厂内走资派手里,他们死抱住修正主义路线不放,以责任分不清、奖金没法评为借口,硬把这个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压下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了党内走资派的反,夺回了工厂的大权,工人真正当家做主了,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工厂、管工厂才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们车间,经常存在人少任务重、车多没人开的“老大难”问题。去年有个时期,由于阶级敌人的捣乱和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矛盾更加突出。怎么办?这是大家头脑里天天想的问题。我们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冲垮了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丙班台车组的同志,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首先提出了以小组为单位联合开车的倡议。这个倡议,在驻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力支持下,从去年十月开始,逐步在全车间推广了。
实现了联合开车后,人员统一调配、互相协作、互相帮助,打破了过去各顾各的局面,把所有停着的车子都开动起来了。联合开车后,我们班前、班后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自动组织“天天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做到了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过去走资派用管、压、卡对付工人,我们就是不买他的账;现在我们以解放军为榜样,大兴“三八”作风,自觉地增强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树立了为革命开车、对人民负责的思想。过去怕出次品没奖金,有的开车工人与检验工人闹矛盾;现在织布出了长疵点,自己主动记卡片。人与人的关系大变样,形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联合开车也促进了管理工作的革命化。过去车间管理人员在人员调配、任务安排等事务中兜圈子,现在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好地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联合开车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节省了劳动力,减少了停车时间,提高了机器运转率,增加了产量,保证了质量。
今年七月底,我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派了许多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大学去。当时阶级敌人造谣说:“针织总厂停产了!”妄图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把我们肺都气炸了。事实上,我们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一个人顶几个人干,没有停一台车,充分体现了联合开车的优越性。全厂不但没停产,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给阶级敌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现和巩固联合开车的过程,是与阶级敌人斗争的过程。在斗、批、改中,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了破坏联合开车的阶级敌人,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同时,也是与我们头脑中“私”字斗争的过程。有的同志对联合开车不习惯,怕乱、怕累,想恢复以前的老样子。针对存在的活思想,我们进行“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老三篇”。大家认识到,联合开车,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一朵红花。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车。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忠于毛主席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工人阶级对毛主席最忠,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毛主席为工人阶级撑腰,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全厂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最新指示、全面落实最新指示的高潮,我们决心挑好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进一步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第2版()
专栏:

技术大权我们工人掌定了
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黎新功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中,在搞好斗、批、改的高潮中,我们万分高兴地读了九月五日报上发表的《红旗》杂志重要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的政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我们完全拥护,坚决照办。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最相信我们工人,最支持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把工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
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大工贼、大叛徒,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胡说什么“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实际上,他就是要依靠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真是反动透顶!
在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我们厂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
“权威”,专了我们工人的政。他们凭着窃取的技术大权,千方百计地压制我们工人,给我们的技术革新设置重重关卡。我们搞技术革新,要经过从工段到车间和厂部各科室的层层审批手续,过二十八道关卡,才能进行革新试验;如果违反这些清规戒律,试验工具就被他们当作“黑工具”给没收掉。这样,就完全剥夺了我们工人在技术上创造发明的权利。他们还胡说什么:“工人笨,只能拿镐头把。技术嘛,要靠‘专家’‘权威’”。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恶毒污蔑。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事实正是这样。
我们厂加工车间,床身膛孔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九五九年,厂内走资派贯彻中国赫鲁晓夫“专家治厂”的修正主义路线,撇开我们工人,找了几个没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求大求洋的思想指导下,花了二十几万元,设计制造了一台“自动控制”的大型专用组合机床。由于脱离生产实际,照抄外国,制造以后,精度、轴距、光洁度、自动控制等等都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甚至连刀杆也推不进去,根本没法投产。我们工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纷纷提出合理化建议。但走资派、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把持着大权,对我们工人的建议根本不理睬,却组织了几个“洋包子”去“攻关”。可是,这几个“洋包子”也不中用,在机床面前,大眼瞪小眼,毫无办法。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使这一台机床成为废物,整整躺了九个年头,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我们工人对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实在不能容忍,决心自己动手,进行改进、修复工作。可是,资产阶级“权威”并不甘心服输,跳出来挑衅,恶狠狠地说:“不准动,谁弄坏了谁负责!”我们工人不买他的账,还是照样干。我们干起来了,他们又大泼冷水,说什么“没用,这台机床只有砸铁。”并且又利用职权,在人力、原料、工具等方面进行百般刁难。例如,要磨一把刀,本来十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他们却卡了一个多月。在改革一个胎具时,一个资产阶级
“权威”甚至说:“改胎?你能把它改出来,我脑袋揪给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吓不倒、难不倒的。我们遵照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群策群力,冲破重重困难,不到半年时间,胜利地把这个胎具改成了。我们就是这样一面斗争,一面干活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得落花流水,他所贩卖的一套“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哲学”等,都被我们工人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从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手中夺回了工厂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我们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决心尽快地把这台机床全部修复,使它早日投入生产。大家豪迈地说:“什么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统统不在话下!我们工人阶级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才能,是技术上当然的主人!”
在改进、修复这台机床的战斗中,我们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团结革命的技术人员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组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今年三月,这台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判了死刑的大型专用组合机床,终于获得了新的生命。投产以后,发挥了高效能,保证了质量,生产效率提高两倍多,使床身膛孔这一薄弱环节过了关。
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我们工人掌握了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长期被修正主义路线压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解放出来了。现在,我们厂出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全厂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大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革命统帅生产、推动生产,七月份创造了建厂以来最高生产水平,八月份的生产又比七月份有所增长。各车间的技术革新项目不断出现,并制成了三种重要新产品。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之流的一切反动谬论。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彻底完蛋了!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定能掌好权、用好权,一定能创造出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连想也不敢想的人间奇迹。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第2版(刘祖远)
专栏:

老工人唐玉恒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中国赫鲁晓夫等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对革委会热情支持,对不合理制度坚决反对,受到全厂职工的尊敬。他真不愧是:
国家的主人
下班铃已打过半个多小时了,可是老师傅唐玉恒还在厂里转来转去。他一忽儿弯腰归拢归拢割出来的皮毛帽扇,拾拾掉在地上的碎皮子;一忽儿推推车间的门窗,检查是否关严实了;一忽儿瞅瞅防火水缸,提起水桶往里装水……
提起老唐师傅,厂里的职工都很敬佩他。在走资派煽动停工停产的日子里,老唐师傅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每天带病走十几里路上班,早来晚走,以月月超产的实际行动,回击敌人。革委会成立后,他乐得合不拢嘴,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倾注在新生的革委会身上。革委会成立之初,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革委会。老唐师傅迎着斗争的风雨,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捍卫着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和班组里的老工人,鼓励革委会成员说:“有毛主席撑腰,有我们工人支持,你们要勇敢地指挥战斗!”当革委会有的成员放松了思想革命化,下车间少了,他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你们应该下去听听工人的意见。”
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最新指示发表后,老唐师傅坐不住了。他找到革委会同志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发出了号令,革委会在斗、批、改方面步子迈得太小了。”
老唐师傅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事情要从一九六五年说起。那年新来的厂长、现在的走资派,推行了“厂外加工”制,实际是“小包工”制度的变种。工人白天在厂里劳动一天,晚上还把活拿回家里做,再拿一份工资,以此来提高产量。老唐师傅在老伴的催促下,有一天也往家拿了几件皮子,老两口缝了大半夜。可是第二天老唐师傅腰也酸、脑也胀,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活干得少了。回家的路上,他带着疲乏的身子,心里琢磨着这件事,越琢磨越觉得干不得!
吃罢晚饭,老唐师傅把老伴叫到身边,激动地说:“为了自己多拿工资,坑害国家,这不是咱们工人阶级干的呀!”
提起“国家”,往事涌上心头。他清楚地记得,也是这双手,在旧社会却养不活一家人。亲人死去,连买席子的钱都没有;向资本家借,狠心的老板连一个铜子也不借给。想起辛酸的往事,他满腔怒火,满脸泪水,愤懑地说:“那时的国家,豺狼掌权,那能有咱穷人的出路!”听了老唐师傅的话,老伴也泪水盈眶,激动地说:“咱们不能希罕这几个臭钱!”老两口想起张思德,想起白求恩,面对毛主席的像,无限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老人家为咱穷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江山,过上了好日子,咱们怎能为了自己,损害国家的利益,挖社会主义墙脚呢?”
第二天,老唐师傅带着老伴和自己的意见,一进厂就奔向厂长办公室,满腔热情地向“厂长”谈出自己对“厂外加工”的认识,满以为“厂长”能够采纳他的意见,那里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只要能超产,啥办法都行嘛!”听了这话,老唐师傅肺都要气炸了,他知道“厂长”的脾气,再说也无济于事,于是愤然大步走出“厂长”办公室……
这天晚上老唐师傅怎么也睡不着,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给了他无穷的战斗力量。从此,他再也不往家拿活了,每天早来晚归,拚命地超产。他的行动,得到了班里工人们的支持。这可激怒了“厂长”,就用检查制度的枷锁来卡他,但是,怎能卡得住工人阶级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呢?他仍然天天超产,月月节约。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革命的大批判进一步提高了他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他恨透了中国赫鲁晓夫,恨透了这些大大小小的阶级敌人!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他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敬的心情,仰望着毛主席像振臂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一辈子忠于您,一辈子坚定不移地沿着您指引的航向前进!
厂革委会成立后,老唐师傅就提出要改掉这个“厂外加工”制度,由于当时忙于清理阶级队伍,就把这件事搁下来了。
老唐师傅和其他工人同志,对革委会提出了批评意见以后,革委会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革命大批判,取消了这个坑害国家的“厂外加工”制度。
解放军驻沈阳市皮毛厂宣传队 刘祖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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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化工厂在要不要结合原厂长兼党委书记的问题上,两种意见一直得不到统一。后来,在老工人帮助下,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提高了认识,终于把——
老大难问题解决了
武汉化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快三个月了,革命委员会还迟迟没有诞生。一个“三缺一”的老大难问题拖住了前进的步伐:是否结合原厂长兼党委书记李明月,成了全厂职工讨论的中心。以工人为主体的一派和以科室干部为主体的一派,发生了分歧,一方面要结合,一方面表示不能谅解。这个厂的革命群众组织勤务组曾经想过许多办法,效果不大。
时间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厂里的斗、批、改迫切需要有力的领导,可是对结合李明月的问题,一时很难把意见统一起来。怎么办?勤务组有的工人同志建议把科室人员分到车间去,让他们和工人一起讨论。有人又认为科室人员能说会道,担心工人说服不了科室干部,科室干部倒说服了工人,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复杂。解放军支左人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他们坚信最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能够解决知识分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坚决支持科室人员到车间和工人一起讨论解决干部问题。
三车间的讨论在热烈地进行。老工人潘凤英、杨泉林等说:“老李过去就经常和我们工人在一起钻烟囱、扫煤渣,不管白天夜晚,总是呆在车间里,我们工人看得清楚,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一位科室人员却说:“他不行。在运动初期执行过反动路线,而且喜欢打击报复。有一次我们要报销,他就不批。要是结合了他,以后给我们穿小鞋,那我们吃不消。”老工人们马上批驳了这个看法,说:“这情况我们清楚,那不是打击报复,是管得严,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我们看干部要看大节,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看一时一事。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执行了反动路线,但是改了就好了,我们不能抓住不放。”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科室人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李明月后来被推选为革委会里的第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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