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
安徽省批判反动小说《风雷》战斗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小说《风雷》,正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由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之流炮制出笼的。《风雷》的出笼,又一次暴露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小说为他们篡党复辟制造舆论的滔天罪行。
《风雷》开始炮制是在一九六二年。
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大演反华丑剧。中国赫鲁晓夫也公开跳了出来,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疯狂叫嚣“对三面红旗不同意,甚至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都是允许的”。在安徽大组会上,他对李葆华们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他唯恐他的娄罗不敢写,又煽动说:“如果受到打击,可以辞职嘛,等以后路线正确时,你们再来当书记。”什么是中国赫鲁晓夫心目中的“路线正确”之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复辟成功之日。反骨毕露,何其狂妄!
中国赫鲁晓夫授意的这个黑使命由谁来完成?李葆华物色的是长期披着“工农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陈登科。
陈登科,这个投靠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一伙而青云直上的反革命分子,自称在反右派斗争后“埋着头过了几年日子”,一听到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令,顿时得意忘形,贼心毕露。他一边狂热吹捧:“除了他(指中国赫鲁晓夫),谁敢这样讲!”一边疯狂叫嚣:“好罗!现在我自由了!解放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在半年时间里,就赶制出一部四十五万言的大毒草。
这部大毒草名叫《寻父记》,即《风雷》的初稿。
《寻父记》,寥寥三字,包含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命题。陈登科公开叫嚣:“那些吃着淮北农民的小秫秫蒸饼长大的”“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已经“忘记了用生命掩护过自己的再生父母”,已经“失去真理”,对人民“漠不关心”,“干出了一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寻父’,就是寻找人民,寻找党的真理。”
这一派黑话是有来头的。中国赫鲁晓夫就散布过这种谬论:“党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党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够了!原来陈登科亦步亦趋、紧紧追随的,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和中国赫鲁晓夫唱的完全是一个腔调。
陈登科按照李葆华“不要直接写(前三年)”的反革命策略,借“反映合作化”之名,行“写前三年”之实;并打着“改造落后乡”的幌子,“把中央问题装到基层去写”。陈登科在小说中串起一根“冤狱”和“反冤狱”的黑线,污蔑社会主义农村“万分困难”,其原因在“坏人当道”,“好人受压”。十分清楚,这是一本直接宣扬中国赫鲁晓夫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的大毒草。
《寻父记》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写成的。当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开过,毛主席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已经传遍全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不久,毛主席又指示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进行反击。中国赫鲁晓夫见势不妙,便在新的形势下,玩弄起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把社教运动的口号接了过去,偷梁换柱,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以达到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目的。
为了使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适合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策略的需要,李葆华一伙和旧中宣部和旧中国作家协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纷纷出谋献策,进一步合伙炮制这株大毒草。
首先跳出来的是旧中国作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邵荃麟。他奉旧中宣部“阎王殿”头目周扬、林默涵之命,披阅初稿两遍,接见陈登科三次。他肯定“作品可以出版”,又感到其中“写前三年历史”太露骨,就为陈登科设计画皮,叫他多补缀一些“农业合作化”的章节,以迷惑广大读者。邵荃麟特别关照陈登科:“要突出结尾部分,有头有尾,熊彬最后要作处理”。意思是不让追随中国赫鲁晓夫“足印”的祝永康走得灰溜溜的,而要写成能够完成篡党复辟“大业”的“英雄人物”,用以歌颂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正确”和“胜利”。
一九六四年六月,修改后的《寻父记》,改称《风雷》,由“三家村”黑掌柜邓拓亲笔题名出笼了。这株陈登科自称是“在‘后十条’的指导下”炮制成的大毒草,把“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中的黑货,什么“扎根串连”,什么“开辟根据地”等都塞了进去。从《寻父记》到《风雷》,一直紧跟着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走,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走到了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给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树碑立传,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复辟制造舆论。
李葆华一伙经常吹嘘:“《风雷》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好作品”。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头目彭真,把它作为“教科书”发给北京郊区社教工作队员;前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把这部毒草发给社教工作队员人手一册,用以“武装思想”。短短两年中,《风雷》的印刷总数竟达百万册以上。在旧文化部指使下,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电影制片厂的一些人,还争着将它改编成电影,以便更广泛地散布其毒素。
但是,广大的工农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明眼亮,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早就识破了《风雷》的反革命实质和炮制者的罪恶用心,曾写出大量批判文章,投寄有关报刊。陈登科闻讯后扬言:“《风雷》不倒我不倒,《风雷》要是倒了,我也就完了。”他一面求救于李葆华一伙,一面乞怜于反动学术“权威”,甚至采用重金贿赂、送礼设宴等卑鄙手段,请他们保《风雷》过关。
其实,李葆华一伙和中国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更明白“《风雷》倒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一面扣压革命的批判文章,一面搬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压制“小人物”的革命行动。自一九六二年以来,毛主席曾多次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李葆华做贼心虚,有意散布“利用小说反党,我们这里没有,可能笔下漏出一点错误”的论调,拚命捂住安徽省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死保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一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召见了陈登科,当面吹捧小说写得不错,“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为陈登科撑腰打气。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揪出了陈登科,更加深刻地揭露了《风雷》的反革命本质。《风雷》倒了,陈登科倒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李葆华、周扬之流也倒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必须乘胜追击,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反动小说《风雷》的黑后台中国赫鲁晓夫,以及他的代理人李葆华、周扬之流,彻底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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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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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臭黑《风雷》,粉碎翻案风
解放军某部营长、一级战斗英雄 胡修道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在《风雷》中,别有用心地描写了一个被罢了官的民兵大队长任为群。通过这个人物,大做翻案文章,大刮翻案黑风。
在陈登科的笔下,这个任为群,“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又不为吃和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就是因为“火气大”,“性子暴”,“脾气硬”,捆打了反动富农黄龙飞,竟然被罢了官,缴了枪,只留下一个“总支委员”的空头衔。为了渲染“罢官”的“冤屈”,陈登科借任为群之口,大肆叫嚷:“我的心是红的,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是红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平白无故”地“错打了好人”!
陈登科这个反革命分子,是在为谁鸣冤叫屈呢?是在为谁翻案呢?只要看一看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贩卖的黑货,查一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到安徽后所干的罪恶勾当,真相就大白了。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赫鲁晓夫公然跳出来为被罢了官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翻案,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是大刮翻案黑风的罪魁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就在安徽大搞“一风吹”,“一批批,一串串,不留尾巴”地为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翻案。
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直接指使下炮制出来的《风雷》,卖命地为其黑主子大刮翻案风摇旗呐喊。《风雷》为任为群翻案,就是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和李葆华的旨意,要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反党分子翻案。
这些反动家伙,大刮特刮翻案黑风,就是为了洗刷他们那一伙的反党罪行,就是为了篡党篡政篡军,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翻案就是要变天。
在反动小说《风雷》中,那个被罢了官的民兵大队长任为群,后来不是又上了台、扛了枪、当上了总支书记、掌握了党政大权吗!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精心安排的这个结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大刮翻案黑风的罪恶阴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革命的人民,决不允许阶级敌人翻案变天。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反党集团,罪行累累,铁证如山,这个“案”,是翻不了的,是永远也翻不了的。要想翻案变天,这只能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大刮翻案风,是阶级敌人惯用的反革命伎俩。这种伎俩他们不仅过去使用,今后还会使用。当前,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黑风。
我们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对反动小说《风雷》所刮起的翻案黑风,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批判,肃清其流毒;我们对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的右倾翻案黑风,也必须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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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
宛敬青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攻的号角。中国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篡改,炮制了极端反动的“后十条”,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图把运动引向邪路。
反动小说《风雷》,不仅为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卖命地呼号;而且使尽了力气为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呐喊助威。反革命分子陈登科供认:《风雷》是在“后十条”的基础上修改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开始的。《风雷》却让他的主人公祝永康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的作法又和中国赫鲁晓夫搞假四清、真复辟的作法完全相同。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妄图用所谓的两个“交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达到其假四清、真复辟的罪恶目的。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紧步中国赫鲁晓夫的“足印”,在《风雷》中挖空心思捏造了黄泥乡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纠结在一起”的典型。为了表现这个“交叉”,陈登科编造了一串荒诞离奇、肮脏庸俗的人物关系。在陈登科笔下,党的干部、“英雄”人物、反动富农、贫下中农,都被一根亲友关系的纽带连结着:反动富农黄龙飞是区委书记熊彬的老丈人;熊彬是县委书记方旭东的大舅子;方旭东是“英雄”人物祝永康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好干部”任为群的嫂子“贫农”羊秀英又是黄龙飞的姘头……。在这些人物中间,陈登科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例如阶级敌人和“贫下中农”互相勾结;党内外坏分子串通一气,密谋陷害干部;祝永康和朱锡坤之间以个人恩怨为核心的斗争……真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但是,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独独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动小说《风雷》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整的是什么人呢?是群众。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群众,坏人成群,坏事成堆,苦大仇深的羊秀英是“破鞋”,讨饭出身的黄大叔是懒汉。他们投机倒把,为非作歹。似乎黄泥乡的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于是,他们就成为重点挨整的对象。请看,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同中国赫鲁晓夫用所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论调,制造种种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群众,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如出一辙吗?
《风雷》中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又完全是中国赫鲁晓夫的“暗察私访”、“扎根串连”那一套。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和历来实行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把解放十几年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当作“敌占区”,荒唐地搬出了一套所谓“白区工作经验”,主张“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秘密工作”,“扎根串连”。
反动小说《风雷》,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祝永康隐姓埋名的神奇活动,如“夜访何老九”、“巧遇羊秀英”、“三请陆素云”等等,祝永康的这一套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它和资产阶级分子王×ד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在桃园大搞神秘活动完全是一路货!对于这种“私访”,陈登科倍加赞赏,并极力夸大其政治“威力”,竭力宣扬就是用这种方法平反了任为群的“冤案”,揭开了黄泥乡“阶级斗争”的盖子。真是荒唐已极!
看看祝永康扎下的“根子”和依靠的对象都是些什么人吧:有不通过群众就平了反、翻了案的任为群;有叫嚷“解放以来”“还没翻过身来”的“老贫农”李学成……。祝永康就是利用这一些人,在黄泥乡大刮翻案风,大刮单干风,大搞复辟资本主义活动的。
反动小说《风雷》,极力宣扬和美化中国赫鲁晓夫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罪恶阴谋,他的小娄罗陈登科和几页发了霉的《风雷》,也逃不脱彻底灭亡的命运!〔本版由《新安徽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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