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狠抓两条路线斗争 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队长 贾承让
我们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上实行的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新制度，这种管理办法，对定额管理、按件记工的制度来说，是一场大革命。我们大寨大队党支部是怎样领导群众进行劳动管理大革命的？根据这些年来的实践，我们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六点：
改革管理制度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和大寨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也是政治，因为它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一九五五年底，我们初级社转成高级社，生产资料公有化了，可是社员的思想并没有立刻跟着改变，特别是富裕中农，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更严重，加上地富在背后鼓动，他们带头抢工分，发牢骚。陈永贵同志说：“生产资料归了集体，有的人思想还在那儿单干。”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拿着资本主义思想去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本身就是个矛盾。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造农民的世界观。我们感觉到，管理制度好象一个铁环，一头扣着人的思想，一头扣着集体经济。好制度培养人的好思想，促进集体经济巩固与发展；坏制度助长人的坏思想，阻碍集体经济的巩固与发展。
一九五六年，我们也执行过劳动定额、按件记工制度，农活件件有定额，样样有包工，干什么是什么的分，干多少得多少分。搞了一年，我们发现不对劲，说：“这办法不适合农村干部，我们这些干部过去都是讨吃要饭扛长工，没念过一天书，这等级那等级，不用说执行，就是记也记不住。”又搞了一年，我们又进一步感觉到，这个制度不光是烦琐复杂，脱离实际，更大的问题是把干部缠在搞包工的圈子里，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群关系愈来愈坏。有的社员也养成了“工分迷”，光吵工分，不爱集体。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大跃进，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时，反映和助长资产阶级“私”字的定额包工制度，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有的人看某项活计费力气，包工的工分又不比其它活计多，就不愿干，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两极分化现象也出现了。劳力强、尖滑偷懒抢工分的人富起来，劳力弱、老老实实劳动又不抢工分的人要穷下来。这些现象给党支部敲了警钟，党员同志们讨论说：毛主席领导咱贫下中农搞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让我们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象这样搞下去，人民公社里又要出现两极分化，这怎能行！有的同志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咱们搞定额包工，光讲工分，这不是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嘛！？”从这时候起，我们党支部下定决心，发动群众，着手改革定额包工、按件记工这个坏制度。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阻力很多。地富反坏破坏，富裕中农和尖滑懒汉反对，私心大的人也不赞成，特别是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诬蔑和陷害。阶级敌人起劲反对我们，我们才逐步明白了，原来旧制度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利，新制度对社会主义有利，所以，他们拚命反对改革，我们就越要坚决进行改革。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更清楚了，改革与反对改革，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改革旧的劳动管理制度，是集体经济内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陈永贵同志说：“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彻底革‘私’字命的，是铲除资本主义复辟基础的经验，也就是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产生，不让贫下中农变质，不让集体经济迷失方向，不让无产阶级江山变色。”
改革管理制度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实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这项新制度，首先要求干部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一心为公劳动的模范。
早在办合作社初期，我们党支部就狠抓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就有人说：“集体生产好是好，就怕养不起干部，掖不起累户。”陈永贵同志就向群众说：“干部，你放心，不用社员来养活；累户，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非掖起来不可，这就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嘛！”我们大寨有千变万变，可是，我们干部的劳动本色没有变，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作风没有变，有事和贫下中农商量的作风没有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证自己不蜕化变质，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根据我们的体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十大好处：一能够防止干部变修，永葆革命青春。二能够取得工作、生产双丰收。三能够做到劳动到地，思想工作见人。四能够身教和言教结合起来，身教胜过言教。五能够锻炼和提高干部，向贫下中农学习。六能够培养青年一代接好革命班。七能够使干部参加科学实验，保证生产上年年有个新套套。八能够使干部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九能够使干部更具体地体会到社员的疾苦，主动关心社员生活。十能够使干部经常得到贫下中农的监督，防止和克服坏作风。
我们大寨人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新制度，和旧制度相比，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旧制度的条条框框，主要是管群众的，新制度主要是针对干部的。例如：
对干部有四项规定：第一，不自私，不特殊，参加劳动；第二，坚持劳动，坚持革命，劳动不过硬就不能当干部；第三，白天不开会、不办公，参加劳动；第四，全年实得的工分，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
对干部参加劳动有三个要求：
第一，必须坚持三项工作，一是带头扛三活（重活、脏活、关键活），二是进行科学实验，三是做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第二，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四抓”“四要”。四抓是：一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二抓活思想，三抓苗头性的问题（抓两头带中间），四抓关键的时刻。四要是：一要耐心，三番五次地做；二要到人，对症下药；三要一多一少，多表扬少批评；四要一分为二，批评缺点的时候要指出优点。
第三，领导生产要做到“五到”“六勤”。“五到”就是能看到、听到、学到、说到、做到。为了做到“五到”，必须实行“六勤”，就是腿勤、手勤、耳勤、眼勤、嘴勤、脑勤。这个“六勤”，是我们党支部在合作化以来，狠抓干部思想革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们新制度的一个基本内容。
根据我们的体会，没有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就不可能进行这场管理上的大革命；实行新制度，就要求干部改变旧制度下养成的旧作风，建立适应新制度的新作风。这个新作风，主要就是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到破私立公过硬，思想工作过硬，领导生产过硬。
改革管理制度必须紧紧依靠贫下中农
有人说：“大寨劳动管理就是相信群众嘛！那就靠社员去自觉吧！”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发论。社员为什么会自觉起来哩？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社员头脑，没有党的领导和发动，不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社员群众是不会自发地自觉起来的。
我们党支部遵照毛主席“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教导，在改革管理制度中，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大搞群众运动。搞群众运动，不是搞群众自发，群众自发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依靠贫下中农，首先要团结教育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再通过他们去串连发动和教育广大群众。我们党支部明确提出依靠三部分革命力量，就是党员、团员，荣退转业军人和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批判旧制度，创造新制度，执行新制度。我们有一个传统，要求支委要成为党员的表率，党员要成为贫下中农的表率，积极分子要成为一般社员的表率。特别要求支委和干部，不光自己好，家属也要好，都要成为表率。骨干扭成一股绳，劲往一块使，就把广大社员群众带动起来了，剩下几个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富裕中农和懒汉尖滑人，那事情就好办了。几个落后的人，劳动上偷个懒，报工分捣个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几个地富反坏，人人监督他们，他们只好规规矩矩，老实改造。当然敌人一定要破坏我们，他一翘尾巴，我们抓住就斗争，实行群众专政，正好把他变成活教材，向社员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
毛主席说，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我们要依靠贫下中农占领农村的一切阵地，包括占领集体经济管理工作这个阵地。如果没有贫下中农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就没有我们大寨劳动管理上的革命，就不会产生大寨这样的新的劳动管理制度。
改革管理制度必须抓阶级斗争这条纲
有人说：“管理制度有啥阶级性呢？”我们体会是有。不但有，还很强烈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什么都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一抓就灵。批判旧制度创造新制度是一场管理革命，谁革命，革谁的命？谁保守，谁反抗，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劳动管理，在农村是一个最大的实践，也是一个最触及灵魂的问题。农民种地劳动，人人要接触这个制度，天天要碰到这个问题。劳动管理制度直接关系到收益分配，关系到各阶层的经济利益。旧制度搞经济挂帅、物质刺激，新制度搞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旧制度光讲为自己，不讲为集体；光讲私字，不讲公字。这正好符合富裕中农的思想，更符合地、富、反、坏、右的思想。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说：“不管做什么活，没有最高的代价，人们是不干的。”他说的“人们”，就是地、富、反、坏、右。用阶级观点看问题，改革旧制度就是革他们的命哩！
地、富、反、坏、右最反对我们的新制度。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破坏，往往在背后捣鬼，搞幕后活动。富裕中农和懒汉尖滑人，有时候就敢公开跳出来捣乱新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尖滑人自报工分，你说应该报十分，他就报个十二分。由于旧制度的影响还存在，我们的旧作风还没有改变，就开社员大会批评，让他检查，给他扣分。结果多报工分的不是少了，而是愈扣愈多了。后来，我们提出来，改变一下过去的作法，把扣分变成表扬，给他一个估不透。后来，那个尖滑人又多报了，我们说：“咱们欢迎标兵多一些，愈多愈好。”第二天就让真正的标兵带上他去劳动，干了半天就把他拉下来了。他说：“算了吧，我确实干不过你，我跟你报成一样分是故意捣乱哩，以后再不敢了。”这就是斗争，就是群众管理的威力嘛！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疯狂地反对我们的新制度。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就和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坚决斗争。开始，他们不承认我们的新制度，说：“那叫什么制度？”你不承认怕什么？我们还照样干。他们歪曲我们的新制度是什么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就发动群众，批判旧制度，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他们不让陈永贵同志在他们主持的会上介绍经验，我们就回到大寨向参观的同志大讲特讲，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我们的新制度，是“不要社会主义”，是“神仙一把抓”，不管他“神仙一把抓”不一把抓，反正我们抓出一个新制度来，抓出一个思想革命化来，抓出一个大团结来，抓出一个新大寨来。敌人愈反对，我们愈要干；敌人愈骂，我们愈要批判。我们大寨的新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是这样斗出来的。
改革管理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我们大寨大队在建立新的劳动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抓人的因素，抓人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社员，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农民的世界观。在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创建新的管理制度时，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着重抓了两条，一条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解决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方向问题，一条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农民，树立为革命种田、为公劳动的世界观，这是解决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动力问题。
林彪副主席指出：“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同志们称赞我们大寨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型农民，我看要说新就新在世界观上。只有树立了为革命种田、为公劳动的世界观，才能称得起是新型农民。我们把一个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把一个破大寨建成了新大寨，靠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在改革管理制度中，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管理，思想革命化统帅制度革命化，这是我们的两条基本体会。
有的同志参观了我们的新农村，回去宣传说：“一九六三年，大寨的房、窑都让洪水冲了，人家自己拿出四万块钱，五万斤粮，修了个新农村。”我们的确拿出了四万块钱，五万斤粮，但是钱、粮不能自己变成新农村，还要有人。光有人还不行，还要看什么样的人。房是人盖的，窑是人圈的，地是人修的，什么都是人干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有用不尽的力量，估不透的干劲。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石桂林说得好：“自觉劳动和呐喊上劳动可分别大哩！一心为公劳动，自觉性很高，干轻活也能变成重活；一心为私劳动，让人呐喊上干活，干重活也能变成轻活。”下种捏籽是技术轻活，要一个人一天捏上十亩，我看比重活也不轻；抬大石头本来是重活，要一天抬上两块，我看也是轻活，干活全凭思想哩！现在，我们大寨不到评工的时候，就听不着“工分”两个字，更没有人吵工分了，只有一个干字，为革命不分昼夜地自觉劳动。劳动目的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了这变化，才带来了一切变化，才有今天的新农村。
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大寨是靠什么建设起来的？最根本的是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简单说，是抓人的思想革命化，靠自力更生，靠一心为公劳动，搞公有制。我们在三年时间里，修了一百多孔石窑，三百多间瓦房，要看会计账上，一共才花了八万多元，可是要按实际造价，最低也需要花三十九万元。那三十一万元是从那儿出的呢？全部是劳动积累。我们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集体闸沟修坝、垒桩培埂、平整土地，共投农田基本建设工十一万多个。从一九六四年到去年，包括修建房窑，这项投工就达到十一万二千多个。四年投的工，超过十年投的工，就是说，现在的一年，顶过去的四年。上面总共二十二万多个基建工，全部参加了当年分配（其中有九千个平摊了义务工），没有动用一分公积金。这就叫劳动积累。这是没有记在账上的一大笔财富啊！这还是有记载的投工，还有中午晚上加班加点，老婆娃娃一起上阵为集体抬土搬砖，各种不记报酬的义务劳动，这笔账就没法计算了。我们的新农村，就是这样建设起来的。
我们的新农村，新还新在房窑都是集体的财产。我们把社员的生活居住也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
一定要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进行管理制度上这场革命，是从改革劳动管理开始的。但是，现在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扩展到生产计划、财务会计、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从劳动管理本身来说，也不光是评工计酬的问题，还包括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劳动组织、农活安排、干部补贴等好多方面的制度。当然，其它方面的改革还只是刚刚开始，就是劳动管理也还需要继续改革。集体经济向前发展，管理制度也得不断改革，不断完善。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贫下中农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了，广大社员的思想革命化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一九六七年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支部提出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粮食分配，我们就发动群众讨论，贫下中农说：“咱能自觉劳动，为什么不能自觉分配呢？”有的说：“劳动能自觉，分配可不能自觉。”大家说：“那还是没把私字斗倒！”我们党支部讨论：什么人劳比例、以人定分，按分分配，还是不相信群众！陈永贵同志向支部建议：工分能自报，口粮是不是也能自报？经过充分酝酿，我们实行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需自报”的实物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包括口粮、蔬菜和水果的分配，按户自报，需要多少报多少，然后由管委会合理调整。去年原计划拿出二十万斤口粮，结果社员自报了十九万多斤，每人平均五百斤，只有四户少报了，我们给作了合理调整。
同时，我们在劳动管理上也有新的发展。陈永贵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提到过，象贾进财同志快上六十岁了，对集体贡献那样大，年老体衰，以后怎么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经过大批判，更认清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那套鬼把戏。他大搞工分挂帅，片面强调多劳多得，搞两极分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毒计。去年，我们在评工时，碰上了六十岁的老社员，只要他热爱集体，一心为公劳动，一般都评了八分五，还有九分、十分的、十分五的。老贫农贾根元，上七十岁了，每天给集体拾肥，还评了五分。加上他老婆做的工，除了全年开支，结算下来还余了一百多块钱。过去给女社员计算劳动报酬时，首先有五大扣除，就是要扣除中午和晚上的做饭工，扣除奶孩工，扣除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补贴工。现在，这些工都不扣除了，真正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看娃娃的老婆们，也评了三分五到四分工。我们在评工计酬上贯彻执行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共同富裕的原则。我们把它叫做“固定工分”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社员年老了，只要还能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就能得到和壮年时差不多的工分。实行这个制度，不仅防止了两极分化，而且大大改变了集体经济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大大加强了劳动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真是老的关心小的，小的关心老的；干部爱护社员，社员爱护干部。在我们大寨已经出现了一种革命同志式的崭新的干群关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