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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贫下中农一定要占领科技阵地
山西省忻县解原公社六石大队科研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个指示是对我们贫下中农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大长了我们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我们贫下中农不但要占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阵地，而且还要占领科学实验的阵地！我们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以来，在科技战线上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吹“技术挂帅”、“专家万能”。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当惯洋奴才的少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才能搞科学研究，而广大的工农群众只能拿榔头、摸牛尾巴。敌视工农，是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本性。我们贫下中农，不仅能种地，也能搞科学研究。如果有人不相信，那就请你放下臭架子到农村里来看一看吧！
我们科研组十三个人，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平均年龄二十二岁，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小学四年级。我们从小就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也懂得，只有不断地破私立公，才能为革命作出贡献。
我们科研组成立以来，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冲破了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尽管他们百般刁难，污蔑我们搞科学实验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战胜了重重困难，大搞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一位“专家”看了我们自己新培育的杂交组合后，说什么：“你们不要瞎搞，我们搞不成的，你们搞也不行，是劳而无功。”这种轻视工农、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物，我们见过不少。到底谁能搞科学实验，到底谁最聪明，请看下列事实。
一九六五年，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来给我们讲课，说配制高粱杂交种技术性强，难配制，只有用什么“积温计算法”来预测花期。结果讲了又讲，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积温”的计算，又怎么能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呢？后来，我们抛开了洋教条，遵照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教导，根据实验结果，创造了用叶片计算来预测花期的方法。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科研组坚持了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品种试验和产量比较，选育出了适合本地要求的玉米双交种和高粱杂交种，比生产队原来种植的品种增产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还选育出了抗大斑病的玉米双交种，大大减轻了病害的发生，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驳斥了洋“理论”，打破了洋框框，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再也没有人相信中国赫鲁晓夫散布的“专家万能”的鬼话了。
贫下中农不懂科学技术吗？我们的回答是：懂，不但懂，我们还能搞得很好。中国赫鲁晓夫之流要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垄断科学技术，不让贫下中农搞科学实验，要我们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我们说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占领科技阵地。几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的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小麦、高粱、玉米等作物中共搞了一百多个杂交种和新组合，并培育出了一些有希望的新品种和新杂交种。我们科研组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同志，只读过二年书，她到科研组两年来，狠学狠用“老三篇”，不断破私立公，为革命学会了一整套去雄授粉杂交技术，很多专门的科技人员的杂交技术也赶不上她。两年来，她和同志们一起，共搞了小麦、高粱、玉米杂交组合九十多个，以便培育出更适合于本地区的各种作物的新品种和杂交种。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去，就能够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让那些“贫下中农不懂科学”、“专家万能”的谬论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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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拜工农群众为师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薯类组
农业生产上马铃薯（土豆）退化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一直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现在，在我国已经得到基本解决。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广大贫下中农的重大创造，是科学技术人员和工农相结合的结果。
马铃薯是一种高产的粮食作物和优良菜种，也是深受国外欢迎的出口物资。可是，我国中原和南方地区种马铃薯，由于退化问题，年年都要从边远的北方调运大量种薯。这不但浪费大量财力物力，还影响种植面积的扩大。因此，解决马铃薯退化和就地留种问题，就是科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就教导我们，科学研究必须联系生产实践，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科学技术路线。他拚命鼓吹科学研究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际。他把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捧上了天，胡说什么：“国家的进步，要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带头”。他一脑袋洋奴思想，他无耻地叫嚣：“照洋人的路子走，可以少走弯路，科学研究不是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
马铃薯退化问题的解决，彻底驳倒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动谬论。
“照洋人的路子走，可以少走弯路”吗？恰恰相反，洋人的路子，不但是“弯路”，而且是不通的“死路”。我们在开始研究马铃薯退化问题的时候，也查阅过欧美各国的文献。在洋人那里，论文成堆，学派林立，争论得不亦乐乎。可是，他们的学说，都只观察了现象，没有说明退化的本质，因此，也就不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到头来，只得出什么“马铃薯的品种只是一瞬间美景”呀！什么“马铃薯迟早有灭种的危险”呀！等等反革命的悲观宿命论调。中国赫鲁晓夫说，“科学研究不是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就是要把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引向死路。
“尤其需要”资产阶级“老科学家带头”吗？资产阶级专家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出论文，树学派，争名夺利。而他们的论文，却是懂的人不看，看的人不懂，对国计民生、科学事业没有用处。十几年来，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马铃薯退化问题的研究，一度被引导到脱离工农、脱离生产的花盆里去了。甚至有人搞起什么马铃薯皮色的变异研究，要把红皮马铃薯变成白皮的，再把白皮的变成红皮的。这种变魔术的办法，丝毫不解决马铃薯生产的实际问题。一个农场老工人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如果都象你们这样试验，我们工人连口凉水都喝不成了。”
事实教育了我们，再不能踩着洋人和资产阶级“权威”的脚印走路了。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冲破走资派的种种阻挠，跑出实验大楼，走出试验场，奔向各地农村。我们先后到过十多个省、市，深入田间地头，拜贫下中农为师，和他们一起开调查会、田头座谈会。从此，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在广大贫下中农和各地科技人员支持下，我们详细地了解了马铃薯退化问题的现状和历史，搜集了我国农民和奋斗在农业第一线的科学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综合和试验，发现我国农民在防止马铃薯退化、解决就地留种问题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例如，安徽界首县的农民，采用一种办法保持一个品种不退化，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山东滕县一个农民，连续种了二十年，年年都是自留种，两季亩产四五千斤。我们把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以后，中原和南方一些地区，开始解决了就地留种问题，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赫鲁晓夫污蔑工农群众是“落后”的。他在科学界的代理人，也拚命反对我们同工农结合，甚至恶狠狠地说：“总结来总结去，还是农民那一套，没有什么理论，更谈不上是什么科学。”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就是洋人的华而不实的那一套。洋人研究了一百多年没有结果的老大难问题，在我国农民手里早就把它解决了。我国农民的这“一套”，比洋人的那“一套”高明得不知多少倍。先进的中国农民，落后的西方资产阶级“权威”，这就是铁的事实作出的结论。
什么是理论？毛主席教导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实践出理论。我国农民既然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我们革命的科学工作者，也一定能够在向农民学习中，概括出科学的马铃薯退化理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同工农兵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思想，为农业和科学的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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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高粱组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重要编者按中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院我所的代理人，极力推行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兵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修正主义科技路线，使我们长期深居高楼大厦，脱离工农兵群众。过去，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知识分子来说，农村，是艰苦、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经过几年来从事杂交高粱的推广工作，我们才深刻地领会到毛主席的教导“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还认识到，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此，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已开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要求和行动。
我们思想感情的变化，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是毛主席指引我们走出了大楼，和工农兵相结合；是毛主席指引我们摆脱了洋理论的束缚，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杂交高粱，穗大粒重，适应性强，产量高，被广大贫下中农誉为“超纲要品种”，“盐碱地的宝贝”。现已在黄淮海地区广泛种植，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它的足迹。然而杂交高粱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它的诞生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五八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提出了选育杂交高粱的问题。几个“小人物”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冲破旧框框，打破洋教条，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培育出我国第一批杂交高粱。由于杂交高粱增产潜力大，适应性强，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因此，推广杂交高粱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的肩上。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那些“专家”、“权威”却百般地阻挠我们搞推广工作，企图把杂交高粱的推广工作引向纯理论的研究。有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也认为：“科学院应该搞‘提高’，应该搞‘理论’，搞推广是农村的事，是基层的事，我们可以不管。”要不要搞推广（实际上就是要不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遵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的教导，走出了大楼，走出了遗传研究所的小天地。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英雄形象激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他们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忠，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他们最讨厌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致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最反对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他们最有实践经验，最聪明，最有才能，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践的坏作风。
在农村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的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刚开始搞推广的时候，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却要在北京郊区搞一亩“示范”田。他在走资派支持下，不惜工本，妄图达到亩产超千斤，实现他名利双收的野心。“权威”的“理想”，从一九六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可是，有的地方的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推动下，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热情，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连续两年在大面积上取得了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的高额收成。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创造不出来的奇迹，贫下中农创造出来了。
杂交高粱，是由两种高粱进行杂交以后得来的，为了保证这两种高粱能很好地进行杂交，需要预先就知道这两种高粱能不能同时开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来了“专家”、“权威”，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他们根据书本上的“理论”，提出了“积温计算法”。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查书本、翻资料，日夜进行计算，算来算去，搞得头晕脑胀，还是算不出来。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抛开了旧框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生产实践中，和贫下中农一起观察、比较。有着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发现，只要在生长过程中使两种高粱保持一定的叶片差数就行了。这个办法简单易行，而且比较准确可靠，已在杂交高粱制种工作中普遍采用。
杂交高粱，由于穗大粒重，成熟时容易倒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知道从水、肥上下功夫，但这功夫到底怎么下，我们并不清楚。而广大的贫下中农，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既能防止杂交高粱的倒伏，又能获得高产，保证了杂交高粱的年年丰收。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我们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恭恭敬敬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才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用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知识分子，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风吹不回头，浪打不动摇。我们一定要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出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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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三大革命逞英豪
山西河曲县巡镇公社曲峪大队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一次会上激动地说：毛主席著作闪金光，人换思想地换装，革命种田育好种，高粱杂种最优良。
曲峪大队位于吕梁山下，黄河之滨，解放前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山村。解放后，生产有了发展。最近几年来，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立志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他们实行了老农、青年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三结合，大抓种子革命。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他们引用了遗杂十号高粱。他们鼓足干劲，战胜了春旱、夏涝等自然灾害，抓住杂交高粱的生产关键问题，连续两年获得百亩以上大面积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的大丰收，其中有四亩高产田，平均亩产一千六百零二斤。现在，曲峪大队的社员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誓夺一九六八年的更大丰收。
曲峪大队的社员，创造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想也不敢想的奇迹。他们自豪地说：阶级斗争记得牢，三大革命逞英豪；毛主席著作学用好，人间奇迹能创造。 （群英）
让马铃薯在郑州安家落户
回乡知识青年谢崇信在农村当社员以后，一直坚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进行马铃薯二季作推广的研究工作以来，敢想敢干，不受洋人、学术“权威”的框框的束缚，立志要让马铃薯在郑州安家落户。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科学实验，粉碎了地主、富农分子的嘲笑和污蔑，终于使马铃薯在郑州落户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根据毛主席“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根据他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的观察，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权威”连想都不敢想的试验，把已经退化了的种薯采用一系列措施，使之复壮，打破了所谓“名家们”一致认为“马铃薯退化只能是直线下降”；马铃薯退化是一个“不可逆反应”的种种谬论。他的试验足以说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学农）
茄子皮“权威”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有一个资产阶级“权威”，解放后十九年来全部的“科研工作”，就是力图通过嫁接，使紫茄皮上出现白点或白茄皮上出现紫斑。因此被人们称为茄子皮“权威”。这项既不解决生产问题又无理论价值的所谓研究，竟被走资派列为“重大基础理论和支农项目”，仅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八年期间，就为他配备了十余名助手，花费五万余元。到头来，白茄皮仍然没有紫斑，紫茄皮仍然没有白点。在他统治下的研究室，还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就是想通过白鸡与黑鸡的相互输血改变鸡毛的颜色。结果遭到了与茄子皮同样的命运。
这个自称有“国际影响”的“权威”，在实验中笑话百出，不仅不知道如何种茄子，就是对于“嫁接”技术也一窍不通。一次应一位青年同志的请求做了一株“示范”嫁接，谁知这个植株如此命短，不几天就一命呜呼了。还有一次，他和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不顾工人和青年科技人员的反对，硬将大批百余斤重的盆栽茄苗搬到六楼楼顶，说是为了防止异花授粉。由于高空风大，水分蒸发快，不几天枝叶茂密的茄苗只留下干枯的枝条，实验结果一无所获。这就是传遍全所的“茄子登楼”的笑话。 （红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