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痛斥中国赫鲁晓夫、陆定一之流维护旧学制的反动谬论
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缩短学制。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对改革旧学制做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指示，给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陆定一之流却一直大唱反调。中国赫鲁晓夫胡说什么：“不要死规定几年，必须学完课程”。他还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叫嚷什么：“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等也纷纷叫嚷：“全日制高等学校在学制上一般不缩短。”他们利用所篡夺的教育领导权，狂妄地限令“三不动”，首先就是“学习年限不动”。这就使得近几年来，学制不但没有缩短，反而越来越长。原来学制较短的专科被取消了，工农速成中学被砍掉了，高等院校的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六年制甚至八年制。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普遍缩短学制的决定，也遭到了他们的疯狂抵制和反对。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维护旧学制，散布了许多反动的谬论。其中流毒最广的是所谓“提高教育质量”。中国赫鲁晓夫叫嚣：“到底学多少年就够了，要按学时算，该几年就几年。总之，质量不能降低。”陆定一也胡说什么“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知识”，并提出了学校要“提高教育质量”的口号。
要“提高教育质量”吗？当然是要的。问题是提高什么样的教育质量，哪个阶级的教育质量。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所说的“教育质量”，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质量，是为资产阶级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中国赫鲁晓夫宣扬，“要学一门专业知识”，“必须把长期学习放在第一位”。因此，在他们看来，学制必须长。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拚命延长学制，使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他们让青年的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大好时光都消耗在书堆里，多读书、死读书，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有的学生反映，他们在学校是三门学生：教室门、饭堂门、宿舍门；出去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劳动，脱离工农群众，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沿着这样的路子“提高”的“教育质量”，绝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教育质量。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拚命延长学制，是为了长时期地大量地向学生灌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陆定一说：“学生要先学封建主义文化，学资本主义文化，再学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所谓“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的反革命自白。试问：学生头脑里灌满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哪里还能接受社会主义文化？他们在这个幌子下，使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繁，课外作业越来越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讲课大量贩卖私货，毒害青年。有的竟引导学生去研究：“‘玉’字为什么有一点，‘七’字为什么有一勾，‘十’字为什么没有勾”，还说这是很大的“学问”。正如列宁所说，旧学校“强迫学生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拚命延长学制，也是为了排斥工农及其子弟，对工农实行专政。因为学制越长，广大工农子弟由于生产需要和经济原因，入学的机会就越少。
无产阶级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可靠的接班人，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学制必须缩短。
毛主席教导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因此，学校教育必须实行“少而精”的原则，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必须要有针对性，学用结合。学生在学校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较短时间，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打下基础以后，就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成长。我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没有进过学校或读书不多的我军指战员，打败了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的反动军官，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也充分证明，没有资产阶级的“院士”、“博士”头衔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树雄心，立大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伟大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研究制造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美帝和苏修。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需要建立新的学制。世界闻名的“抗大”，就是实行革命的新学制的一个典范，是体现了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新型学校。她为无产阶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我们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在学制问题上的斗争，决不只是学习时间长短之争，而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导权、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我们必须抓紧缩短学制这一环，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对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彻底肃清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维护旧学制所散布的各种谬论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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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学制是封、资、修的大杂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革命联合总部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
我国普通教育全日制学校，分三段（小学、中学、大学）六级（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班）。这一套学制，早在一九○三年清朝正式颁布施行的第一个学制系统中，就基本上按日本学制的模子确立下来了。和现在不同的，只是那时中学还没有分初高两级，但大学本科之前设有预科，由小学到大学，修业年限长达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之久。各级各类学校都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那时，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学校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科举的色彩。毕业考试还是仿照科举形式；毕业生还是按等级奖给科举出身的资格，如大学本科毕业的就奖给进士，大学预科毕业的就奖给举人，中学毕业又考上大学预科的就奖给贡生。留学生相应地也奖给“洋进士”、“洋举人”等。毕业生还可以按等级获得种种官衔。科举名亡而实存，只是披上了一套买办的“洋服”而已。
辛亥革命后，改订了学制，名义上废止小学读经，废止给毕业生按等级奖给科举出身资格的办法，全部修业年限缩短了三年。但是，中小学多半还是“尊孔”读经，求功名的思想并未减少，而买办洋奴习气则更加严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更加猖狂地侵袭我国。一九二二年，改订了学制，由抄袭日本改为抄袭美国。如将小学由七年改为六年；将中学由四年改为六年，分初中、高中，各为三年；取消大学的预科。从小学到大学仍达十六年至十八年之多。
解放后，中国赫鲁晓夫把这套学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涂上一层修正主义的油彩，使它成为封、资、修三毒俱全的大杂烩。
旧学制出奇的长。它体现了一切剥削阶级的需要，仇视工农，蔑视体力劳动，鄙视实践。剥削阶级崇尚书本，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们都要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成能够剥削、压迫和奴役劳动人民的“通才”、“谋士”和“专家”。他们让学生长期关在学校中，不事生产，不近工农，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完规定的书本，通过多次的考试，争得尽量多的分数，取得更高的学历，作为将来换取功名利禄的资本。这样，学生关在书房死读书的年限越长，考试录取的等第越好，争得的学历资格越高，换取的功名利禄就越大。
因此，长学制是剥削阶级教育的必然产物。它和剥削阶级教育体系的其它环节（如课程、考试、教材、教法等）搭配在一起，成为剥削阶级制造接班人的一部庞大的机器。
贫下中农控诉说：“长学制，是地富的‘收租院’，是贫下中农的鬼门关！”“分数线，是资产阶级的复辟线，是排斥工农子女的封锁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维护长学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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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算中国赫鲁晓夫在清华大学推行旧学制的罪行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仇国平 顾强
我国高等院校的学制，完全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十七年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利用这种学制统治我们学校的。清华大学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陆定一、蒋××之流推行这种学制，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试验田”。
一九五二年，蒋××受反革命野心家彭真指派来清华大学。第二年，他便在继承旧清华大学的基础上，秉承中国赫鲁晓夫“搬过来再说”的黑指示，照抄苏联工科大学学制，把原来的四年制延长为五年制。同时，他又砍去为工农学生设立的两年制专修科。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赫鲁晓夫到清华大学“视察”时，对此大为赏识。
一九五八年，广大革命师生在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指引下，大搞勤工俭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冲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宝座。中国赫鲁晓夫拚命抵抗，大叫“学生参加劳动，无论如何不能削弱基础理论。”他要蒋××在清华大学搞“试点”，并特地“指示”说：“为了保证不降低质量”，“可以适当延长学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也大叫：“大学搞半工半读，不能降低质量，可酌量延长年限。”在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支持下，蒋××便把原来的五年制又延长了一年。
一九五九年，陆定一策划在中国医科大学实行八年制，并问蒋××：“你有没有雄心壮志搞十年制？给你九年到十年时间，先学理后学工，出高质量人材。”蒋××领回陆定一的旨意，便决定搞九年半制：大学本科六年半；再恢复研究生制度，学三年。同时，他把基础理论的学时增加百分之二十，却把劳动时间几乎砍掉一半。
一九六四年春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蒋××死守住旧学制不放，抵制教育革命，同毛主席大唱反调。他提出学制、课程设置、专业装置“三不变动”的反动口号，叫嚷要“行动稳妥”，教学计划“保留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架子”，“要按一贯的思想搞下去”。他甚至狂叫：春节指示“对理工科如何？要进一步研究”。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其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
一九六四年九月，蒋××进一步提出“把预科、本科、研究院联成一条龙”，搞“三级火箭”。他在清华大学附中搞了个两年制的预科作为基础；在大学用减少学生参加四清、当兵等时间的方法，逐步由六年缩为五年；在四年级中挑一部分“尖子”，编入研究生预科学两年；从研究生预科毕业生中再挑出百分之一到三，进研究院学三年。“三级火箭”的培养目标，分别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博士”“副博士”。这完全是苏修学制的翻版。蒋××在大学本科缩短一年的幌子下，竟把学制变相延长为九年。
这样，清华大学就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顽固阵地。无产阶级要缩短学制，进行教育革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资产阶级则要延长学制，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制问题上展开着尖锐的斗争。
我校广大师生对旧学制一贯有抵制有斗争。蒋××为了抵抗师生的革命行动，说什么六年制可以比五年制“学得好一些，质量高一些”，可以培养“红色工程师”、“高质量干部”等等。这完全是鬼话！
蒋××曾经得意地说：“设立新专业和延长学制是保证高质量干部的两个重大战略措施。”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这就是他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反革命“战略措施”，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战略措施”的一部分。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蒋××推行的旧学制，则是“智育第一”，取消无产阶级政治，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挂帅。正是推行了这种学制，蒋××伙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安排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成天忙于作业、上课、复习、考试。他们要学生学这门课学那门课，就是不让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并千方百计阻挠学生参加四清、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蒋××把学生束缚在高楼深院里，长年脱离社会斗争、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妄图使青年学生“和平演变”过去，用心何其毒也！
蒋××曾经不打自招地说：“要象乌兰诺娃和梅兰芳那样从小就着手拔尖培养，进行长期训练。大艺术家、大科学家都得这样培养。”他还竟然以背叛祖国、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科学家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培养目标”。蒋××吹嘘的“高质量干部”、“红色工程师”究竟是什么货色，不是很清楚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但是，学生在旧学制的枷锁下，除了书本还是书本，除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机械系的毕业生会在图纸上设计车床刀具，可是到车间去连车刀都不会磨。蒋××常常吹嘘延长学制可以使学生“基础扎实”、“理论全面”，其实学生学到的不过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故弄玄虚的一些“理论”而已。
青年正是长身体时期。但是繁重的课程、大量的作业、突然袭击式的考试，长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严重摧残了我们的身心健康。
广大革命学生愤怒控诉说：“在清华呆了六年，‘公’字少了，‘私’字却多了，劳动观点、工农感情淡漠了，健康也变坏了，长学制害死人！”我们对万恶的旧学制无比痛恨！对中国赫鲁晓夫、陆定一、蒋××之流无比痛恨！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我们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锐利武器，是我们复课闹革命的根本指针。我们一定要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群众运动，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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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有这样一代青年，他们在同资产阶级作有纪律的残酷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才能把自己教育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学习、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