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适应现实”——典型的实用主义谬论中共 中央华北局“红联”宣传部井冈山纵队
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一样,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典型的贩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政治掮客。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它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客观真理,否认真理的阶级性。它的基本信条是:“有用就是真理”。所以它是一种主观唯心论。根据这种反动的真理观,它把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制度,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通通宣布为“真理”,因而它被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这种哲学,也被新老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成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
在五四运动前后,文化买办、洋奴才胡适把实用主义贩运到中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忠实地继承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的衣钵,为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早在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抛出《修养》的时候,就肆无忌惮地散布实用主义的毒素。
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写的光辉著作《实践论》一文教导我们:“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毛主席所说的改造世界,就是要整个儿地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两年之后出笼的《修养》,却公然歪曲、篡改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改造世界的光辉思想,把“改造世界”说成是要我们去“适应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
“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格言,同实用主义的祖师爷皮尔士所鼓吹的“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哪个最能适应生活”,同大买办胡适所鼓吹的“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完全是一个腔调。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鼓吹“适应生活”,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让人们适应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俯首帖耳地充当资本主义的奴隶,并从资产阶级那里分得一碗残羹剩饭。《修养》的作者鼓吹“适应现实”,是不准无产阶级造反,不准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旧世界,其目的同样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并求得自己的苟且偷生。
为了“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他在一九二二年到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就一再强调工人要“严守秩序”,“安分守己”,勒令工人“遵守”路矿当局的“规则”,“竭力维持”矿局生产,“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帮助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企图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打下去。
为了“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鼓吹活命哲学、叛徒哲学,借口“白区干部很缺乏”,要“保存革命的力量”,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写反共启事,自首变节,投降阶级敌人。这批叛徒出狱后,他大加提拔重用,成为他阴谋篡党的骨干力量。
为了“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竭力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把人民公敌蒋介石、国民党奉为“革命的旗帜”,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我们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去“受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他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妄图把我们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
为了“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公开鼓吹“议会道路”,要我们党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里去“做官”;还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嘛!”这是要将抗战胜利的革命果实进行大拍卖,向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彻底投降。
为了“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国外帝、修、反猖狂反华,国内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所谓的“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自首、变节、叛变、出卖、缴枪、投降!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为了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制造了一条“理论”,叫做:“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根据这个极端反动的谬论,他们宣称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是“真理”。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杜威甚至声称,帝国主义制度应“在所有人类制度中享有社会的最大的尊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解放后,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阴谋扼杀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我国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又把实用主义这些反动谬论拿来大肆推销。
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真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对着资本家大肆宣扬什么“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范围愈广,剥削工人愈多,功劳愈大”,“现在大家要请你剥削。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故意这样讲,因为这是真理,真理就要宣传。”他的这种“剥削有功”、“剥削是真理”的谬论,是他露骨地贩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彻底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他的这种无耻谰言,正象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时所指出的,不过是资产阶级豢养的“涂了圣油的警犬”的狂吠。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官方哲学”。它赤裸裸地宣扬:“我们所以必须寻求真理,是因为我们都必须做合算的事”。“真理大半存在于一种信贷系统上,我们彼此在真理上做买卖。”真理只是一种“兑现价值”。
中国的赫鲁晓夫把这种铜臭熏天的市侩哲学也拿来贩卖,要人们照此进行“自我修养”。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却说什么:“吃点小亏,占个大便宜,这是符合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他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就是要腐蚀、毒害我们的党员、干部和青年,要人们按照投机商的规格去“修养”,去“做合算的事”,去猎取“兑现价值”,从而蜕变成为修正主义者。
列宁在批判老修正主义者时指出:“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的这个评语,勾划出了老修正主义者奉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丑恶嘴脸。中国的赫鲁晓夫比老修正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公开把“适应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这个臭名昭著的实用主义信条,作为“修养”的基本准则,数十年来,干尽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出卖无产阶级利益,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们必须把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反动世界观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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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发财”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 金川连
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五亿农民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中国赫鲁晓夫却大唱反调,给农民提出了一条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财”的道路,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还在一九四七年,他就在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使农民“发财”,让家家户户都贴上“黄金万两”的字条。
解放初期,他又公然提出“发财”的口号,说:“在农村我们曾经宣传过劳动致富。什么是劳动致富呢?就是劳动发财,农民是喜欢发财的”。
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剥削发财,何来劳动“发财”?毛主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在私有经济条件下,能够“发财”“致富”的,只有那些剥削者。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引起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成为地主富农,广大农民则遭到破产。
中国赫鲁晓夫要农民“劳动发财”,发展成为“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户。一户人家,发展到有三匹马,一副犁,一辆车,不够个地主,也是个富农。不通过剥削,是决不可能达到这样地步的。中国赫鲁晓夫大肆鼓吹“剥削有功”,“剥削光荣”,甚至公然主张:“雇人耕种的土地”“没有限制”,无论雇长工也好,雇零工也好,雇十个八个甚至一百个也好,只要是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自己经营的土地,我们就应该加以保护,不得侵犯。”这就是他的所谓“劳动发财”的秘诀。
很清楚,中国赫鲁晓夫的“劳动发财”的口号,实质上就是发展富农经济的资本主义口号。他曾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的政策,“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
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前,布哈林也曾提出过“发财吧”的口号。他说:“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傻瓜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是穷。”
对于布哈林的这个反动谬论,斯大林早就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并且指出:“‘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事实上,布哈林自己也毫不隐讳地一再叫嚷,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不要“害怕雇佣劳动”,“必须发展富裕农户的经济”。中国赫鲁晓夫和布哈林真是一丘之貉。
中国赫鲁晓夫宣扬“农民是喜欢发财的”,这是对我国广大贫下中农的莫大污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贫下中农,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发财致富,而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中国赫鲁晓夫鼓吹“劳动发财”,只能是代表富农这个农村资产阶级说话。他疯狂地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立场的顽强表现。
革命车轮滚滚向前。历史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的布哈林也好,中国赫鲁晓夫也好,都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阻挡社会主义的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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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依靠工人阶级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南卫东
在革命和建设中,依靠什么阶级的问题,实质上是建设一个什么国家和走什么道路的关键问题。你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你当然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你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吗?你当然只能依靠资产阶级。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一点也含混不得的。
工人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与支柱。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当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在伟大统帅毛主席领导下,用枪杆子打下江山以后,资产阶级妄图乘机篡夺革命胜利果实。这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赤膊上阵,攻击、辱骂工人阶级“不可靠”,“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同时他无耻地吹捧资本家在生产上“比工人知道的多”,胡说工人阶级领导不了生产,“搞不赢资本家”,工人阶级管理工厂“就把生产破坏了”。在他连篇累牍的“天津讲话”中,恶毒地把伟大的工人阶级,描绘成为离开资本家就不能生产、不能生活的“群氓”。真是颠倒黑白,反动透顶的资产阶级混蛋逻辑!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由工人阶级全面地、牢固地掌握国家的各方面的大权。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必须领导生产,也完全能够领导生产。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鼓吹没有资本家就没有一切。
污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能管理经济,不能管理国家,诅咒无产阶级专政会因此而垮台,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还炮制出一种叛徒谬论:以所谓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管理国家的干部”,来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斯大林痛斥了这种谬论。斯大林指出:“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中国赫鲁晓夫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个腔调,他改头换面地搬出那些早已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只能暴露他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代言人,正是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的忠实门徒。
毛主席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推向前进,创造出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丰功伟绩。无情的历史车轮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无耻谰言碾得粉碎!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依靠工人阶级的疯狂叫嚣,就是他投降资产阶级的滔天罪行的大暴露。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向梦寐以求的就是资本主义,什么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呀,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呀,以至资本主义的剥削呀……,在他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把“国家民族之复兴”的“大任”寄托在反动资本家宋棐卿之流的身上,他要依靠资产阶级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跑到天津同宋棐卿之流一小撮大吸血鬼、老寄生虫鬼混在一起,称兄道弟,倾吐衷肠,打得一团火热。这个拜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的小丑,为了博得资本家的眉开眼笑,竟然无耻地为他们出谋划策,鼓动他们向工人阶级作“斗争”。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憎是何等的分明,他对资产阶级有着无限的爱,对工人阶级有着刻骨的恨,一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嘴脸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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