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国赫鲁晓夫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 晓东 侯作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刷着一切藏垢纳污的巢穴，使那些牛鬼蛇神失去藏身之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大地，使那些魑魅魍魉现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六十年代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 一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一九三六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这是三十年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是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表现。
鲁迅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的。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口号。
周扬是坚决地站在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一边的，他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他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拚命鼓吹不分阶级的“全中国民族的文学”；胡说什么领导权问题不必“强调地提出来”、“‘领导权’不是谁专有的”，极力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并把夏衍歌颂汉奸、妓女的反动剧本《赛金花》，说成是“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等等。
一九三五年，王明接连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和讲演。王明在这些文章和讲演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解释反帝统一战线，抹杀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宣扬阶级投降主义，根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中国赫鲁晓夫紧跟而上，用“莫文华”的笔名，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一号和七月十二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了题为《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与《人民阵线和关门主义》两封给编辑部的公开信。这是中国赫鲁晓夫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中国赫鲁晓夫在这两封公开信中，打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的“人民阵线”的旗号。他强调“人民阵线”是“极广泛的”、“全民族”的“各阶层联盟”。他绝口不提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大叫“把门完全打开！”“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他诬蔑我党是“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取消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鼓吹阶级合作的投降主义理论。
阶级投降主义，必然要堕落为民族投降主义。中国赫鲁晓夫在“公开信”里，还直接为汉奸卖国贼辩护，包庇和纵容卖国的行为。他郑重地宣称：“麻醉民众为民族敌人张目的所谓‘名流学者’”、“东北的出卖者”、“卖国的理论家”，也“还是中国人”，也会“认为抗日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他教训人们说：“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的语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这真是货真价实的叛徒、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主席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毛主席还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既批判了党内过去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同时又警告全党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当时毛主席领导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也明确地指出“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因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毛主席制定的这条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中国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决议和毛主席指示以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抛出所谓“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纲领，这是公开地对抗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周扬之流的“国防文学”理论与中国赫鲁晓夫的“人民阵线”理论不仅精神实质都是一样，而且连用的许多语言也几乎是相同的。比如中国赫鲁晓夫说：“人民阵线”是“全民族”的“各阶层联盟”，周扬则说：“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中国赫鲁晓夫说：“关于人民阵线，我觉得最危险的是狭隘的关门的观点”，周扬则说：“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攻击“人民阵线”的反对者“是由于对目前变动了的形势不了解与估计不足”，周扬则攻击“国防文学”的反对者“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新的形势”。中国赫鲁晓夫唯恐坚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会吓跑资产阶级，并提出对坏人的警惕性“可以吓退许多人参加人民阵线，也吓退你自己”，恶毒地讽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他们以为把门关了”，“就可以保存他们的纯洁、清高、古傲和本色。”周扬也恶毒地讽刺说：“如果固守着自己的‘纯洁’，怕沾染了‘多元的混乱场面’，那才真是‘自己取消’”！请看，周扬之流和中国赫鲁晓夫的腔调多么一致啊！ 二
文化革命的伟大先驱鲁迅，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一眼就看穿了周扬一伙的投降主义的鬼嘴脸，接连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国防文学”在鲁迅的迎头痛击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这是对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致命打击，也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政治路线的致命打击。
中国赫鲁晓夫看到鲁迅“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把他们的理论完全推翻了”，真是着急非凡，于是他煞费苦心地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写出一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仍用“莫文华”的假名字，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作家》杂志上发表出来。这是一篇企图在周扬之流战败的情况下稳住阵脚，重新进行反攻的“妙文”。文章胡说什么：鲁迅“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是对鲁迅的歪曲。事情十分清楚，如果鲁迅“不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他为什么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之后，还要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事实明白地摆着：鲁迅之所以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也就是说，要防止周扬们打着“国防”的旗号，“注进”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鲁迅以他的坚决的斗争，戳穿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实质。在这个问题上，周扬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他说：“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不是不能容许别的同类性质的口号辅助的存在，只要那口号不妨碍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恰恰是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提出来的。”因此，他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恨之入骨，即使作为“国防文学”的辅助口号都不容许存在，并且还煽动众多的牛鬼蛇神，不择手段地围攻鲁迅。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文艺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尖锐的斗争。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在这种针锋相对的论争面前，中国赫鲁晓夫却摆出一副“折衷”、“公允”、“调和”、“平正”的态度，一会儿说这派“意见正确”，一会又说那派意见“我也十分同意”。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这是“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中国赫鲁晓夫表面上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可用”，实际上是不可用。因为“也可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就是“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并认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样，其必然的逻辑是：或者你自认为与“国防文学”并不对立，即跟着“国防文学”走，也去搞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文艺，或者你认为两个口号是对立的，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当然就不可用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这段文章真是做得“妙”极了！但是，这不是更加暴露了他支持周扬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文艺路线，反对鲁迅所执行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险恶用心吗！
中国赫鲁晓夫还胡说什么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只是对徐懋庸、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气质”的批判。真是满口胡言，荒谬绝伦！
事情十分清楚，周扬之流所推行的“国防文学”，决不是什么“理论与气质”的问题，而是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问题。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正是从政治上、路线上，对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的反动本质，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包庇周扬一伙，继续贯彻他的反革命的投降主义政治路线，硬把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仅仅归结为宗派主义的“理论和气质”问题，故意掩盖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并对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横加歪曲，真是恶毒之极！ 三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王明以及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军事、文化路线，从理论上给予了彻底的批判；并且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作了历史的结论，全面地肯定了鲁迅和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彻底地否定了周扬一伙以及支持他们的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两年之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划时代的天才著作中，又严厉地批判了王明以及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毛主席这些科学的总结和革命的批判，宣告了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破产。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实现他篡党、篡政、篡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伙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积极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界，他把三十年代的老搭档周扬之流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作为他的代理人，并以周扬为首，组成了一个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推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文艺界变成了为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的重要阵地。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中国赫鲁晓夫是鼓吹和复活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罪魁祸首。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中国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提出开放“五四”以来的所谓“优秀剧目”，并且点名要看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代表剧作，看完以后，极口称赞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大力号召之下，一大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毒草话剧、毒草电影，充斥了舞台和银幕。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丽人行》、阳翰笙的《李秀成》等大肆宣扬中国赫鲁晓夫的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的大毒草到处被当作香花来吹捧。《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复活和发展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黑标本也大批地出笼。
与吹捧和复活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配合，中国赫鲁晓夫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向毛主席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他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一再宣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还没有结合”，“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艺问题”；并别有用心地煽动：“文艺家在这方面应当努力”。对主子的旨意，奴才心领神会。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到九月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借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机会，颠倒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他把自己说成是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而把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名硬加在鲁迅的头上。接着，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纵容下，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又借出版《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机会，用同样的手法，编造了一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彻底否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混淆是非地肯定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把错误路线说成是正确路线，把修正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周扬一伙刮起这股翻案风之后，伪造历史，颠倒黑白的艺术史、文学史也纷纷出笼。《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和《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肆意贬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极力美化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抹煞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功绩，为围攻鲁迅的“四条汉子”周扬之流树碑立传，把他们抬上“祖师爷”、“老头子”的宝座。
中国赫鲁晓夫伙同周扬之流策划的这股复活和发展所谓三十年代文艺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妖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经济遭遇暂时困难期间达到了高潮。他们疯狂地叫嚣要用他们“三十年代”的经验“来改正我们当前的工作”。这股妖风同国内外反动派相呼应，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直接配合了中国赫鲁晓夫掀起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以及“单干风”、“翻案风”等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强调要大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给了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周扬一伙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刚过一个多月，周扬又跳出来为“国防文学”辩护。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会上说：“应该肯定两个口号都可以用，都对，都有优点缺点。”周扬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使我们立即联想到中国赫鲁晓夫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中所使用的折衷主义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赫鲁晓夫这个老机会主义者，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的幕后活动。他看到周扬他们的反党面目即将暴露，于是又妄想三十年代的故技重演，亲自出马为他们解围。在他的授意下，参加编造那条《鲁迅全集》注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马上派××去找中国赫鲁晓夫在三十年代化名“莫文华”所写的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即《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不久，××就把刊登这篇文章的《作家》杂志找来送交了林默涵。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江青同志领导的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端的京剧革命已经展开，柯庆施同志也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号召，提出大写“十三年”和“大力提倡革命现代戏”的口号。林默涵一看风头不对，就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把《作家》杂志退还了××，在写给××的信中一再叮咛说：“此文以不传开去为好。”真是作贼心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末日来临了。在这种情况下，××把“莫文华”的文章又上交给混进党中央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陶铸又把它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密谋伺机反扑。请看，中国赫鲁晓夫委托他的心腹陶铸写给××的一封黑信：××同志：
你送来两篇署名莫文华的文章，都转呈××同志（按：即中国赫鲁晓夫，下同）看过。据××同志说，大体可以断定，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写的。如你还知道其他的用莫文华的名字发表的文章，望随时告知。现将《作家》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奉还，××同志让我代向你表示谢意。
敬 礼！
陶 铸 七月一日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请看！正当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声中，欢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干什么？！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中国赫鲁晓夫被揪了出来！现在，人们完全可以看清楚了，这个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六十年代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而且早在三十年代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把中国赫鲁晓夫连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批倒、批臭！我们要永远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