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经济主义 反修兵
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武器库里,有许多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破烂武器。其中之一,就是经济主义。
经济主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反动工具。它的特点,就是用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使他们单纯地追求个人的、眼前的利益,忘记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在工人运动中大搞经济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贼——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破坏工人革命运动、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惯技。
自吹为“工人运动模范”、“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的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一个在工人运动中狂热地推销经济主义货色的大工贼。
就是他,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安源工人运动中,迎合资本家和封建官僚的需要,把工人的革命斗争引上“改善生活”、“谋生活之路”,对资本家实行妥协投降,一度破坏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安源工人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果实。
就是他,在“五卅”反帝运动中,被工人的革命烈火吓破了胆,赶忙同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勾搭,妄图把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歧途。
就是他,对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迅速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大放厥词,攻击工人“左倾”,咒骂工人“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又利用窃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职权,在一九二六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说,公然提出:“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争斗。……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使经济主义的工运路线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取得“合法”的地位。
就是他,在以后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写文章、作报告、发指示,竭力鼓吹什么“要以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作为动员工人的口号”;要“忠实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斗争”;“工会是一个经济组织,主要解决工人切身生活问题,为工人切身生活而斗争”;罢工只能提“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等等。他并以反对
“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借口,攻击工人运动“一味为政治任务而斗争”,反对“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甚至在抗日反蒋斗争时期,工人阶级在罢工中,也被规定“只能提当时当地的经济要求,不能提过高过‘左’的政治要求。”而他所谓的过高过“左”的政治要求,竟是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就是这样攻击工人阶级抗日反蒋的政治斗争,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志气,灭工人阶级的威风。
还是他,在全国解放后继续露骨地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扬什么“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鼓吹物质刺激和钞票挂帅,大搞全民工会、福利工会,教训工人去“欢迎”资本家的剥削。他并把这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向国外推销,反对各国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是他,通过他的代理人,用经济主义这个反革命武器,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挽救他覆灭的命运。
一条黑线,多么清楚!一双黑手,何其恶毒!
什么“工人运动模范”、“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统统都是欺骗!他是一个投降资产阶级的“模范”,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领袖”,是遗臭万年的大工贼!
为了推销这一套反革命机会主义的货色,他挖空心思,胡诌了种种所谓理由来作为依据。
一曰:“经济要求,是群众的目的”,“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
这完全是诡辩!
的确,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着极为沉重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工人阶级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他们是要为解决“经济问题”而斗争的。但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免除剥削的“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经济斗争本身去实现,而必须积极展开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就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列宁说:“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口“经济问题”而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不是把经济斗争放在服从于并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适当的位置上,而是按照“经济斗争就是一切”这个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公式,力图欺骗蒙蔽工人群众,使他们迷失方向,忘掉根本,从而使工人运动局限于为资产阶级所容许的狭隘范围内。这就充分暴露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工贼的丑恶面目。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统治阶级对待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一般地说,除了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必要时是可以“妥协”、“通融”的。谁都知道,用一些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以保全自己的反动统治,这是现时代那些“文明”的统治者——资产阶级政客们常用的手法。只有那些鼠目寸光的庸人、那些市侩们才会因此而心满意足,才会对那些残羹剩饭的施主感恩戴德;而真正的革命派则要大声怒斥:“谁希罕你这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政权!”
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领导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列宁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中国的赫鲁晓夫用“经济要求,是群众的目的”之类的鬼话,来作为他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经济主义路线的依据,这就恰恰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嘴脸。
二曰:中国的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夺取政权”“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
这是什么话?!
工人阶级能不能夺取政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什么工人群众的是否“幼稚”,而是有没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有没有一条为广大群众掌握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工人阶级就能够在革命烈火的考验中,迅速地从“幼稚”变得老练,从不成熟到成熟,就能够克敌制胜,夺取政权。反之,如果被反动派的纸老虎形象吓破了胆,或者被统治阶级施舍的一点儿残羹剩饭迷住了心窍,不搞夺取政权的斗争,苟安现状,坐等革命条件“成熟”,那么,他们只能永远处于被人奴役,受人宰割的地位。这样的教训, 难道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少见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搞革命而又不教育群众认识“夺取政权”的必要,不发动和组织群众去推翻反动政权,那还算什么革命?用所谓工人阶级的“幼稚”来否认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必要,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论调。
三曰:“民众的每一个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
这更是诡辩!
什么是经济斗争?列宁说:“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而政治斗争,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生死搏斗,其中心内容就是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或理论斗争。三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而最重要的形式则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政治同经济比较起来,不能不占首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经济斗争的意义,但是决不会因为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斗争,而是在组织群众的经济斗争时,利用这种斗争来教育群众,提高工人的社会主义觉悟,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使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且迅速地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
列宁说得何其好啊!“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中国的赫鲁晓夫企图用这种所谓“经济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的诡辩来取消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并掩盖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只能是欲盖弥彰。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最大政治斗争,就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发动、组织、武装亿万群众,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阶级面临的最大政治斗争,就是坚定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中国的赫鲁晓夫,闭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革命时期只叫工人去进行“各种经济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鼓吹什么“生产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等等,这不是用经济斗争来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要把工人的革命运动引入经济主义的绝路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就是要搞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必须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代表全世界工人阶级庄严宣告:“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不搞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醉心于“经济斗争”,而不去触动反动的社会制度,这种工人运动,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把工人运动引向经济主义的轨道,就等于取消工人运动,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大的背叛。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叛徒们就是这样干的。伯恩施坦说过:“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俄国经济派宣扬的工人运动的座右铭则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同他们完全是同一种腔调,同一路货色。
经济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表面上看来似乎反对搞政治斗争,其实不然。他们是搞政治斗争的。他们搞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一再祭起经济主义这个“法宝”,把它强加到工人运动中去,就是因为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要搞的是资本主义,要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企图用这个“法宝”去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以维持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用这个“法宝”去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以保护资产阶级,保持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历史是无情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倒转历史车轮的任何企图都是不能得逞的。伯恩施坦之流的所谓工运理论已经成了历史的笑柄。中国的赫鲁晓夫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也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及时戳穿,彻底粉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工人阶级,必将扫除各种机会主义的垃圾,踢开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用强烈的革命风暴,把旧世界冲洗干净,建立起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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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配决定论”的反动本质 经洪琪
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间,中国赫鲁晓夫到处游说,别有用心地大谈特谈分配问题。他闭口不谈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叫嚷什么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他又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就是说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就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努力干,劳动热情就提高了;你多分了,我少分了,大家不愿意干,生产力就要受到阻碍,在分配问题上表现出来”。
这里,他完全抹煞阶级斗争,而把分配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动力。
中国赫鲁晓夫如此强调分配问题的原因何在呢?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强调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中,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
中国赫鲁晓夫在这时候跳出来,大谈特谈分配问题,就是为了同毛主席大唱反调,其矛头就是指向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他以分配代替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使群众忽视阶级斗争,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中国赫鲁晓夫大谈特谈分配问题,还为了反对突出政治,为宣扬物质刺激,推行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制造理论根据。他恶毒地丑化和污蔑劳动人民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都争着要分配得多一点,工资要多拿一点,房子要多住一点,……总之,无非是想自己多分一点。”既然人们都是为了多分一点而干活,那么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就只有搞物质刺激了。他明白地说:“现在还没有到不要物质刺激的时候”,“物质刺激还是要一点罗”。他鼓吹用物质刺激的办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就是要突出资产阶级政治,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思想来腐蚀劳动人民的灵魂,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
在这里,中国赫鲁晓夫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靠突出政治提高觉悟的办法来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又一次提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中国赫鲁晓夫却在此时大唱反调,妄图用“物质刺激”来代替突出政治,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大谈分配问题,也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分配问题。他说:“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积极性”就在于人民“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一定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他胡说只有议论和解决分配问题,政治生活才有“味道”,“不然开那么多会,搞那么多民主又有什么味道呢?”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解决分配问题,组织社会生活,搞好物质福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他甚至明目张胆地提出“国家的专政机构可以缩小”,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全民国家”、“福利国家”,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中国赫鲁晓夫公然把解决分配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矛头正是指向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的。
其实,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而是老修正主义者的腐臭不堪的“分配决定论”的翻版。马克思主义早已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而“分配决定论”却完全本末倒置,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马克思早就痛斥过这种谬论,指出“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重新抬出早已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分配决定论”,就是为了猖狂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反对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建立“福利国家”。他的最终意图,就是要在我国实行和平演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分配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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