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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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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东方红造船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抓主流 看本质 正确处理内部矛盾
求大同存小异，实现革命大联合，矛头一致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编者按：看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唯物辩证法，一种是形而上学。
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全面地去看，分清哪些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哪些是事物的现象和支流。上海东方红造船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和运用了这个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处理了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求大同，存小异，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同唯物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片面地看问题，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在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去看问题，那就会只抓对方的缺点错误，极力夸大，无限上纲，忘记敌人，热中于打“内战”。其结果，就会迷失斗争大方向，偏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轨道。
我们应当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新华社上海十四日电 上海东方红造船厂（原中华造船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六月十二日，这个厂成立了全厂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东方红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这个厂原有五个革命群众组织，除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属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有两千多名成员外，其他四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数都比较少，最小的组织只有十几个人。这五个革命群众组织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过去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解决，以致影响了革命大联合的迅速实现。
这个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带着大联合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以及其他文件，学习了贵阳棉纺厂等先进单位的经验。最近，又学习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月二日的决议。在学习中，他们反复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逐渐找到了没有能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来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毛主席提倡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结果造成了相互间的不团结，甚至对立。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组成的“一二·二四猛闯造反队”和“继红敢闯战斗队”的许多同志说：“正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因而有一个时期就专门去找‘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缺点，忘记了他们在一月革命中夺取领导权、顶住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逆流、稳定革命和生产秩序所起的重大作用。他们当时没有和厂内其他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夺权，是不妥当的。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来解决。如果因此而采取和他们不合作的态度，甚至对他们进行攻击，那就没有掌握斗争大方向。”同样，“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同志，结合学习和整风，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认为自己有“老大自居，以我为主”的错误思想，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想“以大并小”。他们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和这几个革命群众组织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战斗友谊，特别使他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受蒙蔽的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在厂内“游行示威”，反对“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夺权，这时“船革会东方红造反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虽然对“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不和其他组织商量就单独夺权的做法不满，但还是坚决站在他们一边，积极地支持他们。想到这些情况，他们就越加感到不应该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些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他们认为，自己兵团的少数成员，以前因为某些枝节问题粗暴地砸了“一二·二四猛闯造反队”，这是严重的错误。
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成员，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学会了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互相看对方的主流，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虚心检查了自己前一阶段的缺点和错误。“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还特地贴出大字报向被他们砸过的“一二·二四猛闯造反队”道歉赔礼。于是，这些曾经共同战斗过的革命群众组织，又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一致表示，今后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加强了团结的基础上，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对许多具体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希望把所有分歧意见百分之百地统一起来再联合，那就永远也实现不了大联合。他们采取了“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来处理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就是说，一切要从有利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出发，破除私心杂念，对于方向性的问题坚持正确立场，对于枝节性的问题互相让步。例如，在实现革命大联合过程中，要不要把一些已经具备条件的革命群众吸收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里来的问题，在什么时候吸收的问题等等，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都有过争论。对于这一类问题，他们经过充分讨论，能够解决的就尽量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则逐步解决。他们说：“如果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致阻碍了革命大联合的实现，那就是本末倒置，违背了大方向。”对于全厂统一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选举方法等，他们也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不求尽善尽美，而是准备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样做的结果，一些革命群众组织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是革命的大联合终于胜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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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派内部有分歧怎么办？贵州商业学校的解决方法是：
摆事实 讲道理 多做自我批评
本报讯 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不同意见和分歧，怎么办？贵州省商业学校两个战斗队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统一了认识，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这个学校的革命组织“九·五”战斗队，一月间内部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同志退出去，另外成立了“星星火”战斗队。两个战斗队之间存在着对立情绪，甚至互相攻击，分散了战斗力。
今年二月下旬至三月初，随着贵阳棉纺厂按部门大联合经验的推广和复课闹革命的新形势的出现，这两个战斗队开始协商大联合的问题，决定用民主讨论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革命派内部的矛盾。
但是，一开始双方争论很激烈，彼此抓住对方一些缺点不放。“星星火”战斗队认为：“九·五”战斗队曾经公开提出要抓“星星火”的“一小撮”和“野心家”，是完全错误的。“九·五”战斗队认为：“星星火”战斗队的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直相当顽强。
很明显，双方如果这样争论下去，分歧不但不会消除，反而会越来越大。于是大家坐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据毛主席“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教导，双方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端正了辩论的态度。“星星火”战斗队同志，检查了自己退出“九·五”战斗队的错误：由于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怪，对当时“九·五”战斗队几个负责人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没有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帮助他们及时改正，而是拉出去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同时，他们也批评了“九·五”战斗队少数负责人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给敢于提尖锐批评意见的人，乱扣“一小撮”、“野心家”的帽子。“九·五”战斗队一面虚心接受对方的批评，承认错误；同时对对方的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分裂的后果，削弱了革命派的战斗力，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能使敌人高兴。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学习和辩论，双方狠革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命，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解决了两个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大家认识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组织只允许增强战斗力，不允许分散和削弱战斗力；革命派每个成员只允许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不允许有私心杂念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思想认识取得一致以后，“九·五”战斗队和“星星火”战斗队在三月初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现在，这个学校在按班级大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各班级也已建立了包括教师参加的领导核心小组，负责领导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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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邢家河大队联系本地阶级斗争狠批“剥削有功”谬论
忆苦刨根 革命大批判步步深入
贫下中农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咱们认为这个坏家伙离这里很远，他做的坏事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没想到他就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本报讯 山西朔县城关公社南邢家河大队的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同本村的阶级斗争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广大社员的阶级觉悟，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显著成绩。
这个大队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只有十二名青年从报纸上抄一些材料，在会上宣读批判，没有同本村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没有很好地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投入战斗。后来，这个大队的革命群众组织改变作法，组织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联系本村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批判运动。结果，大批判开展得有声有色，步步深入，效果很好。
他们在联系实际中，首先抓住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三自一包”、“剥削有功”等谬论来批判。这些都是贫下中农感受最深的。他们用在旧社会亲身经历的受剥削的血泪史，来批驳那些反革命谬论。贫农杨进才气愤地说：“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我家破人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毛主席把我们穷人从苦海里救了出来，领导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过着幸福生活。中国的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要‘长期保护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这明明是替地主富农说话，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他们在批判中采取了“刨根子”的办法。这就是在贫下中农普遍忆苦的基础上，算出苦情账，而后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下到上，由现象到本质来忆苦挖根。在声讨大会上，贫下中农们，算出在旧社会中本村贫下中农受剥削的账：本村原有土地三千三百亩（不算荒地），过去七户地主富农占去两千多亩，八十二户贫下中农只有土地二百余亩，地主富农平均每户土地三百亩，贫下中农每户平均三亩左右，相当地主富农土地的百分之一。七户地主富农共有瓦房五百二十间，八十二户贫下中农只有土窑八十余孔，地主富农平均每户房子相当贫农的七十四倍。
鲜明的对比，使贫下中农更加看清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根由，更加痛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吹“要欢迎剥削”的恶毒用心，更加懂得要对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进行大批判的重要性。贫下中农都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咱们认为这个坏家伙住在北京，离这里很远，他做的坏事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没想到他就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刨树先刨根’，不打倒他，我们贫下中农的苦根子就拔不掉。”
他们边忆边谈，把忆苦思甜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当谈到毛主席一贯支持贫下中农时，他们便立即学习了毛主席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语录。贫农王会听了这段语录说：“毛主席历来把咱贫下中农当成革命的顶梁柱，处处为咱贫下中农着想；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一贯与毛主席唱反调，妄想在中国恢复剥削制度，来支持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毛主席是咱贫下中农的救命恩人，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咱贫下中农的死对头。”通过这样的学习讨论，贫下中农更加热爱毛主席，坚决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倒、批臭。
大批判活动深入后，社员们进一步挖掘了生产落后的根子，迫切要求改变生产的落后面貌。老贫农许召说：“造成咱村落后的总根子，主要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部分人中了他的毒，上了他的当，热心于种小块地，对集体三心二意。今后我们一定要走大寨的路，走毛主席指引的发展集体经济的路”。社员们更加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辅助劳力三十五人，除几名多病残废的以外，大部分都参加了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社员们对国家大事也更加关心。贫农李凡说：“如果让中国的赫鲁晓夫掌握了全国大印，咱们全中国就要变颜色，咱村的小印也必然会失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斗倒、斗臭，保证中国永远不变颜色。”干部们从大批判中更加懂得了无产阶级掌权的重要性。他们纷纷表示，要坚决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革命生产双丰收。第一生产队队长邢作林说：“我以前对工作拈轻怕重，嫌当干部麻烦，不如当个社员清闲自在，总想把重担子推给人家。通过大批判，我才认识到：革命工作千百条，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我要坚决克服过去的交印思想，作好工作，作抓革命促生产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