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编者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开展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的任务，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由于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掌握了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因而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胜利。
经过一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地方和部门，一般说来，阶级阵线已经清楚了，或者比较清楚了。这就是说，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或者基本上具备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新的形势，或者从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其他群众组织；不积极投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而是热衷于打无原则的“内战”；那末，这就离开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的大方向一错，那就一切都错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倡顾全大局”。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坚决团结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狠狠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是“大局”，这就是“国家大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具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负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关心国家大事”，而不要只顾自己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局”，只关心自己一个革命组织的“小事”。一句话，要看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只看自己的小圈子。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全靠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主席指引的斗争大方向，我们就能团结成为巨大的力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指引的斗争大方向，不管有多大的本领，不管现在掌握了多大的权力，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运动的阻力。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这里发表的几篇来信、文章和通讯，讲的都是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道理，读了对人有启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编辑同志：
我校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原因是所谓“观点不一致”（这些观点不一致不属于大是大非问题）。有人认为这就失去了联合的基础，我看是不对的。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我认为毛主席的这段教导最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广大革命群众联合起来，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抓住了当前的主要矛盾，这是每个革命同志都承认的大方向，也就是“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应当是我们共同的观点，是我们联合的基础。认清了这一点，才会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在这样的“大道理”下，我们应当谈得拢，能够联合起来了。现在不能实现大联合，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在离开“大道理”想着“小道理”，离开主要矛盾去纠缠一些非主要矛盾，我校的事实正是如此。
我们革命小将大多对外界事物是很敏感的。附近城市发生了一件事情，有的认为应该去调查一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则认为不必去，要相信那里的群众。更有的认为调查难免片面，不足为据。象这类观点的分歧，满可以不影响我们的大联合。可是，事实上各方争论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大联合。还有些人甚至把对某班复课有不同意见也看作是失去了联合的基础，这就更不应该了。
我认为如果用过多的精力去求小是小非上的共同观点，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事小，忘掉了“大道理”大方向事大。即使是带原则性的争论，也只能放在“大道理”之下妥善处理，切切不要因此搞错了大方向。须知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处处一致，观点、意见总会有不同，这本不足为奇。要求对“小道理”都不谋而合，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矛盾有主次之分，道理有大小之别，我们应该抓主要矛盾和“大道理”，谁忘了这一点，谁就要犯错误。
一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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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求大同 存小异
陈裕文
目前，在对待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必须“观点一致”才能联合，否则就不能联合。
如果要求在大方向上观点一致，这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的。但是，要求各个革命组织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毛主席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各个革命组织之间，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这种在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不仅普遍存在于各革命组织之间，而且也普遍存在于一个革命组织内部；不仅现在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因为一个时期观点一致了，过些时出现了新情况，又会发生不一致。
在具体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并非坏事。在许多不一致的观点中，总是有一些比较正确，有一些不正确。在这一个问题上，这个组织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另一个问题上，那一个组织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只要大方向一致，就应当联合起来，有些具体问题上观点不一致，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观点不一致，都可以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把各种意见摆出来，经过讨论、比较，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每个革命组织，对于当前的斗争，都大有好处。
借口观点不一致，对其他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不是联合，而是排斥；不是团结大多数，而是搞小圈子。结果，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是克服了，而会发展得更加严重。所以强调“观点一致”才能联合，实际上是只要山头主义的小联合，不要革命的大联合。
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必须求大同存小异，求大方向问题上的观点之同，存枝节问题上的认识之异。如果要求观点完全一致，连小异也不准存，总有一天势必会抛弃大同，专攻小异。一些单位的革命组织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在一边不斗争，不批判，全力打无原则的“内战”，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要由于非原则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妨碍革命的大联合。
第3版()
专栏：
一个老工人的觉醒
贵州红星拖拉机厂团结大多数的一个侧面
小金跟邱师傅当学徒一年多了。和她一起进厂的部分学徒工，组织了
“继红”战斗组，小金早就站到革命派一边。当她要求参加时，战斗组的同志们对小金说：“你要参加战斗组，也要把你师傅争取过来。”小金听了觉得有理，于是就着手做争取团结邱师傅的工作。
邱师傅叫邱国民，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共产党员、机工班长，又是厂里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中队长，在厂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自己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有人还想利用他蒙蔽更多的工人。
有一天上班，小金看见师傅戴上了“纠察队”的袖章，便直截了当地对邱师傅说：“师傅，人家都说工人纠察队是纠察工人队，是保守组织，你为什么加入这样的组织？”
邱师傅听得不入耳，白了她一眼，说：“你懂啥？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小金碰了钉子，又想了个办法，教师傅唱《造反歌》。哪晓得，抄好了歌子挂到墙上，邱师傅硬是不肯学。小金就一个劲地唱给他听，他听烦了，还向小金发脾气，小金也生了气，扭头走了。她找到“继红”战斗组的同志说：“我不跟邱师傅干了。”他们鼓励小金说：“我们革命派要跟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块干革命，邱师傅也是阶级兄弟，你怎么能不跟他干了呢？”小金一想也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解放全人类，我连自己的师傅都团结不过来，还算什么革命派。
从此，小金改变了方式。她看到邱师傅爱读毛主席的书，就针对他的活思想选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他听。念得最多的一条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这些语录，使邱师傅在思想上有所触动，他在思索着自己参加工人纠察队的问题。
邱师傅的思想在斗争着，革命派在继续对他做工作。不久，革命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临时大会主席团，革命派邀请他以老工人的资格当列席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对这件事，他觉得革命派的胸怀就是宽阔，很受感动。会上，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惊心动魄的事实，对他触动很大，使他对自己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更有所认识。而就在会议进行中间，他那个中队的工人纠察队员，却千方百计捣乱会场，硬把他从主席台上拖下来。通过这场斗争，使他认清了“工人纠察队”的性质。最后，他毅然决然地召开了“工人纠察队”队委会，在会上当众宣布：“工人纠察队的大方向就是错误的”，并带头退出纠察队。
第二天，革命派支持邱师傅革命行动的大字报、祝贺信贴得满墙都是。
不久，小金和邱师傅一起参加了革命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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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受蒙蔽的邱国民觉醒了。他的觉醒是革命派用毛泽东思想对他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的胜利，也是革命派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的胜利。
一些阶级兄弟，曾经反对过无产阶级革命派，那是因为他们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他们受了蒙蔽，我们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我们一起革命，共同前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成为毛主席所期望的“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学会做群众工作的过硬本领，现在还有不少象邱国民那样受蒙蔽的阶级兄弟，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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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六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海港》后，上台和演员合影。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