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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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
——斥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忠延兵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把背叛十月革命道路、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一时间“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就在这个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刻，资产阶级老右派爱伦堡抛出了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这部鸡零狗碎又臭又长的大毒草，侈谈从二月革命到卫国战争前夕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爱伦堡这样做，为的是借助死人攻击十月革命的道路，召唤亡灵参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战斗”。
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时，在编者按语里道出了爱伦堡的狼子野心。编者说：“作者的主要意图”是“用我们当代人的眼睛回顾过去”，“通过过去来认识现在”，这本书“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书”。这里，所谓“我们当代人的眼睛”，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睛，所谓“通过过去来认识现在”，就是以修正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肯定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现在”，为苏联的历史大倒退制造舆论，这也就是它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结束了沙皇的残暴统治，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使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工农大众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
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是什么样子呢？请看吧：苏维埃人在国内吃不饱，到外国“一下车子就急忙跑去吃饭”；人们过的“是史前时期的，是穴居时代的”生活。“残酷、无知和黑暗触目皆是。图书馆被烧掉了。”“火车站的旁边出现了流离失所的儿童，城市中一片饥饿景象；死亡率迅速上升”。“城市正在饥饿中死去”，而农村“田地在荒芜”。“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三个公民中就有两个人认为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人们谈论的是：“俄罗斯是不是还存在？知识分子是将被宰杀或者我们还能保全生命。”“有的骂布尔什维克”，“有的骂革命”。新生的光明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爱伦堡的笔下成了贫困、饥饿和黑暗的国家。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使得年青的苏维埃政权一度面临巨大的困难。苏联人民深深懂得，这困难正是新生的“娩痛”，他们面对着困难，斗志昂扬，团结战斗，终于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爱伦堡就是这种以宣传开倒车为能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前，他散布这种惊慌情绪，为的是否定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苏联，他回过头来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描绘成一幅阴暗的图画，为的是把十月革命诬蔑为人类的一场“洗劫”，从而根本否定暴力革命。爱伦堡象一个悲天悯人的牧师在说教：暴力革命会造成破坏，暴力革命带来贫困和饥饿，暴力革命使人陷入恐怖和绝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暴力革命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它破坏了旧世界，迎来的却是一个红彤彤的革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革命人民无不欢呼革命的暴力好得很，只有爱伦堡这种行将灭亡的反动势力代言人，才会在革命暴力面前感到恐怖和绝望，发出“没有希望”之类的哀嚎。
爱伦堡一面诅咒革命暴力，一面颂扬反革命暴力；一面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一面赞美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笔下，用刺刀尖维持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王道乐土”。什么“德国人的生活是愉快和满足的”，什么“巴黎是个自由的城市”，人们“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巴黎人“过着一种世代相传的秩序井然的生活”。当这个败类从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俄罗斯来到这个资本家的“乐园”时，他禁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刻献上了他的颂词：“爱伦堡，你来到巴黎，你将慷慨的幸福变作美好的歌颂吧。”好一副狗奴才的自画像！为了美化资本主义，他甚至借一个美国“工人”的嘴来鼓吹：“我们（美国）有资本家，却比你们（苏联）没有资本家的生活过得更好”。
“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这就是爱伦堡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心声。在苏联，爱伦堡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这就加强了这个老右派的一种幻想，似乎社会主义已经不行了，资本主义真的要“长生不老”了，因此他拚命丑化十月革命，用灾难和饥饿来恐吓世界革命人民，妄图使他们放弃暴力革命，放弃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个面目可憎的牧师以为经他这样一说，世界革命人民就会放下武器，永远安于受奴役的地位。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列宁的伟大真理：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到无数的牺牲”。忍受这种万恶的制度，就等于自杀。他们必然要反抗，要斗争，要干社会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世界无产阶级将集结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根本不去理睬爱伦堡们的鸦噪，为着实现武装夺取政权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坚定不移地前进！二 苏联人民在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紧接着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就不可能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这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要求。爱伦堡出于他的阶级本能，对历史作了完全颠倒的描述。在他的笔下，千百万贫苦农民积极参加的农业合作化，成了一场“恐怖运动”——谁不参加合作化就“掏出他的肠子来安电话”。爱伦堡把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抹煞了个一干二净，“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忘我精神不见了，“斯达哈诺夫运动”的英雄品质和创造精神不见了，代替这一切的是冷冰冰的强迫劳动。“既没有歌声，又没有旗帜，也没有演说。‘热情’这个字眼也象许多别的东西一样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了。”那些从事伟大建设的人们，在爱伦堡的笔下，不是列宁、斯大林教育出来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群“恬不知耻的人、冒险家、懒汉”，他们参加建设仅仅是为了得到“一公斤糖或一块裤料”。这是对苏联劳动人民最恶毒的污蔑。
爱伦堡把苏联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称为第二次“雪崩风”（第一次是国内战争），说它“拆散了千百万人的生活”，造成了饥饿，“人人都在谈论口粮、配售店”，“面包活象粘土”。而这一切又都是人为的，是计划经济的罪恶。他说，这次“雪崩风”“是由精密的计划所决定的”，“它所服从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热情的迸发，而是必然性的铁律”。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将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实行计划经济，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是一条任何人的意志也动摇不了的铁的规律。这条“铁律”使爱伦堡先生如此恼火，因为就是按照这条“铁律”，剥夺了爱伦堡所无限同情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就是这条“铁律”，使爱伦堡所极端仇视的苏维埃政权空前强大了起来。
这条“铁律”对于无产阶级是命根子，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证明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在城市推行利别尔曼计划，使全民所有制蜕化为工人贵族和特权阶层的所有制；在农村大力扶植富农经济，大搞包产到户，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得一干二净。修正主义集团控制下的国家机器，成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对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爱伦堡卖力地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社会主义经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正是因为他懂得，这条“铁律”一推翻，剥削阶级的好日子就会立刻到来。但是，由于天才的领袖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沉痛教训，使革命人民懂得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爱伦堡们的“好日子”也必将跟着爱伦堡的尸体一起进棺材！三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一再向我们证明，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
政权，这是阶级斗争中两个对立阶级争夺的焦点。无产阶级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构，对人民说来是靠山，对敌人说来是灾难。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不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肉中刺眼中钉的。
爱伦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时代称为“可怕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提心吊胆地生活，“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是在夜里用被子蒙着头的时候。”怕什么呢？一怕财务稽核员，二怕国家保安部，三怕说了心里话别人去告密。资产阶级的食客、投机倒把分子、骗子、流氓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要不要对他们专政？当然要。不专政，社会主义的大厦就要被他们挖倒。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搞颠覆活动，要不要镇压？当然要。不镇压，社会主义国家就要被他们里应外合地推翻。发现了有害于社会主义的言行，要不要检举？当然要。不检举，就等于帮助了敌人。专政、镇压，把各种各样的敌人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就是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手段。
政权，最主要的就是镇压之权。列宁指出：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斯大林所领导的肃反运动，就是根据列宁这个伟大的教导，镇压了一批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清除了一批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是，爱伦堡的回忆录却有意隐去了那些在肃反运动中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把他们描写成无辜“受害者”，污蔑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把罪行加在没有犯过这些罪行而且也不可能犯这些罪行的人的身上”。爱伦堡特别用专门的章节描写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苏联的肃反运动，把它污蔑成一场无缘无故乱捕乱杀的恐怖。男人被捕了，“妻子也往往被逮捕，而孩子则被送进保育院”，“从来不属于任何反对派的人也遭到逮捕，他们有些是斯大林忠实的拥护者，有些是正直的非党专家。”好个“斯大林忠实的拥护者”！好个“正直的非党专家”！请问，这次肃反镇压的布哈林、李可夫之流是正直的专家和斯大林的拥护者吗？不是！他们是大反革命、大叛徒、大两面派，他们为外国从事间谍破坏活动，以恐怖行为，摧毁苏联军事力量，妄图推翻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秩序，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恶绝不是爱伦堡的笔所能涂抹得掉的。爱伦堡充当这些人的辩护士，正好暴露了他自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凶恶敌人的真实面目。一个与人民为敌而时刻感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威胁的人，和我们在肃反问题上怎么可能有共同语言呢？我们叫“镇压”，爱伦堡叫“迫害”；我们叫反革命分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爱伦堡把他们叫作“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了，我们拍手称快，爱伦堡则感到“茫然”和“沮丧”，一直耿耿于怀，为他们树碑立传，大作翻案文章。就这样，爱伦堡通过《人·岁月·生活》中恶毒攻击肃反的章节，彻底撕去了盖在他脸上的“进步作家”的面纱，露出了他的狰狞本相。
本来，爱伦堡对于这样彻底暴露自己的反动嘴脸还是有所顾忌的。他计划中的《人·岁月·生活》只打算写到一九三六年为止，还不敢把那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恶毒的章节塞进去。苏共二十二大之后，爱伦堡忽然“勇气”倍增，在《真理报》上表示要着手“揭露”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这“两个恐怖的高峰”。连西方资产阶级文人也感叹说：“二十二大为爱伦堡带来了新的勇气”。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明目张胆地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猖狂进行反共活动，是他一贯的反动本性的大暴露。
爱伦堡，这个啤酒厂老板的儿子，自幼接受资产阶级教育，青年时代出入法国的“沙龙”。他是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的狂热追随者，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在苏联的代理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他多次被批判过，他的作品曾被停止刊登。早在三十年前，鲁迅就指出他是资产阶级右翼作家。斯大林刚一逝世，爱伦堡便抛出了大毒草《解冻》，这是苏共二十大的先声，是为修正主义文艺登场打出的第一颗信号弹。从此，苏联开始了修正主义的“解冻”文学，爱伦堡便成为号称第四代作家即年青的修正主义作家的精神领袖。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他又紧跟赫鲁晓夫抛出《人·岁月·生活》，通过回忆录的形式积极兜售苏共修正主义集团“三和两全”的黑货，为他们彻底背叛十月革命道路效劳。
“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决不容爱伦堡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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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翻不了！
吴学江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大反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在“人与人是兄弟和朋友”的旗号下，公开地为反革命、叛徒、牛鬼蛇神“翻案”，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拼凑反革命队伍。
紧跟在赫鲁晓夫的屁股后面，苏修文艺界也大刮“翻案”风，为在斯大林时期受过批判的反动作家、诗人“恢复名誉”，把他们安插在重要的职位上，让他们到西方各国访问，大量出版、发行他们的反动著作。
在这场“翻案”活动中，被西方誉为“解冻”文学带头人的爱伦堡，是一个急先锋。他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大做“翻案”文章，为反动的作家、诗人树碑立传，把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叶赛宁、巴别尔之流捧到九天之上！
帕斯捷尔纳克何许人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日瓦戈医生》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受到苏联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坚决拒绝出版。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当瑞典文学院决定把“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与帕斯捷尔纳克时，苏联广大的革命人民群众义愤填膺，同声谴责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叛徒，愤怒的人群在他的住宅周围示威游行了一个星期。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臭不可闻的作家，爱伦堡却把他誉为“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胡说“他的诗不会从世界上被清除出去的”；他的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绝无损害我国之意”。爱伦堡如此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真是可耻已极！
茨维塔耶娃又是何许人？说起来是个大笑话！这位被爱伦堡吹捧为“具有高度的才能”，“她的诗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终生不会磨灭”的女诗人，在她生前从未发表过作品，连她的名字也很少为人们所知道。她是写过一些诗的。这些诗，除了同情沙皇，歌颂白匪之外，就是色情、伤感、颓废。这样反动的诗作，在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不让出版，是理所当然的。茨维塔耶娃十分仇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她逃到了外国，回国后又自杀身死，以此表示她与苏维埃政权势不两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女“诗人”，却得到了爱伦堡的称赞。苏修作协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收集她生前的书信、照片、手稿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大量出版发行。茨维塔耶娃本人在生前作梦也不会想到，她死后二十多年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女“诗人”。天下真是无奇不有！
爱伦堡还把同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而自杀的“颓废派”诗人叶赛宁称誉为“受到人们爱戴”的、“真诚”的、使人“为之倾倒”的诗人；把诅咒十月革命，污蔑红军，长期侨居巴黎，回国后被捕的反革命作家巴别尔吹捧成“最受世界人民欢迎的”、“至死都忠于正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理想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爱伦堡这样为反动作家树碑立传，大唱赞美诗，恰恰暴露了他自己的反动嘴脸，证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苏联的历史证明：修正主义者要搞反革命复辟，往往是把大刮“翻案”风做为爆破点和突破口的。他们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在政治上，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为他们收罗一批反革命骨干。他们不但为活人“翻案”，而且还为死人“翻案”。为死人“翻案”，目的是借助于亡灵和棺材里的臭气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
在今天的苏联，尽管苏修叛徒集团已经为那些反动家伙翻了“案”，但是，这个“案”在苏联革命人民的心目中是永远也翻不了的！总有一天，苏联革命人民一定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把被苏修叛徒集团翻了的“案”再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