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工贼的表演和海河的见证
——斥中国赫鲁晓夫解放初期在天津发展资本主义、打击社会主义的罪行
天津大学《八·一三》杂志编辑部
全国胜利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规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明确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他告诫我们：“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当时，限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指明了新中国这条航船的正确航向。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国赫鲁晓夫一心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他公然同毛主席大唱反调，拚命地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四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他就急不可待地跑到天津——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到处作报告，发指示，猖狂地为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他在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和对外贸易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黑纲领，表演了一场投靠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活丑剧。
限制资产阶级，还是限制无产阶级
在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种压迫，“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尽管私人资本主义还不能够马上消灭，但是，确保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地位，并立即适当地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则是完全必要的。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正是这样进行斗争的。
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打破了中国赫鲁晓夫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黄粱美梦。于是，这个一向把群众看作“群氓”的反动家伙，下车伊始，就对工人群众大发淫威，横加指责，大叫工人群众“左”了，“必须说服工人不能这样做”。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呢？他定下了基调：“基本上照过去一样”。
好一个“基本上照过去一样”！这八个字的自供，就已经维妙维肖地勾划出他这个资产阶级总代理人的丑恶嘴脸。原来，中国赫鲁晓夫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恰恰相反，他要的是实行历史的大倒退，妄图把中国人民几十年浴血奋战换来的革命成果拱手交给资产阶级，要工人阶级“照过去一样”地继续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让我们从几份血迹斑斑的控诉书中，看一下中国赫鲁晓夫“基本上照过去一样”的这句混账话，究竟包藏着什么鬼主意？
天津市纺织、五金等行业一百一十二家小型工厂的调查表明：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将近三分之二的工厂，工人要劳动十三小时以上，其中劳动十七小时以上的达十四家。其他各厂工人至少也要劳动十二小时。工人平时根本没有假期的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他虽有假期，但大多每月只放假一天。有些资本家，还用偷拨钟表的伎俩延长工人劳动时间。
不仅如此，资本家竟敢对工人继续进行封建性的打骂。在当时调查的一百一十八家工厂中，有三十家工厂的工人学徒反映了挨打挨骂的遭遇。例如荣昌铁工厂所有的学徒工，没有未挨过打的。
资本家更千方百计地猖狂阻挠工人参加政治活动。为此，他们除了靠延长劳动时间以外，还玩弄解雇、打击积极分子、降低工资以及通过介绍人进行威胁等等卑劣手法。瑞昌铁工厂经理就曾把全厂工人召集起来，公然威胁说：“你们都不要参加工会，入了工会每天开会就赚不了钱了，再说你们参加工会后，国民党来了怎么办？”看，在中国赫鲁晓夫“照过去一样”的黑指挥棒下，资本家演奏得何等起劲！
岂止如此而已，中国赫鲁晓夫还公然叫嚷资本家有“辞退工人的权力”，并煽动资本家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就在他的直接指使下，天津市竟明文规定“资方解雇工人是自由的”。资本家有了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庞然大物为他们撑腰壮胆，又有“合法”解雇工人的大棒，气焰嚣张达于极点，解雇了大批敢于和他们斗争的工人和工会干部，对工人实行残酷镇压。例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发生的天津盛锡福帽庄工人限制资本家抽逃资金的斗争，坚持了十个月之久，中国赫鲁晓夫在天津的代理人，鹦鹉学舌地用其主子的腔调叫嚷“当前中国的情况不是资本太多，而是资本太少”，胡说工人“督促资方生产……使资方经营的兴趣减弱下来”。于是将工会主任调离，并纵容资本家解雇十六名女工。真是只许资本家捣鬼，不许工人捉鬼！
请大家想一想：上述一些血淋淋的事实，和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群众的景象何等相似！中国赫鲁晓夫所谓的“照过去一样”，不是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然而，螳臂毕竟挡不住历史的巨轮，“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正是这样！回头看看中国赫鲁晓夫当年飞扬跋扈地吠叫“照过去一样”的神态，只不过是一个利令智昏的小丑的表演而已。
限制资本主义，还是限制社会主义
国家、国营经济同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公私关系”，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并且教导我们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些英明指示，如同光芒万丈的灯塔，指引着我们正确处理这种公私关系，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中不断胜利前进。
然而，中国赫鲁晓夫却公然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到天津后挖空心思地为资本家浓施粉黛，声嘶力竭地叫卖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进步”的反动谬论，狂热地鼓吹“不要限制资本家赚钱太多”，并且借口发展生产而明目张胆地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他说：“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发展生产，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当时，被我们没收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就在这种国营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中国赫鲁晓夫竟然设想“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这不是要拚命限制国营生产，极力发展资本主义使其泛滥成灾又是什么？！这不是丧心病狂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
国家对原料供应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是防止城乡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重要措施，但中国赫鲁晓夫却恶狠狠地说：国家贸易公司“统治原料、市场”，是“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他下令“公私企业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个的经济体系”，要“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做‘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他还卑躬屈膝地向资本家许愿：“你们有些困难，象是原料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
就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共同商量”、“尽量帮助”的压力下，天津国营花纱布公司不仅源源不断地向各私营纺织厂大量供应棉花，并且在换棉率上给予特殊优待。当时，对国营纱厂一件纱换棉六百一十斤，而对设备条件基本一致的私营纱厂，一件纱却换棉六百二十五斤。仅此一项，资本家就不知牟取了多少暴利。例如，恒源纺织厂就因此每月多赚约两万斤棉花。
更可恶的是，每件二十支棉纱，本可生产红星布四十一匹多，但国营花纱布公司委托私营织染业加工时，迫于中国赫鲁晓夫强调“尽量帮助”和“共同商量”的压力，在一九四九年春至一九五○年春的整整一年中，却规定每件二十支棉纱只换回红星布二十七匹。仅据其中八个月的不完全统计，资本家因此就少交给国家约九万匹布。亏了国家，养肥了资本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尽量帮助”！
其他许多行业也是这样。例如，蛋品公司为了解决私厂原料和销路的困难，就让私厂为国家加工，“共同商量”的结果，竟保证私厂净得百分之十六点一八的高额利润。
国家银行是扶植国营经济发展、限制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重要杠杆，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丧心病狂地要把它篡改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支柱。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鼓动资本家说：“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要“大家分一点”。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心领神会，纷纷伪装困难，向国家伸手要钱，肆无忌惮地嚎叫什么“不能先公后私”。就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下，国家贷款竟主要面向了资本家：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人民银行的工业贷款中，私营工业就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到一九五○年，更大大增加了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贷款余额一九五○年三月底为三百零七亿元（旧人民币，折合现人民币为三百零七万元，下同），十月底猛增为一千五百五十二亿元。据一九五○年六月份统计，国家银行贷款中，私营企业贷款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五七。
市场价格的斗争，是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当时，资本家利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国家财政收支尚未平衡，便不断兴风作浪，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中国赫鲁晓夫对此讳莫如深，并且无耻地大肆叫嚷：资本家“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这番铜臭熏天的黑话，集中地反映了那些贪婪无厌、挥霍无度的大腹贾们的利欲心理。他们喜出望外地说，从此“资本家不用害怕了”。于是，只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年底，就接连三次制造市场物价涨风。这帮家伙从这种危害国计民生的罪恶活动中，大发横财。例如天津振业石棉公司总经理以“联营”为名，垄断石棉市场，高抬价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三年中，就窃取了国家资财达百亿元。
一九五○年初，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稳定了物价，为进一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投机成性的资本家，感到走投无路，大喊困难。中国赫鲁晓夫又立即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他们以各项必要的便利条件”，“帮助其事业的成功”。妄图使我国社会重新成为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天地。
就在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示下，当一九五○年五、六月份货物滞销时期，在天津市，为了帮助资本家“成功”，不顾国营商业库存积压和销售困难，不顾国家亏损累累，仍大量收购资本家投机囤积的货物和盲目生产的产品。例如，天津市信托公司与百货公司，收购碱面二千五百包，赔本八亿多元。百货公司高价收购永利化学公司的肥田粉，赔本七十多亿元。根据天津市国营信托、百货、蛋品、粮食、石油、油脂六个公司的统计，一九五○年一至八月份对纱布、针织、化工、橡胶制品等十多个行业的收购总值中，私营竟占百分之七十六。中国赫鲁晓夫所谓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本家以各项必要的便利条件，实际上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商业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
尤有甚者，当时国营天津纸浆造纸公司，利用废料创制火柴纸，质优价廉，大受市场欢迎。私营纸厂立即召开同业座谈会，纷纷“诉苦”，胁迫国营纸厂帮助解决其“困难”。结果，天津纸浆造纸公司竟被迫停止此项生产，让给私营纸厂制造，并将原售价提高，以保证私营纸厂的利润。这就是实行中国赫鲁晓夫所谓的“我们的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的联合资本家，主动的和他们合作”的一个“范例”！
资本家就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一心追求的就是利润。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尽量帮助”下，一九四九年天津市私营工业的资金利润率竟比地方国营工业的高出一倍以上，而一九五○年私营工业的资金利润率又进一步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二，利润总额更比一九四九年猛增四倍以上。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公私两利”到底是什么货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税收是限制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另一重要武器。资本家为了捞取暴利，必然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税收政策。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三年间，他们偷税漏税竟达八千多亿元。此外，他们还很会进行“合法”的斗争。当中国赫鲁晓夫到天津为资本家撑腰打气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争相“诉苦”，要求减税。中国赫鲁晓夫连连点头。他一则无耻地歪曲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把国家向资本家征税（它实质上是国家把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重新收回到国家手中），竟恶毒污蔑为“国家剥削你们（指资本家）了”；二则当着资本家的面发出黑指示：“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怎么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议个新的税率表”。就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压力下，天津市成立了以资本家为主的“税收复议委员会”、“货价评议委员会”，复核审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征税、罚款等争议问题，使资本家取得向社会主义税收进攻的“合法”权利。据统计，天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年猛增百分之四十六点三，比同期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增长得还快，但国家税收却反而比一九五○年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二。更为严重的是，根据中国赫鲁晓夫的限制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竟采取了所谓“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公然破坏了公私区别对待的税收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税收的限制资本主义自由泛滥的作用。
统制对外贸易，还是充当头号买办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并且强调指出我们一旦进入大城市，就必须“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不实行对外的统制贸易，门户洞开，让私商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就不但不能保证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势必倒退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然而，一心想当“红色”买办的中国赫鲁晓夫，在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上又一次跳出来同毛主席大唱反调。这个头号买办，一九四九年四月来到天津，就板着面孔教训我们党：对外贸易的管制，“应放宽些，不应管得太死”，他还下令要“吸收资本家参加”“对外贸易委员会”，鼓吹私商“和帝国主义来往，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好处就做”。就在他的纵容和鼓动下，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私营外贸商户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就剧增三倍，达到三百四十家之多。及至年底，私商及洋商更剧增为五百五十六家，加之华东区私营进出口商驻津分支机构，共达七百一十七家之多。这就是当时大吹大擂的所谓“形成了天津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状态”。一九四九年全年，私商在天津市进口总值中就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六，而在出口总值中竟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了不是国家而是资本家，基本上垄断着天津市的对外贸易。
那么，私商“和帝国主义来往”，究竟有些什么“好处”呢？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使资本家轻而易举地赚得了巨额“合法”利润。在这个头号买办的“尽量帮助”方针下，在进出口划价时，保证外贸商的利润维持在百分之十以上。据调查，仅一九五○年四月到五月上半月期间，建成公司、亨通公司、义记商行、兴隆商行四家就获纯利二十二亿元以上。其中亨通公司，在中国赫鲁晓夫天津之行一年后，经营能力较解放前扩大了三倍。
再者，某些奸商还以“合法”经营为幌子，进行种种罪恶活动。例如，天津醒东公司非法私买黄金七百五十八两，其中三百多两用于黑市投机和贩卖禁品，其余则全部走私出口。天兴贸易行则非法出口国内急需的大批粘土，盗窃国家资财达八亿元。
至于被中国赫鲁晓夫吹捧上天的反动资本家宋棐卿，就作得更绝了。他谎言要买机器，伸手向国家索要十九万美元外汇，中国赫鲁晓夫点头应允。结果，他却携带这笔巨款及全部资金，叛国投敌去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尽量帮助”的方针下，外贸奸商们以国家为可欺，他们串通一气，得寸进尺，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阴谋篡夺天津中国银行的贷款领导权。结果，天津中国银行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贸贷款都贷给了私营进出口商，并将利息大大降低。外贸奸商纷纷用卑鄙手段，骗取外贸贷款。例如，天津聚丰华行进出口商竟以该行内六条臭水沟冒充洗棉池作为押品，骗得巨额贷款。
所有这些，的确使买办资本家、奸商、骗子手，还有帝国主义，都大大地得到了好处，但同时就严重地损害着社会主义和年青的无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所追求的“好处”的阶级实质！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掩盖自己卖国贼的反动嘴脸，为了把国家对外贸易的大门向资本家全部敞开，还煞有介事地说：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来往，和外国人做生意”，“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
这真是无耻的谎言！
在阶级社会中，从来就没有不属于一定政治的单纯的“生意”，对外贸易岂能例外？放手让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建立外贸关系，决不是什么“不丧失主权”的非政治问题，而恰恰是媚敌卖国的政治。难道让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共同向社会主义经济、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猖狂进攻，还不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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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势必导致资产阶级专政。因而，在解放初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实质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从中国赫鲁晓夫天津之行所表演的这出活丑剧上，从他给解放后天津工作带来的危害上，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以上几个方面的历史的铁证无可置辩地表明：中国赫鲁晓夫不去限制资产阶级，而是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私营企业，而是限制国营企业；不去统制对外贸易，而要充当头号买办。一言以蔽之，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本主义如痴似醉的狂恋。剥开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工贼，大叛徒！
中国赫鲁晓夫妄图把天津变成他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试验场的阴谋，由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干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终于遭到可耻的破产。特别是一九五二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了伟大的“五反”运动，将那些大放五毒，庆幸“黄金时代”的大腹贾们，打了个焦头烂额，给天津带来了更加蓬蓬勃勃的新气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更加巩固，更加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