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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反动派勾结印修分子发动反革命“围剿”扑灭不了纳萨尔巴里革命烈火
印共革命派和革命农民斗志昂扬坚持武装斗争
印共修正主义分子公然配合反动派迫害支持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印共党员
新华社讯 新德里消息：尽管印度反动政府勾结印度修正主义分子，玩弄反革命两手，对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武装斗争进行了极为残暴的镇压，但领导这个运动的印共革命派和革命农民依然斗志昂扬，为迎接新的革命风暴而坚持斗争。
印度反动政府在七、八、九月份对纳萨尔巴里起义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它派出大批警察到这个地区去建立了许多据点，挨村挨户进行搜捕，逮捕了一千三百多名参加起义的印共革命派和农会会员。除了采取镇压一手外，印度反动政府还采用欺骗的一手来软化起义农民。警察当局在发生武装斗争的地区举行公众集会，由官方出面假惺惺地许诺农民“立即解决”他们同地主之间的纠纷，要求农民把纠纷交给县当局“解决”，而不要“随意处理”。印度反动派妄图用这种空洞的诺言，诱骗农民放弃对地主的斗争。
印度反动政府还利用印度修正主义分子为他们效劳。印共修正主义分子配合反动派，对支持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党员进行迫害，把大吉岭县占全部党员人数三分之二的党员开除出党。西孟加拉邦政府的土地和税收部长、印共修正主义分子哈雷·克里希纳·科纳，密切配合警察当局，到狱中去向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诱降。
但是，印度反动派和印度修正主义分子的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都扑灭不了革命的火焰，也无法动摇印共革命派和革命农民的斗争决心和信心。
据《闪电》周报报道，到现在，印度反动政府仍然抓不到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警察当局证实，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现在正在纳萨尔巴里地区积极活动，“每天晚上同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员举行秘密会议”。警方极力设法抓他，但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位领导人的“反谍报活动的效力远远超过警方”。有一次，警察在清晨袭击了他们认为革命派领导人隐藏的丛林地区，但是，警察到达那里时，却扑了一个空，运动领导人和他的伙伴已经离开了。
那里的农民协会会员也依然信心十足地坚持斗争。最近访问过纳萨尔巴里的一名《闪电》周报记者报道，在这个地区印共革命派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会员的觉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眼前的经济要求”，“他们懂得武装斗争的含意”。《政治家报》透露，印共革命派“在农民中发展了一个由坚定的工作者组成的坚强的核心”，他们相信，“农村地区的阶级斗争必然是艰苦的，由于警察镇压，在最初阶段必然有的挫折，将导致强大的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
据印度报纸透露，印共革命派和革命农民顽强地坚持着斗争。
《政治家报》记者发自纳萨尔巴里的一篇文章说，印共革命派“仍然在走战争的道路”。一名曾在九月下旬去纳萨尔巴里刺探情报的统一社会党的反动政客透露，印共革命派在纳萨尔巴里“仍然很活跃”，他忧心忡忡地说：“除非警察经常保持警戒，否则在纳萨尔巴里可能会爆发新的麻烦”。一名国大党头目去纳萨尔巴里活动后也透露，纳萨尔巴里的革命农民“正在再次组织地下运动”，他们“继续在提‘毛泽东主义’的口号”。
现在警察当局非常害怕在十一月底开始的割稻季节“再次出乱子”。参加纳萨尔巴里起义农民，“可能再次集体拒绝同地主分庄稼”。
不仅如此，印度报纸的报道还透露，大吉岭县各地和西孟加拉邦、乃至北方邦的印共革命派正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鼓舞下积极展开斗争，扩展革命力量。
大吉岭县的一个反动官员惊呼，大吉岭县的共产党人几乎已经全部抛弃了修正主义的领导而站到印共革命派方面来。在西孟加拉邦的其他许多地区，革命派“已经拥有很大的力量”。
《甘露市场报》报道，在九月下旬，西孟加拉邦政府“从大吉岭县各地收到了关于发生类似在纳萨尔巴里进行的那种方式的有组织地试图强占土地的运动的报告”。
据《印度斯坦旗报》报道，二百多名农业工人和无地农民从十月十九日开始，在大吉岭县离纳萨尔巴里地区只有十五英里的克尔宋大区的朗维尤地区，强行占据了朗维尤种植园的三百多英亩剩余土地。他们在占领的土地上挂起了红旗，并在那里露营。这家报纸惊呼，目前，这个地区“又成为警察当局头痛的问题”。
《印度快报》报道，北方邦的印共革命派提出了“收集武器和选择地区”的口号，积极准备到农村地区扎根和建立根据地，以便采取群众行动，保障农民、工人的合法权利。
《政治家报》不久前报道，支持纳萨尔巴里农民斗争委员会九月初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号召印度农民们抛弃过去在政府、议会等前面举行示威等老方法，而要组织农民委员会，以阻止大地主收获农作物。农民委员会应该没收大地主囤积的大米和稻子，分发给当地人民。在大会上发言的人特别指出，“纳萨尔巴里的农民们通过发动斗争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孟加拉“非国大党”邦政府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态度是反动的。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印度反动派勾结印度修正主义分子，在纳萨尔巴里进行的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扑灭不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也阻挡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相反，提高了印度人民的觉悟，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印共革命派坚持的纳萨尔巴里革命道路，最终将在印度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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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评论
大丑剧中的小丑剧
“莫斯科各剧院在大庆之年将上演些什么？”
在苏修领导集团大吹大擂地“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莫斯科的报纸正在为选择节日剧目而发愁。翻翻一年来的剧目单，充斥莫斯科舞台的，全是一些黄色的戏剧，什么《小偷的舞会》呀，什么《一百零四页的爱情》呀，什么《女修道院》呀之类的货色。这样的剧目，尽管深合特权阶层的口味，但是在十月革命的节日中尽演这些东西，未免不大雅观。
怎么办呢？《苏维埃文化报》大声疾呼：要赶紧创作所谓“表现现代的作品”，要上演一些所谓反映“工人阶级和农民生活”以及描写“英雄的日子”和“战斗的功勋”的戏剧。好象这么一来，就能遮住苏修舞台的丑态，装点今天的节日门面了。
可是，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
苏修叛徒们，你们说要表现“工农生活”，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工农，什么样的生活？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年代里，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广大工人和农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进行了忘我的劳动，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你们敢把这些光辉的英雄形象搬上舞台吗？正是你们早已把苏联的劳动人民变为供你们一小撮特权阶层役使的奴隶了。你们究竟是要反映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呢，还是要表现他们对你们的不满和反抗？很清楚，你们想要表现的，只能是被你们歪曲和丑化了的工农形象。
你们说要描写“英雄的日子”和“战斗的功勋”，这也是一派鬼话。在十月革命的烽火中，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日子里，苏联人民的确建立过史诗般的丰功伟绩。可是，这些英雄的日子和战斗的功勋早就被你们污蔑得不象样子了。在你们看来，叛徒才是英雄，投降便立功勋。你们所能表现的，只能是无耻的背叛。
至于说到所谓“表现现代生活”，那末，你们的舞台上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外，也并不缺少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物。颓废堕落的青年，满身铜臭的财迷，出卖灵魂的叛徒，以至疯狂反华的小丑，都是活跃在你们舞台上的角色。你们并不是没有演现代戏，你们演的是反革命的现代戏，是模仿西方的乌七八糟的现代戏。“莫斯科学起百老汇来了”——美国《生活》杂志不是早就为你们的舞台喝彩了吗？
其实，苏修集团又何必要为增添新的剧目而费心思呢？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这一些苏修舞台上的名角，不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政治丑剧吗？他们今天正在装模作样地“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一切活动，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看来，就是一出最荒唐可笑的大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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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列宁指出：“如果在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今天由苏修领导集团所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占了上风。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苏修集团窃据了党的统治地位，推行着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党已经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
自从赫鲁晓夫篡党篡政以来，列宁所缔造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就被推进修正主义的深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上台以后，在这方面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苏修集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把党的各级领导中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正直的苏共党员完全排斥掉。同时，他们借口什么经济、生产第一，把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插到党的各级领导岗位，而广大工农干部都被撤换下去。这样一来，苏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被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把持，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修统治集团口口声声叫嚷什么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它的理由之一就是：这是由于党的活动方法的“民主性质”决定的。这种论调是十分荒唐的。事实上在苏修集团的统治下，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被剥夺，苏修党内的民主也荡然无存。党员都是不平等的，工人要比工程师低一等；敢于揭发批评苏修统治集团的党员，轻则被开除出党，重则被逮捕法办或送入“疯人院”。苏修集团对普通党员实行的也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
让苏修统治集团鼓吹的“全民党”见鬼去吧！在苏联，有成千上万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屈服于苏修集团的压力，他们坚决与广大苏联人民站在一起，早晚总有一天定会起来推翻苏修的反动统治，使苏联共产党恢复列宁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本来面目。
看，苏修把列宁的党糟踏成什么样子！
为牛鬼蛇神大开方便之门 让资产阶级分子占据各级领导
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其反动统治，推行了一套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建党原则。他们彻底背叛了列宁的建党学说，让各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窃取了党的各级领导，根本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马列主义政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党的各级领导
自从赫鲁晓夫篡夺党政大权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大批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工农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被赶下党的领导岗位。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据报道，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到一九六一年有将近百分之七十已被清洗。
苏修叛徒集团，长期以来极力推行专家路线，提拔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党的各级领导，使党从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堕落成了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御用工具。
苏修集团以“经济重于政治”、“经济问题和生产问题居于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居于党组织整个工作的首位”为名，大肆提拔和重用“国民经济专家”，对广大工农干部却肆无忌惮地加以排斥和撤换。苏修《共产党人》公开宣称，党的领导人必须是“专家”。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明文规定“必须选举有技术员或工程师证书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由于大批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知识分子窃取了党的各级领导，广大工、农老干部被大量撤换。据《真理报》记者报道，“列宁格勒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年要撤换三分之二”，“越来越多的工程师、设计师当了党委书记”。尤为恶劣的是，有些企业单位还建立一种特殊组织，专门监督和撤换工人出身的干部，选拔“青年专家”。
在发展新党员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据苏共中央刊物《党的生活》透露，一九六六年吸收的苏共预备党员有百分之四十点六是职员，其中四分之三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专家。而新党员中普通工人、农民所占比重大为下降。例如：一九六六年接收的新党员，农民只占百分之十二点六。在哈萨克某水解厂被接收为苏共党员的人中甚至“连一个普通劳动者也没有”。据统计，今日之苏联“每三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就有一个党员。而工人每十七、八个人中才有一个党员。在集体农庄，普通农民党员更是微乎其微。”
收罗大批社会渣滓牛鬼蛇神入党
苏修叛徒集团取消无产阶级建党原则，收罗大批社会渣滓、牛鬼蛇神入党，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乌七八糟的大杂烩。
从赫鲁晓夫到他的忠实门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公开打着“全民党”的旗号，竭力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为各种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竟让地主、新富农、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商、酒鬼、流氓、盗窃犯、逃兵等涌入党内。例如：在立陶宛，某区党委发展一个名叫加修里斯党员的经过，就更为荒唐。该人在入党前，在履历表上就清楚地写着，革命前“他本人是一个拥有一百公顷土地的”大地主。对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在研究他入党时，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后来当地居民揭发，他还是一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在德国侵略者被赶走后，他仍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匪徒保持联系。”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和民族败类不仅被戴上党员的桂冠，还被捧上集体农庄主席的宝座。哈萨克—国营农场领导人阿夫巴克洛夫，嗜酒成性，生活腐化，弄虚作假，但农场党组织硬把他拉入党内。结果，还未来得及发给他党证，他就又干了坏事。在拉脱维亚，有个党组织明知发展对象在卫国战争期间是个“逃兵”，服刑期满后，又加入“盗窃集团”，并且为“逃避判刑”化名隐居达十七年之久，党组织还是把他拉入党内。
许多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大搞“突击”、“竞赛”，拚命“追求数量”，拉伕凑数。有的党组织规定“每个党员在十天之内培养一个人入党”。有的党组织甚至“把没有提出入党申请的人”也拉入党内。
把反对苏修统治的党员送进“疯人院”
苏修统治集团对不满其修正主义统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视为仇敌，横加迫害，甚至逮捕和送进“疯人院”。
苏修党内充满一片白色恐怖。广大党员群众不敢说真心话。谁如果对苏修现领导表示不满，就要遭到无辜的迫害。涅比特—达加市“土库曼石油联合公司”一个工人通讯员写道：“苏共党章责成我们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胆地揭露缺点和争取消除缺点。但是，当我作为一个工人通讯员，只写正面东西的时候——一切都好。当我提出批评，说出了痛苦的真相，那就倒霉了。……现在有些人建议我这样生活：看到的说没有看到；知道的说不知道。”不少党员因为给领导提了意见，就被加上各种罪名，受到打击报复。例如：萨拉托夫州某区“速度”国营农场党员巴尔巴绍夫在党的总结选举会议上，反对提名国营农场主任彼得鲁克为党委候选人，并揭发他贪污饲料和燃料。事过六天，该国营农场党组织就以巴尔巴绍夫“诽谤”主任为由，把巴尔巴绍夫开除出党。再如：莫斯科某学院一学生，因指责“苏共已变成权力集团的官僚机构”而被投入“疯人院”，其父母和弟弟也遭到迫害。
苏修中央自己供认，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间有十万党员被开除。一九六六年一年就开除了六万二千八百多名党员。这中间有不少人是因为他们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抵制和反对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被清洗的。
从以上几点事实不难看出，由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亲自缔造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已被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糟踏得不成样子。然而无数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决不会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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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复辟资本主义
为什么受迫害？
事情发生在哈萨克共和国阿科尔—丘别小火车站。该火车站加水站站长兼党组织书记柯里姆钦卡对火车站女售票员、共产党员卡拉温科极端仇视，百般加以迫害。他甚至“不择手段地”“伪造证件”对女售票员栽赃，进行诬害。这究竟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女售票员揭了该车站党组织的“家丑”：党组织书记柯里姆钦卡和一些党员经常喝得醉熏熏的，在车站附近的小镇上东倒西歪地晃来晃去。小火车站变成了他们“行贿分赃的场所”和“投机倒把的转运站”。例如：一九六五年夏季，在这个根本没有果园的地方竟运出挂着“行李标签”的二万多公斤私人苹果。不仅如此，党组织书记柯里姆钦科本人经常给私人安装供水龙头，自己擅自规定价格，并把所得的钱统统塞入自己的腰包，谁对他有意见，他就停止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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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受处分？
在布良斯克州煤气托拉斯，旋工巴利亚斯尼科夫和工程师特列季雅科夫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人为一件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你一句，我一句，争论变成了争吵，最后以互相谩骂结束。当然，双方都有责任。可是托拉斯的党执行委员会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它决定仅仅处分旋工巴利亚斯尼科夫。
旋工巴利亚斯尼科夫气愤地说，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意思可以归纳为：可以原谅领导人，但不能原谅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书记直截了当地说：“特列季雅科夫同志是总工程师，而巴利亚斯尼科夫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因而，不能平等相待。”被这种态度激怒了的巴利亚斯尼科夫离开了会场，以表示抗议。党的执行委员会就以“侮辱总工程师”和退出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罪名给予巴利亚斯尼科夫警告处分。
然而处分不但没有压服旋工巴利亚斯尼科夫，反而使他更看清楚了在苏修集团统治下的工人是比工程师、专家低一等的。他说：“我认为，对我的处分是不对的。如果也处分了工程师，那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总工程师和我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彼此是不平等的。他有一种权利，而我却没有。允许他做的事情，却不允许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