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罪行
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
中国赫鲁晓夫把学校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能够长期地、猖狂地统治我们的学校，就是因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全国解放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就出来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领导权。他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讨好地说：“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取领导权制造“合法”根据。接着，他就提出在学校要实行“校长责任制”，把学校的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五六年他又进一步提出，要让资产阶级教授当校长，要让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学校党委书记。他怕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党龄不够，还专门“指示”说，学校“党委书记有一、二年党龄也就可以了”。
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更公然取消学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胡说什么“革命不一定要共产党领导”。他的爪牙就在学校搞所谓“三三制”，即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领导体制。他还决定在院校成立“校务委员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完全从体制上固定下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导演之下，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之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唱赞歌。有的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我们要靠他们，他们也能依靠，就是他们天天骂娘，能教课也是好的。”有的说：“右派教师也能起主导作用”，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脑子里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有的恬不知耻地称赞“国民党时期留美学生”是“我们现在大学里掌握命运的人”。有的甚至叫嚷：“学校究竟谁领导？国共合作嘛。”“这里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资产阶级合作不可。”
在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的支持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价十倍，眉开眼笑，简直成了主宰我们学校的太上皇。从教学到行政，从招生到毕业分配，一系列的实际大权都操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洋自得地说：“前几年学校是小生表演，现在还是要我们老生登台”，“我们这些人是学校的实力派”。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甚至瞪着眼说：“我这个人讲话难听，喜欢骂！”而这个反动“权威”所在学校的校长则奴颜婢膝地回答：“我就是喜欢你骂”。看，他们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严重危害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狂地反对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感情，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却遭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的旨意，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公开诬蔑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左’倾狂热”，是“贴新标签”、“生搬硬套”等等。他们利用所篡夺的职权，不准在教室里张贴毛主席语录，砍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课程，解散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课堂。有许多革命师生被迫组织秘密学习小组，关着门悄悄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竟成为非法，是可忍，孰不可忍！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猖狂地抵制和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五八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冲出了关门读书的“世外桃源”，大搞教学改革，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进行锻炼。但是，盘踞在学校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场教育革命猖狂地进行了攻击和破坏，公开跳出来咒骂教学改革是“乱、糟、偏”，胡说：“共产党政治打一百分，军事打一百分，教育只能打三十分”，污蔑我们“不懂教育”。陆定一等纷纷出场，给他们叫好、撑腰，重新制定和恢复了一整套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本加厉地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广大革命师生，特别是对工农子弟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招生录取的“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弟拒之门外，不管你的政治思想条件和其它条件如何，只要考试差半分，也不录取。在学校中，他们从讲课到实验，从辅导到考试，对工农子弟、工农调干生层层把“关”，处处刁难，在“保证质量”的幌子下，千方百计把工农同学踢出校门。有一位工农同学因病补考，明明及格，而那些资产阶级的“教师爷”，却以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为理由，给打了五十九点五分，迫使这位同学留级。这位同学愤慨地说：“这一‘点’就点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同学的仇恨。”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年学生。他们通过讲台、课本、讲义、发表文章、个别辅导等种种途径，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修身治学之道。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标准，大力培养所谓“尖子”、“标兵”，树立“样板”，公开号召：“杨振宁推翻一个定律得到诺贝尔奖金”，“你们要踩着牛顿的肩膀往上爬”，“为工程师而奋斗”，等等。他们还用高助学金、优秀生制度等为诱饵，“鼓励”学生争名夺利，埋头读书，只专不红，妄图使广大革命师生逐步和平演变，成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的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旧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枷锁，严重摧残广大知识青年的身体。他们以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为借口，把许多古的、洋的、反动的、烦琐的、落后的、脱离实际的东西，东拼西凑通通塞进课程，加上繁重的课外作业，使学生整年整月埋在故纸堆里，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甚至故弄玄虚，不懂装懂，无耻地吹嘘说：“越是听不懂，越说明水平高。”他们还采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考试，出偏题，出怪题，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弄得学生精神紧张。更为恶劣的是，有的学生病了，他们还硬用担架把学生抬进考场，甚至以不宜继续学习为理由，将得病的学生踢出校门。
严酷的事实证明，当时在我们的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场极为深刻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教育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学校就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红色熔炉。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夺去，教育就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学校就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黑色染缸。
广大革命群众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是极为愤怒的，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造了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反，把资产阶级篡夺了的教育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仅在组织上夺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彻底批判，大破特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则，无产阶级已经夺回的权是不巩固的，还有重新丧失的危险。
当前形势大好，必须乘胜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教育战线的一切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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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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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在我校的专政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
建国十七年来，教育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和支持下，极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归结到一点，这就是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旧北京师范大学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之一。
中国赫鲁晓夫早在解放初就宣扬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主张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陆定一也诬蔑党不会领导教育，鼓吹在大学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国共合作”，实行“三三制”。按照这些“指示”，师大实行了一整套“专家治校”的领导体制。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成了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垄断了学校行政、教学和科研的大权。在校务委员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绝大部分。各系系务委员会也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被任命为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学校从教学、科学研究到招生、毕业分配等工作，甚至连政治思想工作计划，都要由他们讨论决定。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以合法的形式掌握了教育领导权，形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的“教授治校”的局面。
中国赫鲁晓夫多次鼓吹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陆定一更叫嚷：“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能利用还要利用，戴起帽子来利用。”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牛鬼蛇神纷纷登上师大的讲坛。臭名昭著的老右派董渭川，在一九五七年就疯狂地叫嚣要“由教授、副教授组成学术委员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集中教权、人权、财权”。象这样的反动家伙，居然再度登上了讲台。他利用讲课机会猖狂地向党进攻，歇斯底里地叫喊“士可杀不可辱”。“章罗联盟”的狗头军师黄药眠，也被摘了右派的帽子，趾高气扬地登上了讲台。他以讲《阿房宫赋》为名，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校外的吴晗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纷纷被请到师大来放毒。社会主义的讲坛，成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把编写教材、科学研究等大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曾经在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上，亲自为我校两个资产阶级教授鼓气。他说：“你们编出书，要是有人批判，我负政治责任，你们负学术责任。”会议结束后，他竟然让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让两个右派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其他一些教材的编写权，也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科学研究的大权也被他们所掌握。学校明文规定：“我校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授、副教授、讲师”，“设立学术委员会，由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若干人组成”。一九六二年，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举办什么“科学论文专著展览会”，大量展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教授解放前后的各种专著论文，引诱青年向他们学习。《师大学报》大量地发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章，甚至登出了一九五七年参加臭名昭著的六教授会议的大右派陶大镛的毒草。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所采用的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编写教材、搞科研的形式，完全被否定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惟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继无人，于是大抓“师资培养”。他们叫喊“要到棺材里去抢救遗产”，搞所谓“对号入座”，给许多资产阶级教授配备了青年教师作助手，要青年教师、研究生拜倒在资产阶级教授（有的还是右派分子）脚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培养“接班人”的权力后，更为嚣张。有的资产阶级教授就“教导”他的徒弟说：“青年人向老教师学习要迷，要亦步亦趋”，“有了批判的念头，就学不到东西了”。
师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紧紧勾结在一起，篡夺了学校的党、政大权。他们疯狂地反对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残酷地打击、排挤和迫害工农同学，极力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年多来，广大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得落花流水。师大的领导权也终于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了。我们一定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复课闹革命，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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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论可以休矣！
北京大学文革《教学批判》编辑组
旧北京大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典型。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窃踞了校、系各级领导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实行资产阶级右派“教授治校”的主张，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制造了种种谬论。
一曰：“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赫鲁晓夫在一次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露骨地说：“各种不同形式的出卖劳动力，都是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在座诸位大多数在内。”当革命群众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时，中国赫鲁晓夫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气说：“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呢？是为别人服务的。地主资本家没有了，你们难道不是就是为工农服务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更露骨地说：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过去的事或者将要过去的事了”。他还恶狠狠地训斥广大革命干部说：“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这是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
毛主席在十年前就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主席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翼的极端反动性，他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把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鼓吹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反动实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二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资产阶级的“学术”吹得神乎其神，同时又极力丑化无产阶级。中国赫鲁晓夫公然提出：
“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承认后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比前者高。”陆定一则说得更肉麻了：“离开资产阶级还有谁来教我们？”对于冯友兰这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陆定一竟无耻地吹捧说：“我看了冯友兰的书，他的确比我们高明些。”他还公然主张“在学校里，马列主义要搞，孔夫子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要搞”。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那种对学术不作阶级分析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三曰：“技术，党不能领导。”
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常用的“法宝”，早已为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而中国赫鲁晓夫却以一种曲折隐晦的语言，重新祭起了这一“法宝”。正当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的时候，他跳了出来说：“目前在高等学校中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什么人可以当校长？什么人可以当校务委员？陆定一作了解释：“技术，党不能领导。”“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一九六一年，陆定一公然把反共老手翦伯赞等找去说：“一切组织都由党员来领导，我不同意，今天就请你们来当校长。”他还明确说：“系主任、校长是有权的。”陆平紧接着把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入了校务委员会。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更加严重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统帅一切。很清楚，陆定一提出的“技术，党不能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率领着我们千百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摧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学校的统治。我们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