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学习鲁迅，做“斗私，批修”的闯将
闻赞先
今天，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逝世三十一周年。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发出了“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纪念鲁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鲁迅就是这样的光辉榜样。他对旧世界的斗争是那样的坚决，揭露是那样的深刻，批判是那样的彻底。与此同时，在斗争中他又无情地解剖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鞭策自己。正是坚持和发扬了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鲁迅在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中，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鲁迅一贯不屈不挠地与各种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他不仅以“横眉冷对”的英勇姿态，韧性战斗的顽强意志，同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搏斗；同时，他又用他那支泼辣、犀利的笔，同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无情的斗争。鲁迅对那些混入革命队伍、从背后放射暗箭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深恶痛绝的。他反复地告诫人们：“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他认清了这些暗藏的敌人的危险性，就同他们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揭露了周扬一伙当面装人，背后捣鬼的丑恶嘴脸，刻画了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反革命凶相，揪住了他们造谣恫吓，大搞宗派，设圈套，放暗箭的罪恶黑手。鲁迅在同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保卫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三十多年过去了，鲁迅所作的这些斗争，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最狡猾、最阴险、最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集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之权术的大成，形成了一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和方法。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就是要学习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明察秋毫的革命洞察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胆识，以便同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既要懂得他们掌权得势时进攻的反革命策略，掌握他们处于不利情况下以守为攻的活动规律，也要能防备各种野心家阴谋家钻进无产阶级领导机构内部来，阴一套、阳一套，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使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
鲁迅是向旧世界冲锋陷阵的勇士，又是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的模范。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觉革命精神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在这场深刻的革命中，我们一定要以鲁迅为榜样，狠触自己的灵魂，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决不要做鲁迅所嘲笑的那种人，他们“脑子里存在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
鲁迅这里说的“旧的残滓”，就是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它是以“私”字为核心的。这个“私”字的影响，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中国赫鲁晓夫给这个“私”字披上了许多迷人的外衣，什么“公私溶合论”啦，“吃小亏占大便宜”啦，“在为党工作中发展自己”啦，所有这些，统统是谬论，是毒害人的精神鸦片，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扫荡。
鲁迅从自己阵营的离合变化中深深感到：必须不断改造自己，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即使原先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也可能变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可怜虫。他诚恳地告诫革命队伍中的人，要谨防“左翼”变为右翼，例如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艺，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目前，从文化大革命中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地位已经起了变化，不少同志成了负责人，鲁迅的这段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鲁迅对旧世界的批判是那样的有力，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是那样的彻底，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斗争中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他无限虔诚地追求真理，把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比为“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并且期待着“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自己。他对企图使他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庄严宣告：“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目前全国已掀起了“斗私，批修”的新高潮。我们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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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
——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
许广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为了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计划，曾经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建国十几年来，他们通过自己的爪牙，在文化战线上对鲁迅一再实行围攻，对鲁迅的作品残酷地实行砍削，对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恶毒地进行篡改；而对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周作人，他们却百般殷勤，视为“国宝”，加意包庇，放手利用，让他在文化阵地上大肆放毒，危害人民。两相对照，完全暴露了他们反革命阴谋的罪恶勾当。
毛主席在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却想方设法为汉奸周作人翻案。他们把这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乔装打扮一番，让其重新出笼，继续危害人民革命事业。记得刚刚解放，他们就把周作人从南京监狱中保释出来，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如获至宝，立即指使他的一些得力干将，以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身份，亲自到八道湾登门拜访，抬高周作人的身价，借以造成社会舆论，并且告诉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再找周作人的麻烦”。就这样，使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和专政机构对他的监督。
他们包庇周作人的计划实现以后，更加胆大包天，进一步着手对周作人的利用。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指示他的娄罗说：“可以出周作人的书”，“他的杂文将来也可以给他出集子”。他们把周作人吹成是一个“中国难得的人才”，说什么他能翻译很多外国作品，而且“文字流畅，语言朴实，可以作为外国文学的教材使用”。其实，他们正需要利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品来毒害人民，所以远至上古希腊、近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作品，凡有所译，无不收录。据揭发，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单位，就为这个大汉奸出书十一种，已经译完而没有来得及出版的尚有六种。就这样，胡××、周扬之流，一方面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以几万元的国家财产，来养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另一方面，又让这个汉奸用他肮脏的灵魂，来毒害我们广大的人民和青年学生。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为了反革命的需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放肆地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了，鼓吹今后需要有一种“不再带阶级烙印”的，“使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全民文艺”，并且利用周作人这个汉奸，打着回忆鲁迅的旗号，来歪曲鲁迅的革命精神。一九五六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由于旧中宣部的大开绿灯，周作人在许多报刊和出版物中大肆放毒。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帮助读者认识鲁迅、学习鲁迅》的小册子中，周作人就秉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意旨，使出了很多卑劣的伎俩，借以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麻醉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而周作人则是一个每遇风吹草动，就在大门口悬挂太阳旗、改“周宅”为“羽太寓”的洋奴。由于鲁迅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坚决斗争，所以遭到敌人的嫉恨，先为周作人所不容，被迫从八道湾搬走，后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所通缉，因而远赴厦门，而广州，而上海，转战于敌人的空隙之处，最后居住在南方。而周作人在这本书里，故意篡改历史，别有用心地附录其他人的文章，替自己粉饰一番。文章说：“我家和伯父在北京同居的时候，我年纪很小，等到懂事了，伯父又搬走了，之后他又住上海……”。周作人利用这篇文章，掩饰鲁迅遭受迫害的情况，反而大肆渲染“在同住的时候，我们是很快乐很热闹的大家庭”，极力抹煞革命者和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界限，散布反革命的“合二而一”毒素。在《鲁迅与“闰土”》这篇文章的结尾，周作人竟恬不知耻地扬言：“我希望在不远的期间能够往绍兴去走一趟，不但看看故乡在解放后的变化，还可以看看这位‘闰土’的孙子。……因为追怀往事，或者还能记起些遗忘的事情来，给我作回忆文的资料，这也还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吧”。这一段极其恶毒。它使一些阅历不深的青年看来，似乎周作人的多年不能返回故乡，并不是由于他彻底背叛人民，出卖祖国，认贼作父，以身事敌，无面再见江东；而是由于公务丛集，日夜繁忙。周作人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到晚年才想退休还乡的革命者，好象他对人民没有犯下滔天罪行，倒有很大功劳，对祖国没有背叛，倒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似的。真是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二字。一个汉奸，他到底有什么资格来这样玷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坛，而且竟敢说他制作毒品“不至于是完全自私的愿望”，真是岂有此理！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行“全民文艺”的阴谋活动，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记得一九五六年十月，正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他们便借纪念鲁迅的名义，在这方面大作文章。开会以前，周扬之流秉承其主子的意旨，拟定题目，指定干将，研究“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的世界观的形成”，研究鲁迅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会议期间，他们不但把一些前清遗老、国民党军阀、三十年代的祖师爷、资产阶级政客、叛徒、特务、右派、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塞入大会主席团之内，而且还指定专人，特地陪同大汉奸周作人去出席这个大会。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头目陆定一，在台上直言不讳地叫嚷：“我们希望全国一切老的和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在台湾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内，在爱国的口号下团结起来”。请看，他们到底要爱什么样的国家？把大汉奸都拉来让其“爱国”，这不是对他们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吗？
当时，周作人简直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块“宝贝”。在许多文章中，他俨然以研究鲁迅“权威”的面目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竟公然说关于鲁迅的资料，“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并且以此要挟群众，说什么他掌握的这些资料，“有如钞票一样，用掉一张，便少一张”。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让周作人能够放肆放毒，与周作人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并且指示报刊杂志派人向周作人组稿，一时八道湾门庭若市，约稿者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眼看中国文化革命运动的历史，快要被他们弄得模糊不堪了，鲁迅的战斗精神，被他们损害得很厉害了。一九五九年，我激于义愤，在自己的《鲁迅回忆录中》独辟一章，专门写了《所谓兄弟》，揭露事实真相，使一些年青的读者能够得到一个历史的梗概。但是，由于周扬之流的包庇，大汉奸周作人却并没有受到稍许的触动。
本来，由于旧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胡××的指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以预支稿费的名义，每月给周作人生活费二百元，但是这个大汉奸还嫌给的太少，说每月应给他四百元才行。周扬听到这话以后，马上批准如数照发，把他象猪猡一样的供养起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广大革命人民和干部，克服由于天灾和苏修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周作人这个大汉奸却得到格外的照顾。有些机关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他奉献食品，去探望他的“疾病”。周扬本人更是对他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外出期间，特意将一叠盖有周扬私章的空白信笺交给周作人，让其随意填写，愿到那里，就到那里，令其为所欲为，满足其各种反动要求。回想起来，周扬之流对周作人如此垂青，而对鲁迅却那样怀恨，又是砍杀著作，又是曲加注解，又是造谣中伤，又是围攻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周作人这个汉奸，因为得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包庇和支持，所以每当国内外阶级斗争趋于紧张的时候，他就显得非常活跃。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这样，一九六二年前后也是这样。在我们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周作人放出笼来，联合一切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当时，被他们安插在鲁迅博物馆当权的叛徒，曾经用一千八百元的高价，收购了周作人的反动日记，作为“文物”保存。许多报刊也纷纷向周作人组稿，让他用“仲密”的化名，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发出反党的召唤。而且，周作人还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为香港的反动报刊自由写稿。当时，有一个拜倒在国民党门下的无耻文人，就在香港大放厥词，攻击我们革命作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鲁迅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精神，胡说什么大陆上“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他特别卖劲地替周作人吹嘘，说鲁迅史料中的“一部分缺恨，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填补起来了”，他“尤其期望”着由周作人再写出一本《鲁迅传》来。这批牛鬼蛇神，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闹得乌烟瘴气，令人十分忿恨。他们简直把这个大汉奸快要捧上天了。记得鲁迅说过：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先前的叭儿狗，他会挂出新的招牌来掩饰实情，欺骗世界，“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为了维护革命利益，为了揭露事实真相，我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又一次点名揭发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借口母亲等人生活困难，指使别人将鲁迅藏书编目出售，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的影响，压制人民革命精神。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这个大汉奸便火气十足地向旧《北京晚报》提出抗议，说我的揭发是“一番胡来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革命人民根据事实揭发汉奸的罪行，被他说成是“胡来的诬蔑”，那末，他在报刊上放出的毒草，不是正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的“香花”吗？那时，我还不十分理解，他这个民族的败类和国家的蟊贼，为什么竟敢这样气壮腰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他是有靠山的。据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的心腹周扬就亲口封过：“周作人从来不曾反对过共产主义”。周作人听到这样美化他的言论以后，立即写信对周扬表示感恩戴德，说：“闻之甚为幸慰”。他有这样一座靠山，怎么能不那样有恃无恐，猖狂反扑呢？
鲁迅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了。尽管阶级敌人对他不断的围攻，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鼓舞着人民群众英勇战斗。鲁迅在他逝世前所写的“遗嘱”的最后一条中，曾经这样告诫我们：“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中国赫鲁晓夫出于他的反革命需要，却偏偏主张“宽容”，反对报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合作。早在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战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就站在周扬一边，贩卖这种黑货，胡说什么“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甚至公开叫嚷，不要“怕领导权被人抢去，怕受人家利用，怕汉奸来破坏……”等等，等等。三十年的时间虽然过去了，但是中国赫鲁晓夫的爪牙们并没有忘记主子的黑指示，还在更加卖劲地实践他的政治纲领，还在替他“招致”汉奸来从事破坏活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险毒辣之处，正在于他们搅乱阶级阵线，篡改历史，颠倒敌我，混淆黑白。解放以后，大汉奸周作人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包庇和利用的事实，使我们得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教训：划清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界限，“扫除一切害人虫”，提高我们的革命警觉性，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为了我们的人民永远幸福，我们一定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文学战线》一九六七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