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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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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郎探母》和中国赫鲁晓夫的叛徒哲学
劈资 洪晓桂
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宣扬叛徒哲学的大毒草。它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歌颂了一个投敌变节的叛徒——杨四郎。
就是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当他被辽兵俘虏后，为了活命，乖乖地跪倒在敌人的脚下。京剧《四郎探母》却挖空心思抬出一个“伪降”说，让他大言不惭地表白：“吾既被擒，死亦无益于国，不如应允，留在他国，或知此中动静，徐图报仇，岂不是机会乎？”竭力为他的变节行为开脱。
就是这个毫无民族气节的无耻之徒，当他投敌之后，对民族的敌人感恩戴德，恬不知耻地为他们大唱赞美诗，并发誓“到来生变犬马结草衔环”，以示忠心。京剧却想方设法为他的叛卖行为掩饰，什么他“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呀，什么他“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呀。一句话，他的投降是“环境所迫”，他对祖国是忠贞不二的。
京剧《四郎探母》对这个叛徒的吹捧实在令人作呕！
然而，就是这样一出叛徒戏，却得到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啧啧赞赏，喝彩叫好。
中国赫鲁晓夫是《四郎探母》的护法神和吹鼓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隆隆地响着，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赫鲁晓夫赶忙跑到天津，一方面鼓吹“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同时为《四郎探母》发放通行证，说什么“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四郎探母》可以演”。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刚刚“收场”，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刚刚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在这时候，中国赫鲁晓夫又闻风而动，把杨四郎这具僵尸又一次抬了出来，说什么“《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个新中国吗？”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龟缩在台湾的蒋匪帮也蠢蠢欲动的时候，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再一次跳出来为《四郎探母》保驾，并且胡说什么看了《四郎探母》不会“跑到台湾去投降”。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这出叛徒戏，到处奔走呼号，想方设法把杨四郎这具僵尸抬出来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叛徒爱叛徒。原来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许多同伙都是叛徒，都是二十世纪的“杨四郎”。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六年，策动一些人叛党投敌。中国赫鲁晓夫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同病相怜，物伤其类，
《四郎探母》唱出了这伙叛徒的心声，抒发了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反动感情，成了他们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政治号筒。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使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叛徒集团和几百年前的叛徒杨四郎心心相印，一拍即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赫鲁晓夫所以一再宣扬这出叛徒戏，一再把杨四郎当做旗帜来挥舞，其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历史的亡灵给他的叛徒集团撑腰，为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杨四郎”打气，鼓励他们“心安理得”地从事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罪恶勾当；就是要利用这具僵尸为他叛党篡党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实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出卖，大背叛，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四郎探母》是糖衣裹着的炮弹，是用迷人的商标装潢起来的烈性毒药。它在“人情味”、“儿女情长”等等“人性论”的幌子下，宣扬投降主义、叛徒理论和活命哲学，这就更增加了它的毒害性和欺骗性。
你看，这个认贼为亲的叛徒杨四郎多么富有“人情味”：他“思老母不由人肝肠痛断”；他“舍不得六贤弟将英才”，“舍不得二贤妹未出闺门外”，“舍不得结发夫妻两分开”。而杨门一家对这样一个民族败类，不仅没有丝毫的谴责，反而一往情深，抚爱备至，甚至为这个软体动物能保留一条狗命，而对民族的死敌感激涕零：“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的媳妇不能来”。
在这里，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爱国者和汉奸叛徒的尖锐矛盾和生死搏斗，都被“骨肉之情”、“伦理之爱”所掩盖、所消溶了。特别恶毒的是它给杨四郎这个叛徒汉奸的极端丑恶的嘴脸和极端卑污的灵魂，蒙上了一层“情丝缠绵”的面纱，企图通过这样的“艺术”描写，贯注一种叛徒“可怜”、“可敬”、“可爱”的反动政治内容。
“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这样卖力地鼓吹《四郎探母》，是因为这棵大毒草宣扬汉奸理论的遮羞布“人性论”，特别适合于他这个篡党野心家鼓吹叛徒哲学的政治需要。
中国赫鲁晓夫用反动的“人性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论，大肆宣扬超阶级的“人格”、“良心”之类的谬论。他说：“资本家和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区别。”他还说：历史上有很多阶级，所以由进步、革命变为反动，就是因为它“开始没有良心了”，“良心蒙上一层东西，使它看不见真理”，“它就不能不撒谎，不能不违背良心。”按照这种谬论，叛徒和革命者都具有平等的“人格”，叛徒也是有“良心”的。叛徒所以当了叛徒，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使“纯洁”的“良心”蒙上了一层灰尘。而一旦按照中国赫鲁晓夫《修养》的办法，在敌人的“反省院”里“反省”一番，或者象杨四郎那样坐在宫院里“自思自叹”一阵，就可以揩去灰尘，纯化灵魂，恢复固有的“人格”，使“良心”重新发现。于是乎，叛徒就可以变成革命者，狗熊就可以变成英雄，卑污丑恶的灵魂就可以变得纯洁而崇高。这纯粹是欺人之谈！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同样，在阶级社会里也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格”和“良心”。中国赫鲁晓夫关于“人格”、“良心”之类骗人的说教，就是要把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共同人性”，就是要给叛徒的肮脏的灵魂，配置一副美丽的躯壳。
叛徒就是叛徒。无论是死去的杨四郎之类，还是活着的“杨四郎”——中国赫鲁晓夫之流，统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为了保住一条狗命，不惜出卖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甘心跪拜在敌人的脚下，甘心为敌人充当帮凶和内奸，干尽坏事，罪不容诛。这是一群可憎可鄙的无耻之徒，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人格”！他们长着一副祸国殃民的黑心肠，哪里还会有什么“良心”发现！
中国赫鲁晓夫还制造了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做人’要妥善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要有具体的立场：‘老婆立场’、‘丈夫立场’、‘母亲立场’、‘儿子立场’”等等。真是荒唐透顶。我们说的立场只能是阶级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二者必居其一。中国赫鲁晓夫却根本否定人的阶级性，按照他的这种谬论，站在“母亲立场”，就应当爱儿子，即使他是叛徒，也要象佘太君那样“一见娇儿泪满腮，点点珠泪洒下来”；站在“老婆立场”，就应当爱丈夫，即使他是汉奸，也要象杨四郎的老婆那样，“手拉儿夫不放开，你若走来将我带”。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老婆立场”、“丈夫立场”、“母亲立场”、“儿子立场”，就是妄图以“骨肉之情”，“伦理之爱”掩盖人的阶级性，要革命人民不分阶级界限，去爱敌人，去爱叛徒这类社会的渣滓，为他们这一小撮人民的死敌、无产阶级的叛徒，制造反革命的舆论，以便“顺利地”实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所以癖爱《四郎探母》这样的叛徒戏，欣赏杨四郎之类的无耻之徒，决不是偶然的，是出于他反动的阶级本能和反革命的需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不为“人性”的幌子所迷惑，决不为“人类之爱”的说教所欺骗。不管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狐群狗党以凶神恶煞的本来面目出现也好，蒙上一层“人类之爱”的面纱也好，装出一副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也好，我们都决不讲“人情”，决不讲“博爱”，决不能手软。我们一定要把头号大叛徒中国赫鲁晓夫连同他的叛徒哲学一起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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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双簧丑剧
扬鲁江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历史剧可以演，有人喜欢。”所谓的“有人”指的是谁？说话者没有正面回答，也不敢正面回答。然而，结论是很清楚的。是谁吹捧宣扬叛徒哲学的《四郎探母》？是谁迷恋荒淫色情的《游龙戏凤》？的确，历史剧（更确切地说，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剧）是“有人喜欢”的，这“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这个“大人物”及其同伙，以及在他们庇护下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
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看。”此段妙语的点睛之笔，在于一个“但”字。戏剧改革乃大势所趋，“我”“举双手”是不得已，“不爱看”是真心话。结论很干脆，仇恨之心昭然若揭。
这两个“大人物”，一搭一档，一唱一和。一个谈的是历史剧，一个谈的是现代戏；一个结论是“喜欢”，一个结论是“不爱看”。两个话题，一个目的：反对京剧革命。两种态度，一个立场：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
但是，历史是不以这些“大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舞台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了。你们所“喜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你们所“不爱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大踏步地登上了艺术舞台。
两个“大人物”的这出双簧丑剧，尽管演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但是，用他们的话来说，大家都“不爱看”了。岂但“不爱看”，而且还要把他们及其同伙连同他们所“喜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起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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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写真实”的背后
文红兵
“写真实”论，是资产阶级文艺最陈腐的货色。中国赫鲁晓夫却象列宁所嘲笑过的马赫主义者那样，戴上“写真实”这顶资产阶级用破了的旧帽子，招摇过市，而喜不自胜。
他叫嚷：作品要“客观、真实”，“只要把这种生活如实地记载下来”，“不要添油加醋，不要带有色眼镜”，不要“只强调立场”。好一副别个无不“虚伪”，唯独自己得了“写真实”之道的脸孔！
什么“不要添油加醋”？任何文艺作品，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倾向性，都渗透着作者的爱和憎。哪里有什么纯客观的作品呢？中国赫鲁晓夫明明是要替资产阶级说话，却偏要忸忸怩怩地谈什么“真实”。他所说的“真实”，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
什么“不要带有色眼镜”？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反映世界，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观察、反映世界，难道世界上有什么超阶级的人吗？中国赫鲁晓夫明明是和资产阶级同坐一条板凳，却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不要“强调立场”。他所说的“客观”，就是对现实的歪曲。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毛泽东思想，才能抓住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反映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真实。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害怕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歪曲和掩盖客观真实。他所标榜的“写真实”，不过是骗人的幌子罢了！
我们要问中国赫鲁晓夫：
你一再煽动文艺工作者去“彻底”“揭露”三面红旗的“阴暗面”，把地、富、反、坏、右“不敢说的，不能说的”统统反映出来，难道这是“客观、真实”吗？
你一再煽动文艺工作者不能“只说工人好，说资本家不好”，叫嚣要给资产阶级“地位”，要美化资产阶级，宣扬“剥削有功”，难道这也是“客观、真实”吗？
你一再鼓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攻击我们的报刊“只登骂美国的，说我们好的”，“就会造成假象”，要我们狂热吹捧美帝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难道这也是“客观、真实”吗？
原来，中国赫鲁晓夫的“写真实”，就是要革命文艺工作者放弃无产阶级立场，背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去认识世界、反映生活，歌颂资本主义制度的“光明”，“暴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黑暗”，赞美资产阶级的“进步”，污蔑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落后”，把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完全颠倒过来！
原来，中国赫鲁晓夫的“写真实”，就是要革命文艺工作者背叛无产阶级，象右派分子那样，暴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黑暗”，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早春天气”，写《海瑞罢官》那样的反党毒草，煽动一切牛鬼蛇神起来翻天，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写真实”的背后所包藏的祸心！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只相信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写真实”。社会主义如一轮红日冉冉上升，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才是我们时代的客观真实，这才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大写特写的客观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