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
许广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迅猛异常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一切妖魔鬼怪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文艺界,周扬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终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周扬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大肆宣扬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路线,是周扬一伙人阴谋活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周扬等人为了宣扬他们的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竖起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的黑旗,就不能不通过攻击和诬蔑鲁迅,来歪曲历史,颠倒历史,捏造历史。
这是因为,他们本来是三十年代的反面人物。反面人物硬要装成正面人物,而且装成是“一贯正确”的正面人物,不从根本上来歪曲、颠倒和捏造历史,怎么混得下去呢?
他们宣扬自己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如何“革命”,如何“正确”,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整个三十年代,周扬们实行的是一条机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在前期是“左”倾机会主义,在后期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作为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旗手的鲁迅,曾经对周扬们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早在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鲁迅就发出这样的警告:“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①一九三二年,鲁迅在致周扬的一封公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直接对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九三四年,鲁迅在一封通信中指出,“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②
周扬们没有接受鲁迅的批评,反而对鲁迅发动了恶毒的围攻。一九三六年,他们根据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所谓“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革命口号。鲁迅看到周扬们竟然站到阶级敌人一边向他发射毒箭,就宣告同他们彻底决裂,拒绝加入他们的“文艺家协会”。
我记得很清楚,周扬们在鲁迅生前的卑劣可耻的阴谋活动,鲁迅是亲身领略过的。这个时期,鲁迅抱病写了许多光辉的杂文和书信,向周扬们的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鲁迅指出:
他们利用“国防文学”和“文艺家协会”等等名义,“锻炼人罪,戏弄威权”,“大布围剿阵”,“乘我危难,大肆攻击”。
他们“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③。
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横暴恣肆,达于极点”④。
鲁迅着重指出,凡此种种,根子是在周扬们的“指导”,“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⑤
对于周扬们的这些险恶行径,鲁迅是深恶痛绝的。他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⑥
周扬们混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的这些阴谋活动,在三十年代,给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起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不能起的作用。
周扬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引起了鲁迅的极大愤慨。他曾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⑦。
这就是鲁迅对于周扬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立场和态度。
对于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作出了历史的总结。毛主席明确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最沉重的打击。

周扬们知道,他们这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对于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是很不利的,因而总是想篡改,想翻案。他们等了二十一年,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找到了机会。
周扬等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利用他们在文艺界窃踞的领导地位,掩盖了自己的右派政治面目,打着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幌子,玩弄了一个颠倒历史的大阴谋。
一九五七年六月至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右派分子。我当时曾被通知参加了这些会议。现在,我要把周扬一伙在会上的阴谋活动揭露出来,公之于众。
在八月十四日的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以批判冯雪峰为名,首先提出了三十年代的文艺斗争历史和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打响了攻击鲁迅的第一枪。
现在了解到,这次攻击鲁迅的会议是周扬亲自策划的。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先找了冯雪峰谈话。周扬在谈话中就提出了三十年代文艺斗争的历史问题,这是周扬为自己翻案的开始。
主帅的号令一下,夏衍、陈荒煤、周立波等一伙立即群起响应,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掀起了攻击鲁迅的一股黑风。他们攻击的中心,是鲁迅提出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革命的论文。因为正是鲁迅的这个口号和这篇论文,高举起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旗帜,打中了周扬们的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要害,使他们对鲁迅恨之入骨。
有人说,夏衍八月十四日的发言是一个“爆炸事件”。一点不错。这是周扬一伙密谋策划的一个反动的
“爆炸事件”。他们想炸掉鲁迅这面革命的、战斗的旗帜,为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开辟道路。夏衍在发言中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对鲁迅进行“控诉”。说什么一九三六年冯雪峰从瓦窑堡到上海后,“先找了鲁迅先生”,“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
又是造谣,又是攻击,好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是鲁迅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提出的。把这个口号说成是冯雪峰“授意胡风提出”的,这纯粹是恶意的造谣,是为了打倒鲁迅而采用的阴险的障眼法。我要问一问周扬们:你们有什么权利不准鲁迅提出这个口号,有什么权利一定要鲁迅
“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自己在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时候,听过鲁迅的意见吗?你们自己不革命,还要摆出一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的架势,不准别人革命吗?
夏衍指桑骂槐地辱骂鲁迅“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你们是什么“左翼”?你们实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那一套,早已成为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的,正是你们。真正高举左翼文化运动大旗的伟大旗手,正是被你们攻击的鲁迅。
夏衍还造了一个谣言,说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用鲁迅的名义写的,接着攻击这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
这真是欺人太甚了!我忍不住,当时在会上就说,你们“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压到鲁迅头上”!我还说明:“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在原稿上有鲁迅的亲笔,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登报声明说‘这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可是,在后来印发的会议发言集中,周扬们为了欺骗党、欺骗群众,把他们造谣攻击鲁迅的发言都收了进去,而我在八月十四日作的辟谣的发言却不给收进去!
今天我要在这里再辟一次谣。
鲁迅当时虽然是在大病之后,但对于同周扬们的这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发表,是十分认真的。不但整篇文章的思想是属于他的,文字又经他仔细修改,而且有整整四页揭露投降主义者周扬等人嘴脸的文章,是他亲自执笔,扶病写成的。他平常写一万多字的文章(如《准风月谈》后记等),都是深夜执笔一气呵成的,这次却因为大病之后,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才搞完。随后由我抄录寄出,交《作家》月刊发表。和平常一样,在文章正式付印以前,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清样,并且作了改正。后来鲁迅还向别人兴奋地谈起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鲁迅说:“他(注:指徐懋庸)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所以我偏要答复他,每天写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写了四天。”⑧
夏衍攻击这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特别指明“四条汉子”一节,因为这一节打痛了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这四个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这一节,正是鲁迅亲眼所见,亲笔所写的!
夏衍在发言中,还直接诬蔑鲁迅对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有“思想抵触”。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目的是掩盖他们自己的投降主义。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六年夏季,鲁迅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倾心悦服,完全接受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他感到,中国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的口号,同周扬们的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对立。鲁迅所坚持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路线。真正违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正是周扬、夏衍等人为代表的阶级投降路线。
夏衍发言以后,一连几次会议,周扬的一伙相继发言,一致恶毒地攻击鲁迅,同时极力吹捧周扬为首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在他们的发言中,周扬就是“党”。谁反对周扬,谁就是反党!谁“和周扬同志领导的文艺路线相违背”,谁就是“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可以不听,可以反对,王明和周扬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他们却奉若圣旨,敬若神明。
在一次会议上,他们说:据说,周扬同志、荃麟同志、默涵同志等是一条线,确是一条线。但是这是通过周扬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
不打自招。他们确是一条线,但不是“红线”,不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是黑线,是王明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
这个会一直开到九月十六日,周扬在会议结束时,对这个颠倒历史的大阴谋,作了总结。周扬说:“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宗派打击,造成了当时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是严重破坏党的原则和损害革命利益的行为。”
周扬在这里表面上是骂右派分子冯雪峰,实际上是骂鲁迅。他们好像戏台上化妆上演的红脸杀白脸一样,在台上热闹打杀一阵之后,退到后台,都成了一家人,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
这一点在会后就更加看得清楚了。
会议一结束,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伙同刚刚受过他们“批判”的右派分子冯雪峰,一起阴谋制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这条颠倒历史的注释是由周扬一伙委托右派分子冯雪峰起草的,而且公然把冯雪峰的名字打印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发出的信上:
送上鲁迅著作《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三本注释稿,请您予以审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稿,则是由冯雪峰同志在此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后所写的。在您审阅之后请把意见提出,以便遵照修改。
真相大白!周扬和冯雪峰,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周扬骂冯雪峰,目的是打鲁迅。所以骂声未绝,马上就携起手来从事反对鲁迅的共同事业了。
冯雪峰起草,经过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三人精心修改定稿的颠倒历史的注释,最后还要送给冯雪峰看。在邵荃麟给王士菁的一封信里写道:
鲁迅全集中关于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已和周扬、默涵同志共同修改了。稿子在默涵同志处,你取回后可抄份给雪峰一阅。
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之流和冯雪峰之流究竟是什么关系,不是很清楚了吗?他们之间尽管有种种矛盾,但在反对鲁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周扬们为了掩盖颠倒历史的阴谋,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卷中所选辑的书信,竟将原来我所编的《鲁迅书简》中收进的有关批评“国防文学”口号和揭露周扬一伙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丑恶嘴脸的重要书信,全部抽掉。这是为他们伪造历史、诬蔑鲁迅、吹捧自己的罪行消灭证据。
现在知道,这件事,是周扬一伙的第二号人物林默涵出面干的。林默涵通过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任叔(即巴人)向王士菁传达:
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
这是私房话,当然见不得太阳。所以在表面上打起了一个所谓“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的骗人招牌。

周扬们攻击和诬蔑鲁迅的罪恶活动很多,这里再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周扬等人控制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在对《鲁迅传》创作人员的谈话中,竭力玩弄从政治上贬低鲁迅、抬高自己的阴谋。
周扬说什么“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投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还是着重写他作家的活动,革命活动作为他内在的、精神上的呼应。把他和革命活动的联系写得太直接了,第一违背历史,第二鲁迅就被动了,难了。”
究竟是谁“违背历史”呢?违背历史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周扬自己!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他都跟着时代前进,始终站在政治斗争的前列。周扬们想要抹煞,是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⑨
什么“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什么“他没有投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周扬们的诬蔑,难道不是直接反对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吗?鲁迅确实不是周扬这一号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确实没有投入他们的投降主义的“漩涡的中心”!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是站在革命最前列的冲锋陷阵的战士。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⑩
周扬们反对写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鲁迅,正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投降妥协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面孔。他们否认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地位,就是为了把他们自己抬起来,装扮成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他们是有资格教训鲁迅的。在鲁迅生前,他们企图教训鲁迅,受到了鲁迅的痛击;鲁迅死后,他们还要借拍摄《鲁迅传》的机会来诋毁鲁迅。周扬们的心是何等狠毒!
周扬们还竭力反对写鲁迅和党的关系,反对写毛主席对鲁迅的巨大影响。鲁迅和党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在北京时期,他就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有着亲密的交往;在广州时期,他曾秘密会见过当时党在广东方面的负责人。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热情拥护,心悦诚服的。
在听到毛主席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鲁迅说,这个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同时他又明确表示,对周扬们那一套投降路线坚决反对。
一九三六年夏,鲁迅忽然接到一封来信,信中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抗日政策,恶意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鲁迅从这封信里,已经清楚地看出那是托派的言论和主张。在七月七日的日记中,明白地写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彻底驳斥了托派的反革命谬论。信中以无限崇敬和热爱的革命感情,提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鲁迅说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伟大革命斗争的鼓舞下,坚决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作斗争,与混入革命阵营里的投降主义者作斗争。毛主席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对于鲁迅在斗争中表现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毛主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扬不许写鲁迅和党的关系,不许写毛主席对鲁迅的影响。胡说什么写了党,鲁迅“自己在摸索、奋斗就反而削弱了”!把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形象,歪曲成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个人摸索、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文人,这就是周扬们的罪恶企图!周扬甚至疯狂地叫嚷:“不要怕这样写了有人会提意见:党的影响不够呀,毛主席都没有提到呀,等等。”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政治面目。

周扬一伙伪造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打倒鲁迅,更重要的是为了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吹捧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林默涵给王任叔等人一封信。照录于下:
我明天要到外地去一个时期。有几件事奉告:
一、关于五四以来作家的文集或选集的出版,周扬同志意见,应该有一个通盘的计划,那些该出,那些不出或缓出,大家讨论一下。郁达夫文集可稍缓出,先出选集就行了。
二、我们已责成文学研究所负责选编一套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文艺理论丛书,这两套丛书,都交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工作如何进行,出版社与研究所如何协作,需要讨论一下。周扬同志准备召集有关同志就上述几事商谈一次,请你们催一下周扬同志,以免他忘记。
三、关于文学论争资料,还需要加紧催稿。
从这封信和此后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扬们在攻击和诬蔑鲁迅,歪曲和捏造历史之后,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中,究竟在干些什么勾当!
第一条,就是大量出版三十年代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祖师爷”们的作品。在周扬、林默涵的指挥下,什么田汉、夏衍、阳翰笙们的集子,什么“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充斥市场。而且通过《序言》、《后记》、《编者说明》等等,大肆吹捧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在今天也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吹捧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人是“杰出的作家”、“时代的预言者”、“彗星似地出现在当时文坛”、“和劳动人民共呼吸共命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周扬们如此狂热地吹捧“三十年代”,是企图用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对抗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第二条,就是大量出版西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用传播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来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在文艺评论和大学文科教学中,什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被当作了“最高权威”!周扬们蓄意要把青年一代塑造成他们自己的样子,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第三条,就是通过出版“文学论争资料”,妄图进一步颠倒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攻击鲁迅,推翻毛主席对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
这是多么恶毒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周扬们的头脑里,哪里还有一点点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影子?看起来,他们这时真是得意忘形了,以为可以“加紧”放手大干了。但是物极必反。他们正是由此而“加紧”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
据我所知,在这以后,他们还干了许多吹捧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例如:
一九六○年三月二日,《文学评论》和《文艺报》编辑部在周扬的指使下,联合召开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文艺报》发表了报道和文章。报道中竟然说:“左联从一九二九年秋天开始筹备到一九三○年三月成立,再到一九三六年初自动解散,又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始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展开活动的。”“它高高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将文化艺术的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下的左翼手中”。他们简直把王明和周扬的机会主义路线捧到天上去了!
周扬这个篡改历史的老手,早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即紧接苏共二十大之后)就扬言:“我们很多同志都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新文艺运动的开始,这是错误的。尤其错误的,有些人认为从老区来的才是代表正统的。事实上文艺座谈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又说:“旧民主主义时期没有出什么大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了很多大作家,《讲话》以后也没有出大作家。”
周扬这样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目的是把自己的一伙“大作家”、“大理论家”封为“正统”,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同一时期,周扬一伙还有计划地通过拍电影来宣扬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例如,一九五九年拍了《林家铺子》,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相继拍了《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宣扬“三十年代”的大毒草。这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扬一伙还通过改写文学史,编写电影史等等罪恶活动,全面地篡改三十年代的历史,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为推行他们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制造“根据”。这一方面,已经有其他同志的文章揭露了。
在三十年代,鲁迅和周扬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毛主席早就作了科学的总结。毛主席对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彻底的批判,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算起,已经二十八年了,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算起,也已经二十四年了。这些批判,周扬等人是亲自听了的。他们表面上佯作接受,实际上始终拒绝毛主席的批判,始终拒绝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始终拒绝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他们那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他们对毛主席的批判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进行疯狂的反扑。
周扬们利用自己窃踞的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一贯地进行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毛主席提出少唱“洋八股”,他们偏偏多唱。毛主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们偏偏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搞“全民文艺”。毛主席指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们偏偏攻击鲁迅是“宗派主义”。他们攻击鲁迅,是为了攻击毛泽东思想,发泄他们对毛主席的仇恨!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周扬等人,他们在党和人民面前,使尽了两面派的手法,明里是人,暗里是鬼,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周扬这一伙修正主义分子,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文艺界招降纳叛,拚命扩大队伍,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唱反调,猖狂地反对我们英明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现在,他们反党反人民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齐声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八二页。
②⑤⑥⑦ 《鲁迅书简》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七八○、九七五、七七五、九七五页。
③④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三一、四四○、四三九页。
⑧ 《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三辑,第一○五页。
⑨⑩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九一页。
?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三一页。
?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四页。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五页。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八七八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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