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改造思想当好兵 破旧立新演好兵
——解放军广州部队某连文化骨干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讲用会
从“兵”谈起
肩扛一支枪,身穿绿军装,
吹拉和弹唱,“兵”字放头桩。
副指导员罗仲卿:这首歌是咱们演唱组的集体创作,也是咱们演唱组的自我写照。过去同志们常说:我们唱的、演的、写的、画的都是兵,台下是兵,台上还是兵,认为方向和立场问题早就解决了,没有什么好“破”的了。最近,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通过查影响,找危害,大家都大吃一惊。我们不仅需要破,而且要立即破。不破,演兵就不像兵。为了演兵像兵,更好地为兵服务,现在就请大家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最高指示,谈谈自己的体会。
为什么会“跑调”?
战士、革委会委员傅清焕:我有一副好嗓子,特别喜爱唱歌。到部队后,我当上了连队革委会委员,同志们便叫我负责教歌。开始,我感到大家出操上课,集合点名,唱的老是《我是一个兵》,不够“丰富多采”,因此我出了个点子,教大家唱些所谓抒情歌曲。后来,连里叫我教唱《说打就打》,我觉得这首歌的曲调太简单,教唱时就加了些音符。指导员张仲明同志听到后,就问我:“那么复杂的电影歌曲,你都唱不跑调,怎么这个歌子却唱跑了调?”我说:“这样唱感情才丰富些,不会太硬。”指导员说:“原来是你的思想里跑了调,所以才把咱们革命战士的硬骨头精神唱跑了。”后来,在张指导员的帮助下,我明白了“唱好一首革命歌子,就等于上好一堂政治课”的道理。自己过去“丰富”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战斗激情,而是资产阶级的“腐蚀剂”,所以才唱跑了调,跑到资产阶级的调上去了。从此以后,我每教一首歌,都当成是交给战友们一个新的杀敌武器来对待,因此再也不跑调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的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彻底破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才能唱出满怀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歌。
定什么样的“弦”?
新战士、演唱组组员刘锡荣:过去在家读书时,我对二胡、三弦等乐器有特殊的爱好,觉得以琴抒情,用弦谈心,这是最富有诗意的。所以每当我拉起二胡,弹起三弦的时候,总爱把弦定得低低的,拉的是《雨打芭蕉》,弹的是《昭君出塞》,认为“悦耳动听”,“婉转优美”。可是,来到部队后,成天拉的弹的都是《说打就打》等曲子,觉得干燥无味。因此,平时除了伴奏之外,每当课余或开晚会时,我总要把那“优美动听”的《雨打芭蕉》之类的曲子拿来弹奏欣赏一番。很多同志们听了后,问:“小刘!你弹的啥家伙?低沉沉的,软绵绵的,怎么一点战斗的味也听不出来。”听到这种提问,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服气。
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明白过来了。我懂得了喜欢什么曲调,不喜欢什么曲调,不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而是有什么样的思想,也就一定要定什么弦、弹什么调。自己之所以容易把调子定得低沉沉的,软绵绵的,就是因为自己欣赏的不是革命战士所共同喜爱的“火药气味”,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消遣品。这种喜爱的结果,必然会让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从二胡、三弦上钻到我们的脑子里来,腐蚀我们的灵魂,削弱我们的斗志。
毛主席教导过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我们革命战士就是要把弦定得高高的,弹出革命的豪迈激情,奏出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和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把雄壮的革命歌曲变成杀敌的力量!为此,就必须破除资产阶级旧文化的影响,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即使能弹出一千个革命的曲调,也表达不出一个革命战士的感情来!
画兵为啥不像兵?
墙报委员周绵谋:我一入伍,就担任了墙报委员。开始,我一心想把自己的“两把刷子”贡献给连队,画得非常热心,什么花呀,草呀,画了一大堆。可是大伙看后,一个劲地摇头。以后我又想,既然大伙都不喜欢花草,就来个兵画兵吧!但兵画出来后,大伙又说:“小周倒有‘两下子’,把威武的革命战士画成个大姑娘了。”
后来,在指导员的帮助下,我带着问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主席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是呀,要画兵像兵,首先必须向战士学习,具备和战士同样的思想感情。打那时候起,我边画画边改造思想,每插一幅画,都努力去抒发革命战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身在连队,胸怀世界的豪迈感情了。不少同志夸奖说:“小周,现在画兵像兵了。”
从“画兵不像兵”到“像兵”,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自己具备了革命战士的思想,才能画出革命战士的英姿。否则,即使能画出战士的模样,也永远画不出革命战士的思想光辉!
一个标题见新旧
墙报委员曾观庆:你们拉拉唱唱的会受到旧文化的影响,我们写稿、出墙报的也不例外。
前年刚入伍时,我和老战士陈镇城一起去搞副业生产。我们边劳动边谈心,他对我帮助很大,并主动和我订了“一对红”计划。晚上,我就把他帮助我的经过写成稿子,题目定为《劳动场上话“友情”》。但后来一考虑,觉得题目很呆板,没有一点比喻手法,不能引人注目。经过反复推敲以后,我把题目改为《劳动场上谈“爱情”》,觉得这个题目挺新鲜,一定能吸引人。那知黑板报刚一挂出,二班长李家安就给我指出:革命战士不能把阶级友爱、战斗友情比喻成“爱情”。很多同志也议论说:“这不是咱当兵的语言。”
为什么会把一个非常明白易懂的标题,改为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呢?就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文人的影响。过去我看过一些乌七八糟的杂文,觉得这些文章的标题“新鲜别致”、“令人回味”,所以我也就模仿起来。万万没想到这一模仿,一条资产阶级的“黑虫”就爬进了自己的脑袋,搅乱了自己的思想。经过同志们的批评,我带着问题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等教导,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打那以后,我时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时时注意向战士学习,使自己的感情尽快地和战士的感情合到一块去。今年在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时,根据党支部的决定,我们在黑板报上开辟了《战士评论》专栏,从题到文都注意运用了战士的共同语言,如《抓活思想不能休息》、《当我把菜做坏了的时候》等文章,都深受全连干部战士的欢迎。
演兵和当兵
演唱组组员李学文:我参加了连里演唱组后,曾几次参加过歌唱服役十年十年红的军区五好战士标兵张仲明同志的演出。每次演出,我都满腔热情地背唱词,排节目,学动作,决心把张仲明同志崇高的思想品德表现出来。但每次演出后,总是听到一些同志说:“你演的像做戏,不像张仲明。”为什么费力不少,演的不好呢?毛主席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毛主席的教导使我懂得了,我演的虽然是张仲明的事,但并不熟悉张仲明的思想,更没有把他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因此,演起来也就难怪只像“做戏”,不像真事了。从此以后,我处处以张仲明为榜样,来改造自己的思想。随着自己的思想不断与张仲明同志思想的接近,再演起来也就比以前像得多了。
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仅是专业剧团的事,在连队文化活动中,同样也存在着旧文化的影响。要演好一个兵,自己必须先当好兵,学好兵,成为一个真正的兵。没有被演者的思想感情和品德,唱词再好,调子再新,表演技巧再高,也无法表达出兵的形象,兵的思想。
关键在于当好普通一兵
副指导员罗仲卿:毛主席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我们连队文化工作是党支部的有力助手,是保证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落实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是指引战士加速实现思想革命化的必不可少的阵地。可是,从大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我们连队的这个战线还不太得力,这个阵地还不够牢固。
俗话说“什么鸟筑什么窝,什么感情唱什么歌。”我们肩扛一支枪,身穿绿军装,吹拉弹唱都是兵,可为什么不像兵呢?因为我们脑子里还缺少兵的感情。正像同志们所说的,不是二胡上的弦没有定准,而是思想上的“弦”没有定准,所以好歌唱歪了,高昂的曲调拉软了。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影响,不仅军外有,军内也有,上面的专业剧团有,我们连队的业余文化活动中也有。因此,要坚持政治第一的文艺标准,首先就要在自己的思想上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把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守得牢牢的。只有我们文化骨干的思想真正革命化了,才能抵制住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影响,才能把调定准,把曲谱正,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要求我们,今后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不断加强自我改造。只有思想革命化了,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为灭资兴无、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
(孙阳钦 萧远春 陈朝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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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唱毛主席的歌,浑身是劲!
去年年初的一个清晨,动力车间有一位老工人,捧着毛主席著作在黄浦江边细心阅读,吃早饭时间到了,还手不释卷。正在这时,一轮红日出东海,霞光万丈,光芒四射,一位青年工人看到这动人的景象,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出:“东方升起了红太阳,毛主席著作闪金光!”
这件事深深地激动了我们。我们厂的工人同志,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组织了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出现了不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毛主席著作中闪耀的思想光辉,激励着大家不断前进,真是越学越有劲,越学心越亮。对毛主席著作深厚的阶级感情,很自然地产生了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毛主席著作的强烈愿望。我们的业余作者非常想把职工如饥如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景用歌声唱出来。这时候,党组织又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了毛主席著作,心里亮堂了,明确了为什么而写,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写了《毛主席著作闪金光》这首歌曲的初稿。
初稿写出来以后,大家觉得不论词或调,都远远没有表达出我们内心对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怎么加工提高呢?我们重温了毛主席“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的教导,决定把初稿拿到车间里去,向工人请教。工人同志帮我们出了许多好主意。如原词中说“十船八船装不光……”,工人同志们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得到的宝,别说十船八船装不光,千船万船也装不光啊!”在创作过程中,只要谁说得对,我们就下手改,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一共修改了十几次。修改后的曲调,比原来更加热情奔放、激昂有力。
工人们非常喜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这首歌曲,说它唱出了工人心坎里的话,越唱越带劲!他们说得好:“一读毛主席著作,头脑就清醒,一唱歌颂毛主席的歌,全身就来劲!”有些车间坚持在班前班后唱这首歌,大家觉得唱了心里格外热呼,革命干劲格外高。有一位青年工人在检修设备时碰到了困难,但是一想起这首歌,浑身就来劲。他说:“靠力气举不起千斤,靠毛泽东思想千斤的铁锤当针拿!”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这首歌曲在第七届“上海之春”演出以后,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厂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群众歌咏活动也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在全厂的歌咏大会上,工人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等革命歌曲,把全厂职工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对阶级敌人的切齿仇恨,都写进了歌里,唱进了歌里。
五好工人王贤昆激动地说:“旧社会做牛马,挨饿受冻,哪有心情唱歌。解放后翻身了,有了党和毛主席,我们工人也登台唱歌了。我要唱毛主席的歌,唱革命的歌,反党黑帮不准我们唱,这办不到!我们要唱得更响,唱得这些牛鬼蛇神发抖!”
资产阶级的一些“权威”老爷们,宣扬什么“音乐神秘论”、“技巧至上论”,吓唬我们工农兵群众,恶毒地攻击群众革命歌曲是“写得快、唱得快、忘得快、丢得快”,妄图把革命歌曲一棍子打倒,这是梦想!我们厂的革命歌咏活动和广大工农兵的群众歌咏活动,就是对他们的有力回击!靠毛泽东思想,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我们完全能创造出资产阶级“权威”们无法创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音乐!
(上海高桥化工厂政治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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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摘编

反共老手秦牧
解放前,秦牧就是一个公开为美蒋反动派尽忠效劳的反共文人。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就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替反动派摇旗呐喊,在军事、文化、青年、妇女等方面,写了大量反共媚美的反革命文章,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解放以后,他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队伍,窃踞了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和《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的要职,披着“散文作家”的外衣,一贯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秦牧在《艺海拾贝》里,疯狂地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竭力鼓吹所谓“多样化”,叫嚷世间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花,才谈得上尽态极妍,谈得上热闹”,为毒草出笼大开闸门。他大肆宣扬所谓文艺必须有“遣兴作用”的谬论,打着“文娱性”“趣味性”“知识性”三面黑旗,来反对革命文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战斗性”。他一再强调所谓“间接知识”,“读万卷书”,“博采诸家”,反复宣扬“知识就是力量”,“练基本功”,“做梦”和“幻想”,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他借口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单一化”“划一化”“简单化”和“定于一尊”,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在“闲谈趣话”的幌子下,大量贩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透顶的黑货。
秦牧积极配合各个时期国内外敌人的进攻,用“杂文”“散文”和“小说”作为工具,疯狂地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壮胆打气,煽动他们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秦牧是一个反共老手,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摘编自《羊城晚报》(现改名 为《红卫报》)和《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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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摘编

“三家村”的黑画家黄胄
黄胄是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美术纲领的忠实执行者。他经常和邓拓密切合作,从反革命的政治要求出发,用黑画配邓拓的黑诗,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污蔑。例如当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三自一包”的黑风时,黄胄积极配合,抛出了描绘“自由市场”所带来“欢快”气氛的《赶集图》(后来作贼心虚地改名为《载歌行》)。邓拓在这幅黑画的题词中,就叫嚷这是“一股春风”,“生活而今胜旧时”,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制度。黄胄在他的许多黑画中,竭力歪曲党的政策,肆意丑化革命人民和解放军战士形象,攻击人民军队。例如他的以平息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为背景的《送子投诚图》,画的竟是西藏劳动人民向解放军缴枪投降,将我军解放百万农奴的正义斗争,污蔑为镇压西藏人民的行动。
黄胄画得最多的是“毛驴”和“少女”。他企图用那些游手好闲、飞眼吊膀的丑恶形象,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勤劳勇敢、朴实健康的各族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用那些歌舞、绣花、梳洗、喂奶等个人身边琐事,来排斥我们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用剥削阶级色情、颓废、甚至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来对抗无产阶级崇高、豪迈、意气风发的革命感情。这个
“文化奸商”对革命工作毫无感情,对他的主子邓拓却拚命巴结,曲意奉承。有一次,他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要他画一幅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用毛驴为八路军送给养的画,他三年也没有画出来。可是,他在反党分子邓拓家里,一个晚上就画出一幅《百驴图》长卷,献给他的主子。这个“驴贩子”的毛驴,不为革命驮公粮,只为反革命运黑货。
黄胄在解放前就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积极发展反动组织,进行反共宣传,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刻骨仇恨。他的品质也是极端卑劣的,不仅画驴骗钱,还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伙同邓拓之流倒卖古字画,非法牟取暴利。
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曾经喧噪一时的所谓“名画家”黄胄,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忠实走狗,是混入革命部队的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唯利是图、五毒俱全的“驴贩子”、
“文化奸商”。
(摘编自《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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