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大字报选
周扬以攻为守破坏文化大革命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编者按：今天选登的揭发周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象周扬这类混进党内的老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实现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美梦，必然要用一套随机应变的反革命策略。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指出的：“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毛主席还着重指出：“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周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正是这种反革命策略。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号召，并且多次严厉地批评文艺界不执行党的政策之后，周扬黑帮自知形势对他们不利，便采取了一系列以攻为守的策略，千方百计地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大搞假整风，大搞假批判，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步步为营，不断反扑，力图保存自己，伺机“东山再起”。但是，这一回，他们这套策略失灵了，连周扬这个老奸巨猾的黑帮总头目也被一起揪出来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了并且创造着丰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将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之“道”，坚持不懈地同一切牛鬼蛇神之“魔”斗争到底！不灭群魔，誓不罢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盖子，把文艺界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把周扬这个文艺黑帮总头目揪了出来。
在此以前，周扬一直阴谋破坏这场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主席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指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同年十一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首先发动了对吴晗《海瑞罢官》这棵大毒草的批判。因此，作为“海瑞精神”的鼓吹者、另一棵大毒草《海瑞上疏》的炮制者和策划者的周扬，不能不心惊胆颤，闻风丧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出来，周扬和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就把这篇文章视为洪水猛兽，并且互相密谋，组成了抵制和反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合唱队。
第一步，他们千方百计抵制和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散播各种谬论，抗拒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周扬文艺黑帮的二号头目林默涵仍然在一次文艺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上扬言，说要不要批评《海瑞罢官》还没有决定，如果要批评，也是属于历史方面的问题。林默涵还为吴晗开脱罪责说：《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影射现实的，吴晗的主观动机怎样，只有他自己知道。
第二步，由周扬和“三家村”黑帮的掌柜邓拓分别组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对抗文化大革命。
周扬充分发挥了他的反革命积极性，和黑帮分子邓拓、李琪密谋协商，抛出一篇又一篇名为批判，实为包庇的文章。周扬还亲自主持撰写了署名方求的文章，玩弄折衷主义的手法，大谈清官问题。其目的是要把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斗争，引入到不谈政治问题的所谓纯学术讨论中去。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非常得意，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起了一股贬低姚文元同志文章，抬高方求文章的阴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因病进了医院。但他的反革命积极性却有增无减，还整天和黑帮分子李琪密谋，商议如何把假批判的文章搞得更巧妙一些。
周扬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由来已久的。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对文化革命问题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但周扬拒不执行，反而采取了各种卑劣的手段，或不传达，或阳奉阴违，或大唱反调，猖狂地进行反对和破坏的活动。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对文艺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周扬正是反党小说的吹捧者和支持者。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周扬拒不接受，竭力为自己的反党言行开脱，辩解，对反党作品更不加批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对毛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周扬竟然公开唱反调。他继续到处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甚至提出所谓封建主义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即鬼戏、坏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等等）、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对于坚持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积极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的同志，则横加打击，百般刁难。一九六四年一月，华东区举行现代戏会演，周扬和林默涵一起大加抵制，大泼冷水。一九六四年六月，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他们根本不管会演的筹备工作。林默涵还在会演的前夕，对中宣部文艺处同志说，京剧的音乐、舞蹈，不适宜于演现代戏。
解放以来，周扬黑帮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把文艺界变成他们反党的独立王国。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这些现象早有所觉察，并且不断地进行过批评和斗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再一次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主席的指示，是给周扬这些人敲的又一次警钟。可是，周扬这个黑帮头子执迷不悟，死不回头。他不仅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检查自己的罪行，反而玩弄了一个新的阴谋，就是抓起文化革命和整风的旗帜，来反对文化革命和整风。其手法有二：一是在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搞假整风，一是在报刊上搞假批判。目的是舍车保帅，掩盖文艺黑线的根子，保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七月，周扬在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搞的假整风的丑剧刚刚开始，周扬便把揭发的问题限制在几个忍痛牺牲的车马上。凡是涉及到其他人的问题，不管是开会也好，还是反映情况也好，一概封口。在一次整风会上，有人批评周扬、林默涵制定的一个文件的“整个精神是右的”；有人要求他们“自我批评要多一点”。周扬听了，惊恐万分，说提意见的人是埋下了“定时炸弹”，威胁不准向外泄露这种意见。在周扬的种种压制下，文联各协会的整风最后草草收场。文艺黑线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对几个忍痛“批判”一下的车马，周扬更是抚慰备至：凡调动了工作的，一律按原职务待遇；没有罢官的，更是生怕冷落委屈了他们。最后，周扬作了一个所谓整风总结报告，大肆吹嘘自己的功劳，把他自己打扮成为整风的“英雄”。在另一次讲话中，周扬甚至吹嘘说这次假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的第二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周扬这个小丑，简直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假整风开始不久，周扬在报刊上搞的假批判也鸣锣开场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毒草，都是周扬的命根子，当然不得批判，不得铲除。对那些已经暴露，无法掩盖的大毒草，周扬玩弄了假批判的花样，走走过场，遮人耳目。为了达到假批判真包庇的目的，周扬给报刊制定了几条清规戒律：不经过有关领导机构（即周扬、林默涵等人）批准，不得批判；只许批判文艺思想问题，不许批判政治问题；只许批判作品本身，不许批判影射现实的问题；只许批判公开的文章，不许批判各种活动和讲话；只许少数“权威”写一两篇文章，不许工农兵参加大批判，等等。这些清规戒律，都是为了束缚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工农兵的手脚，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广开生路。一句话，周扬就是要设置重重障碍，只准牛鬼蛇神猖狂进攻，不许革命群众反击。
自此以后，文艺批判几乎完全停顿了。因为周扬在三十年代就是《赛金花》的吹捧者，穆欣同志批判夏衍的《赛金花》的文章，被压下不准发表。田汉的《谢瑶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九六四年初，中央负责同志便指出应当批判，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发表一篇批判文章。
周扬以为通过各种各样阴谋活动，可以一手遮天，破坏文化大革命，掩盖住文艺黑线的根子。但事与愿违，他进行的一系列反党活动，正好暴露了他文艺黑帮头子的真面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都成了批评家，一切牛鬼蛇神，都无藏身之地，周扬这些历史的渣滓，也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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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让群魔有藏身之地
——选自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字报
在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的控制下，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和许多文艺刊物，长期以来拒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拒不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相反，它们却狂热地宣扬资产阶级文艺、修正主义文艺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宣传阵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扬对这些刊物控制得更紧，百般保护毒草，给批判定范围、定调子，抗拒文化大革命。
《文艺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发表了一篇《为谁写挽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是疯狂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现实的两棵大毒草。《文艺报》的这篇批判文章，远远没有击中要害，没有接触到两棵毒草的反动实质。但是，就连这样一篇仅仅涉及一点政治问题的批判文章，周扬也不放过。在一次会上，他竭力为小说作者开脱罪责，说他不是有意攻击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封建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如果“说他就是要反党”，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如果批判反动历史小说的“影射问题”，就“很容易产生推测，罗织（罪名）”。周扬不仅挖空心思为小说作者开脱，还指示他在《文艺报》的代理人，组织了一篇所谓“实事求是”、“平等态度”的“批评”文章，甚至准备发表一篇对《为谁写挽歌？》的反批评文章，为小说作者洗刷反党罪名。这个阴谋后来因故未能得逞。但是，周扬仍然念念不忘，四月份又打电话给《文艺报》，催促刊登这篇文章。
周扬这个反党老手，狡猾得很。他懂得《广陵散》、《陶渊明写〈挽歌〉》如果被点名批判为影射现实，那么他大力支持和炮制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就更无处藏身了；如果《陶渊明写〈挽歌〉》的作者被揪出来，那么他这个大肆放毒、大肆支持和保护毒草的反党头目更逃不过人民的审判了。因此，他千方百计压制和阻挠对这两棵毒草的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奋起反击。周扬黑帮害怕群众起来革命，他们利用职权，利用他们控制的文艺刊物，百般压制工农兵的批判，并对工农兵的批判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为了阻挠批判，周扬想方设法订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他指示《文艺报》在批判文章中，不要扣“政治帽子”，“学术问题要与政治问题严格分开”，“完全凭学术本身讲道理”，“或者根本不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等等。他妄想用这些清规戒律，束缚住广大革命群众的手脚，取消无产阶级对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所进行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一些批判文章，《文艺报》迫于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压力，不得不发表几篇伤皮不伤肉的“批判”文章；同时开辟了“读者论坛”这个栏目，装潢门面，选一些批判不十分尖锐的来稿，删削之后发表。周扬的反革命阶级嗅觉十分灵敏，他惧怕工农兵群众有朝一日会挖到他这条大毒根上来，因此亲自出马干涉报刊发表工农兵的批判文章。他公开叫嚷：对工农兵的评论“要防止片面性”。他对工农兵群众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极为不满，说什么认为萧涧秋根本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是武断的批评；又说林老板是小资本家，不能说林老板受剥削、受压迫不是事实。林默涵接着补充说：工农兵评论有“局限性”，评论工作“不能躺在工农兵身上”。甚至恶狠狠地骂道：重视工农兵评论，就要犯“贫雇农路线”的“错误”。他们的这些黑话，说穿了，就是反对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对工农兵群众起来革他们的命，简直怕得要死。
由于周扬黑帮的百般压制，《文艺报》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开始，突然来了一个大“刹车”。大批地退掉批判稿件，疯狂地压制和打击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正确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把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帮统统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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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砸碎周扬的黑线专政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大字报
周扬要推行他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必然要实行一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他和林默涵等人结成一伙，利用职权，竭力排斥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安插自己的亲信，把持了许多文艺部门，实行反革命的黑线专政。
周扬是怎样实行他的黑线专政的呢？
一，大量起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篡夺党的领导权。建国以来，周扬以“团结老作家、加强文艺工作领导”为名，把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安插在文化部、文联各协会的领导岗位，让他们把持党的大权。周扬明知道田汉、阳翰笙不适合做党的领导工作，就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瞒上欺下，私自封官，盗用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叫田汉和阳翰笙担任剧协和文联党组书记的职务。剧协和文联，就由这两个“黑书记”专了十几年政，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周扬所依靠、所重用的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这批人，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他们挂着“老党员”、“老左翼”的金字招牌，实际上是一群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丑恶历史且不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们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不但自己不前进，还企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都遭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无比的仇恨。一九五七年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的两次大进攻，就是周扬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兴妖作怪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当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对文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的时候，周扬感到如果不舍几个车马，以他为代表的黑线根子就要败露了，他这个黑线总头目就要自身难保了。于是，他施展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文艺界搞了一个假整风。在会上，周扬装模作样地对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人进行“批判”，会后又暗中给他们许多抚慰。在报上公开批判时，周扬制定许多清规戒律，束缚左派手脚，想方设法让这些黑帮大将伺机重新上台。周扬这番“用心”，在他召集的非党作家艺术家的会议上，曾经公开表露过。他说：“只要他们改正了错误，还是可以再管文艺工作的。”这就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完全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集团；同时，也说明他们是不甘心退出文艺阵地的，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无产阶级文艺的领导权是夺不过来的。
二，网罗对党不满分子，充当反党的走卒。周扬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于那些在党内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常常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收买他们，拉拢他们，作为自己的党羽。这里只举两例：
袁文殊，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因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受到批评。周扬和林默涵却对他表示关怀和信任，把他调到北京来，安插在电影工作者协会，同夏衍、陈荒煤一起，把持着电影协会，积极鼓吹和执行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电影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一九六四年以后，袁文殊又在周扬百般庇护下，代替夏衍、陈荒煤，实际上主持电影协会的工作，继续控制电影工作的宣传阵地。
又如湖北的一个作家，一九五九年因为写反党作品和鼓吹修正主义文艺理论而受到批判。但是，由于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大刮“翻案风”的急先锋，受到周扬和林默涵的“赏识”，从湖北调到北京来，升了官，担负领导工作，同田汉结合在一起，在剧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三，招降纳叛，庇护汉奸、流氓。周扬为了扩大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队伍，还积极在汉奸、流氓、右派等反动文人中，进行招降纳叛的活动，凡是投靠他的，就在政治上加以庇护，工作上给予安排，生活上百般照顾。
周作人是臭名昭著的汉奸文人，他当过日伪的“华北教育总监”，当过汪精卫伪政权的“国府委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他痛加斥责：“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但是，周扬却无耻地美化这个汉奸文人，说他“从来不曾反对过共产主义”。周作人听了之后，立即写信给周扬说：“闻之甚为幸慰”，以示感恩。不仅如此，周扬还在生活上给他特殊的照顾，用预支高稿酬的办法让劳动人民供养他。周扬甚至还滥用职权，让文联派干部陪同周作人外出旅行，并将一叠盖上周扬私章的信笺交给周作人，由周作人随意填写，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这些事实说明，周扬已经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帮敌人讲话、替敌人服务的反革命分子。
孔厥是周扬的得意门生，因为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屡教不改，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的制裁。广大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于人民政府的这一英明决定，无不拍手称快。周扬对这个流氓成性的人却宠爱备至，一九五八年，想方设法帮他捞到提前释放，到一九六三年，又私自把他安插在农村读物出版社当编辑。
这些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大将，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汉奸、流氓等等，就是周扬这个反革命黑帮的主要成员和走卒。他们是文艺界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是代表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他们盘踞在文艺界的时间很长，散布的谬论很多，流毒甚广。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这个黑帮，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他们霸占的一切文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