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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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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为什么拚命贬低和攻击鲁迅
编者按:三十年来,周扬利用一切机会,使出各种手段,“大布围剿阵”,大耍流氓术,拚命贬低和攻击鲁迅,扮演了一个篡改历史的可耻角色。
这是周扬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中,对鲁迅作了正确的、全面的、高度的评价;对周扬和他所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了严肃、深刻的批判。周扬对于毛主席的批评一直怀恨在心。他所以处心积虑地篡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贬低鲁迅的正确方向和伟大的战斗作用,正是要推翻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历史的正确结论和对鲁迅的正确评价,以奠定自己三十年代“祖师爷”的地位,继续盘踞文艺领导的“宝座”,把整个文艺界纳入现代修正主义的轨道,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鲁迅在三十年前的一封信里,就针对周扬这伙人的恶劣行径说,“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鲁迅的话说中了。周扬在革命队伍里混了三十年,作恶多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终于“露出本相”。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周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肃清周扬文艺黑线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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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枪毒箭三十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 纪东
一九六一年,正当牛鬼蛇神大刮“翻案风”的时候,周扬亲自出马,从三月十七日到十九日,在杭州同电影《鲁迅传》摄制创作人员作了三次谈话,接二连三地向鲁迅射出连珠毒箭。
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竭力从政治上贬低鲁迅。他说:“鲁迅究竟不是政治活动家。”“没有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他下令“不要把鲁迅写成与政治斗争太密切了,好象一直在斗争漩涡之中,把他过分陷在斗争漩涡之中,不好。”
这是彻头彻尾的污蔑。鲁迅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敌人的文化“围剿”中,对形形色色的敌人作了最无情的揭露和最坚决的斗争。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遵命文学”——遵工农劳苦大众和革命先驱之命。他把自己的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勇猛地投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胸膛。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鲁迅列入黑名单,要抓他、杀他;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对他恨之入骨,造谣、诽谤、中伤,使用了人间最卑鄙的手段。而正是周扬等一伙人,那时候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放冷枪、射暗箭,围攻鲁迅……,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有力地证明了鲁迅是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么?
周扬污蔑鲁迅的道路是“个人奋斗”“个人摸索”的道路,否定鲁迅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联系。周扬给《鲁迅传》的摄制,套上几个“紧箍咒”:不准把鲁迅与党的领导同志和革命运动的联系写得太密切,不准把鲁迅写得“过分革命化”,而只准写鲁迅“自己那种奋斗精神”和“孤独”“寂寞之感”等等。
这同样是恶毒的诽谤。鲁迅和党有着血肉的联系。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中写道:“鲁迅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见面,但是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倾心拥护,诚恳接受的。”又说:鲁迅“自己说愿意在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当一名‘小兵’。”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正是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跟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斗争中,鲁迅成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周扬在谈话中,还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肆意歪曲为“是鲁迅偏听偏信受了骗,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说什么:“国民党也知道,公开不能抓他,因而包围他,挑拨离间,进行分化也有这种可能。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当时是年少气盛,缺乏经验,只要来挑战,我就应战。如果是现在,任你们怎么来挑,我沉住气不理,也就没事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周扬在这里漫天撒谎,把这场严肃的斗争,归之于鲁迅受“骗”,和自己的“年少气盛”。他企图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两条路线的斗争掩盖起来,并且把宗派主义的帽子绑在暗箭上射向鲁迅,从而公开抗拒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文化战线斗争的历史总结。
现在,是彻底清算周扬三十年来放冷枪、射毒箭的罪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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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颠倒历史的又一罪证
一九六○年一月十八日,周扬以中宣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讨论理论批评工作”的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扬含含混混说了一阵什么“总结经验”啦,什么“总结遗产”啦,等等。接着,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他的所谓“总结经验”,“总结遗产”,就是要集中力量去总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经验,为他这伙黑帮掩盖罪行和立传树碑。
主子一声令下,《文艺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立即责令编辑部四出组织文章,不久,就收到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战斗传统》这篇文章。《文艺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欣喜若狂,决定刊登头条,并一再嘱咐要送给周扬看。周扬接到这篇东西,如获至宝,亲自动手修改,最后定稿,打着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幌子,在一九六○年第四期《文艺报》上抛出来了。
这支毒箭,露骨地颠倒了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把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周扬根据王明路线制定的“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说成是“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甚至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等等,在三十年代已经很好地解决了。
这篇文章为周扬一伙大吹大捧,无耻地伪造历史。文章说:“一九三六年在‘左联’解散前后展开的‘国防文学’运动,更是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的“一个广泛而有力的文学运动”,“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的”。但是,这样说未免太露骨了,太没“策略性”了,于是,老奸巨滑的周扬挥笔一改,把“‘国防文学’运动”改成“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这样,既可遮人耳目,又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把“国防文学”这个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变成“完全”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以对抗毛主席对周扬一伙的严正批判。
为了替自己找论据,周扬还在文章的后面添上了一段。他说什么“在当时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发动和联合各派文艺作家共同向国民党展开一个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是完全需要的。”意思就是说,那时他主张“发动和联合各派文艺作家”,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需要的”,而鲁迅提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却是错误的,毛主席对周扬一伙的批评,也是不正确的。请看,周扬的用心是多么的狠毒!
历史是篡改不了的。不管周扬采取什么手段反对毛泽东思想,都一定要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选自《文艺报》编辑部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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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的信揭了周扬的底
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卷中所选辑的《书信》,在周扬等人的控制下,竟将鲁迅有关批评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许多重要书信,一概删除,妄图掩盖真相,瞒天过海,抗拒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和对周扬的批评。
在这部《鲁迅全集》的“第九卷说明”中,编者诡称从一千多封鲁迅书简中“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三三四封。”这是当面撒谎!其实被删除的八百余封所谓“一般来往信件”,其中很多是触及周扬一伙要害的东西,是揭周扬一伙老底的重要史料。现在选摘几封,请大家评判一下,究竟是大“有意义”的,还是所谓“一般来往信件”之类: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一九三六年五月四日)
“……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纠纠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这些信件里,鲁迅怀着满腔的激愤,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周扬之流“伏在大纛荫下”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径,所以这帮假革命的“英雄们”对鲁迅这些义正辞严的信件一向害怕得要死,终至趁《鲁迅全集》的出版下了毒手,想消灭罪证,伪造历史。
(选自文化部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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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了影子都害怕的鬼魅”
文物出版社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鲁迅手稿》的出版说明,是在周扬及其追随者的合谋下,精心制作成的。这个出版说明的初稿写成以后,在周扬及其同伙的刀砍斧削之下,改得面目全非,砍得不像样子。原稿中提到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给抹掉了;原稿中提到鲁迅的手稿是珍贵的革命文献、丰富的文化遗产,被砍掉了;原稿中谈到准备影印鲁迅的文学创作和书信的手稿,被改成只影印《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的手稿了。周扬及其追随者在出版说明中大砍大删,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对三十年代的文艺斗争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崇高评价。
周扬一伙不准影印《鲁迅手稿》全集,也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鲁迅手稿》全集,原定计划出版二十册,从一九六三年起到一九六六年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时出齐。可是,正当《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在印制的时候,周扬及其追随者突然决定,停止《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工作,《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改作单行本印行。鬼在哪里?原来周扬一伙作贼心虚,他们知道,紧随《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两部手稿之后,就要出版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集》手稿以及其他书信手稿。在这些杂文和书信的手稿中,鲁迅高举起文化革命的大旗,不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对当时文坛上的鬼魅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其中有些就是针对周扬一伙开火的。如果这些手稿发表,岂不是把周扬一伙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周扬一伙对许广平同志为《鲁迅手稿》全集写的序言,先是百般刁难,继而横加删改,最后竟擅自抽掉。因为序言指出:“只要不是有意歪曲,见了影子都害怕的见不得阳光的鬼魅,除了这一些东西之外,大家都能体会到保存鲁迅手稿的意义的。”周扬等人,正是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鬼魅,他们非常害怕鲁迅手稿的出版,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和扼杀。
(选自文物出版社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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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墨迹犹在,周扬罪责难逃
鲁迅手稿:“……倒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后的道路!”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一部分)
一九五六年九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这封信,是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写的。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出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个是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另一个是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代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这两个口号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封信里,鲁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对周扬的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九月三十日,周扬来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大概他觉得这样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一句:“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最后,他还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厚颜无耻地说:“是我们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团结好鲁迅”。就在周扬这样“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连声命令下,鲁迅这篇光辉的战斗论文,在我们馆里一直没有陈列出来。
但周扬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五七年底,周扬又通过《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大肆污蔑鲁迅,硬说这封信是右派分子冯雪峰执笔拟稿的。
许广平同志在九月二十九日来审查陈列的时候,曾经对我们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共十五页,其中有四页为鲁迅亲笔,其他十一页为鲁迅口述,并有鲁迅亲手校订的笔迹,其中有几个整页,还是鲁迅亲笔补写的。信写好了,经我重抄一遍,送《作家》杂志发表前,鲁迅又仔细看了抄稿,还在上面改动了几个字。”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写这封信,是费了很多心力的。周扬在一九五七年特地从馆里把这封信的原稿调去看了几天,并且伙同林默涵等一起篡改历史,编造谎言,可见周扬的品质多么恶劣。
周扬所以害怕展出这封信,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路线和丑恶面目,妄图推翻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所作的结论。
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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