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4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
——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
阮铭 阮若瑛
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六一四页上,有一条对鲁迅所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这条注释,是周扬同志和林默涵、邵荃麟一些人制作的。它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制作这条注释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
为了弄明真相,我们把这一条注释的制作过程公之于众。
一九五七年七月到九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主帅周扬,借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机会,颠倒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放出了一批毒草。周扬等人放肆地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攻击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但他们作贼心虚,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就造谣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共谋”提出的;这几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乍看起来,似乎矛头指向右派分子冯雪峰、反革命分子胡风,实际上是恶毒地攻击鲁迅,大反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抛出了周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会议结束以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往来不绝,书信不断,费尽心机地按照他们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定下的调子,制作了这一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全集》编辑室的负责人王士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向一些人发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稿。在附信中特别申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稿,是遵照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写的。
对这个注释稿,周扬等人还不满意。于是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三人在一起作了修改。
大家从修改稿的照片(见附图)可以看到,他们删去了一大段,又改写了一段。删去那一段,看来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对鲁迅的攻击太露骨,而且抬出周扬的名字,公开把他放在鲁迅对立面的地位,这样对周扬不利;二是仍肯定文章是鲁迅写的,只是“同冯雪峰商量过以后发表的”。
改写的一段,钢笔字是林默涵的笔迹,铅笔字是周扬亲笔。这一段妙文,确是煞费苦心制作出来的。请看:第一是说,徐懋庸的信,是个人行动,与周扬等人无关。此计虽妙,但也有笨拙之处。不明真相的读者,原来不会想到徐懋庸的信和周扬的关系,这么一注,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引人注目了。
第二是说,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林默涵是个蠢才,撒谎也撒不象,他搞了个冯雪峰“执笔代写”。周扬比林默涵狡猾,把“代写”改成“拟稿”,还添了(鲁迅)“在定稿时”四个字。虽然谎是撒得圆些,但撒谎的原意,是要把鲁迅这篇文章说成是冯雪峰的文章,使周扬免于攻击鲁迅的恶名。这样一改,却又露出了他攻击鲁迅的真情实意。
历史的撒谎者,是何等自相矛盾啊!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林默涵把这条注释送出,同时给王士菁写了一封信:“鲁迅答徐懋庸文的注释,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删改,请再斟酌。”
信既发出,睡了一夜,感到不妙。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日)林默涵又给王士菁“匆匆”发出一信:“昨天寄上鲁迅答徐懋庸文注释修正稿,谅已收到。我们修改的那一段第二句话‘……事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不大确切,请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匆匆。”
这么一来,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忽而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忽而又变成“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问:你们到底算是什么组织呢?是处于怎样的“地下状态”呢?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林默涵又给王士菁写了一封信,下令定稿。现在把这条颠倒历史的注释照录于下: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一九三六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剥开那套隐晦曲折的笔法,说得明白一点,它的意思就是:
第一,所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即周扬一伙,他们的文艺路线,他们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是正确的,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
第二,鲁迅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鲁迅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错误的,宗派主义的。
让我们看一看,对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总结的?鲁迅是怎样对待的?周扬一伙搞的颠倒历史的注释,又是怎样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共产主义者鲁迅的?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总结的:
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一时期文化战线斗争史上的两个问题:
第一,对文化战线上敌我斗争的总结: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败涂地;文化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第二,对革命文化战线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代表正确方向的,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在这个历史时期,周扬等人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前期,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后期,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受到他们攻击的鲁迅。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②显然,这个时期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惨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是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胜利,决不是周扬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机会主义路线是彻底失败了。
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着的,有“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周扬根据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定的。其特点是取消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依靠地主资产阶级,不要劳动人民。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批判过的“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这个口号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口号。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③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正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取消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取消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实行这一口号的结果,必然使周扬们的所谓国防文学,成为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文学的附庸。
当时被周扬吹捧为写了“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的夏衍的《赛金花》,就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④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对这个标本作了严正的批判。鲁迅写道:“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⑤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周扬们的“最中心的主题”,正是投降的主题。周扬们的“国防文学”,正是投降文学。关于这个问题,穆欣同志的《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思想》一文⑥,已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⑦三十年代后期的“国防文学”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英明论断。
与“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相对立的,是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正确地强调了文化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责任。他指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⑧并且认为,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对资产阶级文学也应当进行批判。鲁迅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许多文章和书信,就是运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这一锐利的武器,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搏斗的同时,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所造成的错误,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以统一战线为名,取消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危险倾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从来没有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这就是:
一条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是以鲁迅为代表的。
一条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是以周扬为代表的。
一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国防文学。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总结相对抗,把错误路线说成正确路线,把正确路线说成错误路线,把资产阶级口号说成无产阶级口号,把无产阶级口号说成资产阶级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们在玩弄这一手颠倒历史的把戏的时候,为了掩人耳目,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法。他们一面攻击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宗派主义”,一面装出伪善的面孔,说这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鲁迅当时在病中,不可能调查对证云云。
这是胡说!这是对鲁迅的诬蔑!难道鲁迅真是病得这样糊涂了吗?!别人把“宗派主义”的观点强加于他也无能为力了吗?!周扬们对群众的识别力也估计得太低了!只要读过鲁迅的文章和书信,就可以看到,鲁迅当时虽在病中,但他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战斗,是毫不放松的。鲁迅是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来认识和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因此,能够以锐利的眼光来识破某些高喊统一战线口号而实际上实行阶级投降的机会主义者,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和鲁迅这个时期的其他文章一样,完全是鲁迅的思想。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也明明写着:“夜治答徐懋庸文讫。”⑨把鲁迅的这样一篇重要文章硬说成是冯雪峰的,这纯粹是造谣。这是为了打倒鲁迅而采用的一种极其恶毒、极其阴险的手法。
周扬等人为了达到欺骗读者的目的,还设下了另外一个骗局。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以后,在他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过他写的这篇文章。这些重要的书信,竟被这班作贼心虚的老爷们从《鲁迅全集》中抽掉了。为了揭穿这个骗局,我们引证以下的几封信。
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信。信中说:
“……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⑩
又一封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的信。信中说: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象样。我的那篇文章(按: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
又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夜,即鲁迅逝世前四天写的信。信中说:
“……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稿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鲁迅在这些信中表明,他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决不是“无关大局”的“彼此个人间事”,而是关系到“中国文艺的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尖锐斗争。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鲁迅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对周扬这些人多么深恶痛绝!鲁迅病危时,还响亮地宣告:“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毫无疑问,倘若鲁迅活下去,他一定要同以周扬为代表的这一条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斗争到底。
鲁迅的这几封信以及批评“国防文学”口号和周扬等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其他重要书信,原来收集在许广平同志编的《鲁迅书简》中。新版的《鲁迅全集》,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的第一卷《出版说明》中还说:“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到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九卷《书信》部分出版时,《说明》中却改成了,“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一九四六年排印本所收八五五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三一○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三三四封。”好一个“择取较有意义的”!好一个“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这些信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难道是“一般来往信件”吗?请大家来评一评吧!也请周扬们回答:你们为什么不让收入这些信件?难道不是怕暴露了你们这伙“群魔”、“小丑”的真面目吗?
周扬们如此煞费苦心地掩藏事实真相,进行历史的颠倒,其目的是企图通过颠倒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争夺今天的文艺界的领导权。
周扬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号称“左翼”,实际上是右翼。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同志对他们进行过多次的批判。但是周扬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批判,表面上佯作接受,实际上怀恨在心。他们采取两面派的手段,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党,欺骗人民。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他们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猖狂起来。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阳奉阴违,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对抗和破坏。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他们把自己的右派政治面目掩盖起来,利用他们窃取的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打着反对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幌子,企图一棍子打倒鲁迅,把周扬这个大右派抬到文艺界“祖师爷”的宝座之上。
与抛出颠倒历史的注释的同时,周扬还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打着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经验的幌子,在里面埋下了不少钉子。最恶毒的一颗钉子,就是要翻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案。他以批判右派分子冯雪峰为名,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诬蔑党和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
紧接着,文艺界的一批头面人物举行“座谈会”,座谈周扬的文章,对周扬大吹大捧。这是一个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的“座谈会”。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六期《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的“座谈会”发言。
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等人的发言,一致提出要以周扬的这篇文章作为“基础”,重新总结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林默涵说,这篇文章“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那场震动心弦的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并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邵荃麟说:“理清脉络,挖出根子,找到规律,可以说就是这篇文章对三十多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初步总结。”?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作出了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但是林默涵等人却认为毛泽东同志还没有给我们作出总结,甚至还没有提供“澄清和总结的基础”。他们要以周扬的文章作为重新总结的“基础”,对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出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总结”。
邵荃麟还要人们按照周扬提出的方向来改写现代文学史。?他们篡改现代文学史,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封为正统,打倒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袁水拍等人的发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借口所谓时代的改变,要以周扬文章中的“新的东西”来“注释”和“发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加丰富起来”。?
读完了这些文艺界“权威”的鬼话,周扬们的大阴谋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他们要用“注释”、“发挥”、“更加丰富起来”等等这些手法,来反对毛泽东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他们要以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来对无产阶级文艺实行专政。
《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周扬的一篇文章,吹捧周扬的一个座谈会,这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相互配合起来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他们抛出了一个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进一步抬高了周扬在文艺界的霸权地位。
在这以后,周扬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在全国各地做报告,写文章,作指示,抓组织,到处放毒,招降纳叛,公开打出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黑旗,更疯狂地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相对抗。
在政治上,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他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搞所谓“全民的文艺”。这种“全民”牌的文艺,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他恶毒地攻击所谓“阶级标签主义”。说什么:“标签主义是把什么都贴上一张阶级标签,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好象人就是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性!”说什么:“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只是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的阶级看的,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至于它引不引得起来,那是另一回事。”说什么:“艺术作品是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个阶级产生的作品不能只供本阶级欣赏,否则这个作品是失败的。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等等。
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在三十年代,周扬提出了不分阶级的“国防文学”和“全中国民族的文学”。现在,他又拾取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唾余,在新的形势下,形成了更全面、更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并且力图把它推销到全国。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泛滥于文艺界的一大堆反动谬论,如“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都是来源于周扬的文艺黑线。前文化部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变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专门传布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成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是和周扬文艺黑线的统治分不开的。全国文联所属的许多协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是实行周扬的文艺黑线的恶果。大量出笼的坏作品、坏电影、坏戏剧、坏音乐……流毒全国,是在周扬文艺黑线的指导下搞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在组织上,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帮的“首领”。他顽固地坚持他在“三十年代”就实行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利用自己长期把持的文艺界领导地位,把一些属于他的宗派的人马,安插在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许多文艺组织中。他有一个小圈圈,就是三十年代同他一起奉行错误路线的资产阶级文艺“元老”,以及用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塑造出来的门徒。他还收容和吹捧一批封建余孽、汉奸、叛徒、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组成了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
在周扬的文艺黑线统治之下,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特别是我国遭遇到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捣乱的暂时困难期间,全国的文艺界刮起了一股大黑风。这是三十年代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复活和发展。这个复活和发展,同国内外的反动派相呼应,具有更强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政治特色!它的触角之广,流毒之深,涉及到大学文科、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音乐界、新闻出版界等等。这是一个有指挥、有计划、有组织的相互配合着搞起来的反动政治逆流。
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使周扬这些人现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和文艺黑帮统统打倒!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建设起崭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六九五页。
②《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一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八页。
④见周扬:《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国防文学论战》,上海新潮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二八、一七四页。
⑤《“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八七页。
⑥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
⑦《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八七页。
⑧《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七五页。
⑨《鲁迅日记》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一一二九页。
⑩?《鲁迅书简》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七一○——七一一、九七四——九七五页。
?《鲁迅书简》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三九页。
?周扬等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九页。
???周扬等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第五五、五二、九一、一○五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附图片)
图为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一起对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一条注释的修改稿。其中,钢笔字是林默涵的笔迹,铅笔字是周扬的亲笔。新华社发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