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陆平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恶果
孔繁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国兴起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受到冲击，旧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恐慌和仇恨。
当时窃据了北京大学领导的陆平反革命黑帮，在教育大革命的形势压迫之下，对于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半工半读和学术批判的革命行动，不能不假装附和。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他们就开始破坏教育革命，逐步恢复旧的教学秩序。一九六○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陆平以为时机已到，便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育大革命进行全面反扑。
一
一九六二年初，陆平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提出了“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他还提出要“以莫斯科大学为学习目标”，把北京大学办成修正主义的大学。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把持下，苏联的教育实际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陆平强调要“学习苏联”，目的是要把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搬到我国来，对抗我党的教育方针。陆平的修正主义主张完全得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积极为陆平卖力，用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旧大学的黑货，来充实陆平的修正主义内容。
陆平的“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教育方针，实质上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杂烩，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方针的翻版。
我们从陆平修改后的教学规划，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教育方针的反革命本质。
第一，在教学内容方面，文科出现以下一些突出的情况：
一、完全排斥毛泽东思想。许多专业不开或者取消了毛泽东著作课；有些专业虽然还保留一点毛泽东著作课，也不过是一种陪衬，而且教学内容与方法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例如政治经济学专业，五年内，毛泽东著作选读课仅七十五学时；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列入专业基础课的有七十二学时。在十八门专门课和选修课中根本没有毛泽东经济思想，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课程达十四门之多。中国文学和中国史两个专业五年课程中，根本没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史学思想的课程。政治系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不以毛主席著作为纲。有的教师竟公开反对以毛泽东思想讲授政治学。
二、严重的厚古薄今，脱离实际和烦琐哲学。陆平坚决抵制毛主席关于教学内容要厚今薄古和“少而精”的指示。文、史、哲、经等系修订后的教学计划，其中以古的、洋的课程占绝对多数。例如政治经济学专业十八门专门课和选修课，这类课程达十四门之多；哲学专业开设四十多门专门课和选修课，这类课程占了三十多门。在业务挂帅的思想指导下，陆平积极提倡教学内容“多而杂”，大搞烦琐哲学。有些专业或专门化课程越分越细，有些课本来是一门，却分几门。学时大为增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严重妨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三、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教授。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只要是被认为有“一技之长”，不管是什么货色，都被捧上讲台。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全部出笼。这些货色按照陆平的要求，都要向学生“作比较全面、如实的介绍”。陆平还亲自出马动员资产阶级教授登上讲台，他说：“讲出来就好，讲出来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陆平的鼓动下，许多资产阶级“权威”，把他们解放前长期贩卖的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货色，原封不动地向学生散播。陆平黑帮还竭力把校外的反动的法学、社会学“权威”拉入北大；甚至四出奔跑邀请校外的右派、过去当过托派、汉奸的人来北大讲学。这就把新中国的北大又变成了国民党时期的旧北大，使学生政治思想受到严重的毒害。
这一时期，理科的“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学时安排等问题上，完全以莫斯科大学为蓝本。在修订教学计划过程中，陆平指示将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等专业一九六○年的教学计划，作为修订的依据。因此，理科各主要专业修订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莫斯科大学的翻版。
第二，在生产劳动方面，陆平彻底否定了一九五八年半工半读的经验，他说：“边工边读对低年级学生系统基础理论上的训练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认为半工半读妨碍“以教学为主”。他不仅否定了半工半读，而且把学生生产劳动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即每年平均不超过一个月，理科各专业六年内劳动时间不超过二十六周。而且在劳动时间不强调下厂下乡，不强调和工农相结合，不强调思想改造。同学要求下厂下乡和工农兵相结合，陆平黑帮不支持，反而加以阻挠。陆平强调：“对于学生参加生产斗争、社会阶级斗争，必须从专业特点出发。”他借口“专业特点”，实际上是反对学生到工农兵中去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陆平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校把学生当作小工使用，让学生在劳动时给资产阶级教授挖阴沟、砌壁炉、修勺园餐厅等等。教师中每年劳动压缩到半个月，大部分时间用于清扫校园。至于陆平等领导干部则根本不参加体力劳动，根本不和工农兵接触。
由此可以看出，陆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极端地仇恨毛泽东思想。它完全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保存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完全排除毛泽东思想挂帅，使教育脱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第二，极端仇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排斥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反对学生和工农兵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把他们引上反革命的道路。
二
陆平黑帮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顽固地反对党在高等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残酷地排斥、打击、迫害工农学生。他们歪曲“重在表现”的政策，不问阶级出身，不看政治条件，为反动阶级的子女大开校门，而将大批优秀的工农兵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校门外。
陆平黑帮在招生考试方面实行分数挂帅，他们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他们所谓的“重在表现”则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作为尺度的。因此，为他们所招收、欣赏、重视的学生，有许多是出身不好、政治思想落后或者反动的。对于工农学生，他们总是看不顺眼，极端厌恶和仇视。
一九五八年，在当时教育大革命的形势逼迫下，北京大学曾经招收较多的工农青年入学。这批工农同学入学后，遭到陆平黑帮的嫉恨仇视。他们对这批工农同学采取种种刁难和限制，使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很大困难。最后陆平竟然提出用“泻肚子”的办法，强迫他们缩短学习年限、留级或者退学，把他们“泻”了出去。陆平诬蔑工农同学是“漏水茶碗”，“粗瓷茶碗”，说“粗瓷茶碗不能硬雕花”，认为工农同学不堪培养。在陆平黑帮眼里，工农学生根本没有资格进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不应当向工农子弟开门，他们认为要北大向工农子弟开门是“怪现象”。
他们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本性，总是把工农学生看成天生的“笨蛋”。对于造成工农学生在学习上困难的各种因素，他们一概不管。而对于工农学生提出按照国家的规定给以应有的照顾时，他们则骂为“特权要求”，骂工农学生为“特权阶层”。陆平黑帮完全以剥削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待工农学生。他们包庇、支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侮辱、刁难工农学生，把升、留级和退学办法当成惩罚工农学生的手段。许多工农学生经常在课堂受到教师的讥讽、嘲弄，使得一些工农同学不敢去找教师辅导。陆平黑帮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办事，机械、生硬地搬用升、留级和退学办法，对工农学生进行阶级迫害。陆平说：“什么阶级路线，学不好，就退学！”只要他们认为工农学生违反了他们的规定，便不问任何情况，采取坚决无情的措施，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在陆平黑帮统治的北京大学，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有一个工农同学控诉他在北京大学遭受迫害的情况时说：“我受过两次地主的迫害，一次是我幼年在家乡给地主放牛时受到的地主的迫害，一次是在北大学习期间所受到的北大的‘地主’的迫害”。在陆平黑帮把持下的北京大学，确实成了资本家和地主对工农子女专政的机关，陆平黑帮就是一群资本家和地主老爷。
陆平黑帮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然要排斥工农学生。他们要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就必然要限制学校对工农开门。陆平黑帮断言：“将来知识界中占优势的不是工农子弟，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职员家庭的子弟。”这里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职员当然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这是用不着多说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将来我国的知识界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不是他们的“和平演变”美梦又是什么？
三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陆平黑帮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是针锋相对的。陆平提出：“综合大学培养一切主要科学方面的师资、科学研究人材和工业、农业、文教等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干部”。陆平的这个培养目标实质上是培养资产阶级专家，而不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陆平的这个培养目标的引诱下，许多青年抱着当专家当领导干部等名利打算，考入北大。
从学生入学的头一天起，陆平黑帮便从各方面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第一，陆平黑帮阻挠和破坏群众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一九五八年以后和一九六四年以后，群众两次自觉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都被陆平黑帮破坏了。陆平黑帮的用心是极其狠毒的，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很清楚，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他们的修正主义便难以掩盖，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也就要破产了。
第二，陆平黑帮实行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在招生考试时，他们就注意选拔“尖子”，不问其政治情况如何，只要是“尖子”，就会得到欣赏、重视。凡是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高材生”，则给以种种特殊照顾，指定有经验的教师精心加以培养。甚至有的右派学生，被认为有外语天才，特地派两个教师为他辅导学习第三种外国语。他们完全是以业务挂帅，有一位资产阶级学者对这种教育方法作了这样的描述：“譬如浮水过河，浮过去的就能到达对岸，浮不过去的只好淹死”。许多青年被他们引到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的道路上去。
第三，通过课堂，向学生系统地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宣扬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腐朽颓废的人生观，毒害青年学生，使他们思想上慢慢发生演变。有些同学回忆他们所受毒害的经过时说，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一个“三部曲”：厌恶、适应、追求。外语某系有几位同学，刚入学时要求进步，对学校的歪风邪气不满，经过几年，这几个人都比原来退步了。学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吃、喝、玩、乐一套都学会了。每届毕业的前夕，在学生中出现极复杂的思想情况，贪图安逸，留恋大城市，怕到边远地区，怕参加体力劳动，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第四，陆平黑帮还竭力引诱青年教师走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道路。一九六二年陆平制定了一个“师资培养办法”，规定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之间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提升的条件。这纯粹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业务挂帅的办法。陆平黑帮解释说，“只要政治上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在业务上符合“办法”的要求，就可以提升学衔。他们取消了教师的政治标准，要教师专门去为争取学衔、争取个人名利而奋斗。
陆平还在全校选了八十七名教师作为培养重点，让他们基本上脱离教学工作，关门读书，写文章。他们中许多人只专不红，有些人政治极端落后，或者有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
第五，陆平黑帮把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教授。从一九五九年开始，陆平就让青年教师与老教授“对号”，以老教授作为追赶目标。有不少人被资产阶级专家潜移默化拉下了水。有些青年人跟随资产阶级专家搞著作、搞翻译，发了洋财之后，便对政治进步的要求逐渐淡薄了。他们逐渐变成资产阶级专家的第二代。
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也放手交给资产阶级教授，放弃了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使许多研究生接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们之中许多人只钻业务，不问政治，成了精神贵族。
在北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是你死我活的。
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彻底革命的方针，是为彻底消灭三大差别，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的。因此，党的教育方针一提出，就遭到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拚命反抗。陆平黑帮在北京大学实行的一切反革命措施，都是针对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他们竭力保留、加深和扩大三大差别，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我国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我们必须从同陆平反革命黑帮的斗争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彻底改造旧北大，彻底清算陆平黑帮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彻底挖掉北京大学的修正主义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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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说明了什么？
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代表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邓云柏
我们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对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一千个、一万个拥护。这个决定，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又一件大喜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大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新胜利。
我们贫下中农要控诉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制度。这个旧的制度，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长期以来，钻在教育界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抗拒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利用旧的招生考试制度，来同无产阶级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把大量的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衡东县大浦镇贫下中农子弟，遭到歧视和排斥的事实，就是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罪证之一。解放十七年来，我们镇里有十个人考取了大学。这十个大学生，全部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有一个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弟。难道是我们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的子女生成就“愚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生成就“聪明”吗？不是，完全不是。根本问题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搞我们的鬼，专我们的政。例如，我们镇上码头工人雷皇声的女儿雷华英，和地主的女儿朱凤英，在衡东一中读高中时，同一个班。雷华英不论在学校，在家里，都最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思想品德很好。在读高中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学习成绩和身体都很好，可是她在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没有被录取。相反，出身地主家庭的朱凤英，思想品德不好，劳动观点不强，学习成绩也比雷华英差，却考上了大学。优秀的工人女儿被排除在校门外，表现不好的地主女儿却进了大学。请看，这不明明是那些钻进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搞我们的鬼，专我们的政又是什么？
我们镇上的一个大地主，他的八个子女就有六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初中生。现在他们都钻进了北京、武汉等地，在重要机关和大学里工作，他们每月光给这个地主和地主婆寄回的钱，就达一百五十元之多，把地主喂得象肥猪一样，根本不劳动，根本不接受改造。对此，我们贫下中农无不万分气愤！钻在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难道不是你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的铁证吗？
这些万恶滔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上面有，下面也有。他们一脉相通，吃劳动人民的饭，穿劳动人民的衣，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干的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他们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捧上了天，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们把我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子女看成“眼中钉”，排斥打击，百般非难。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祖辈辈都是光眼瞎子。一九五八年，我信心百倍地送女儿秋娥去大浦小学读书，决心争取在文化上彻底翻身。因为家里人多劳力少，她放学回家要参加劳动，有时迟到一点，农忙时请点假，学校的校长、老师就以此为借口，给她加上“吊儿郎当、成绩不好”的罪名，要她退学，不让再读下去。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害得我一字不识，吃了半辈子没文化的苦。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贫下中农有了读书的机会，现在还要受卡，不能上学。难道还要让我们再变光眼瞎子吗？我越想越痛心，越想越气不过，跑到学校找校长、老师交涉，他们才勉强让我女儿读完一学期书。一九六四年我送第二个女儿秋英上学，因为一九六三年遭受了大旱灾，我一时交不齐学费，学校就四个月没发给书，我女儿只得听听课，借人家的书本抄一抄。为这事我自己赶到学校找老师，结果是一句话：“不行，冒（没）书就莫读了！”这样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四个月。后来镇党委发现了这个情况，才给解决。但到发书时，全学期已过去了三分之二。这样，我们贫下中农学生的成绩哪里好得起来？居民组长许清连（爱人是工人）在旧社会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她的儿子邓冬林平时表现不错，成绩也不错，去年夏天考高小时，学校借口“成绩不好”，没有录取。而另一个家庭成份不好、品质也很差的孩子，因家长请老师吃了饭，结果被录取了。后来，许清连的爱人写信给学校提意见，校长看了信，就把信往桌子上一放，威胁说：“他去告状，告到哪里去我都不怕！”很显然，这种教育制度不是向工农兵开门，而是向工农兵专政，不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我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文化翻身，所以这样深恶痛绝，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妄想长期霸占教育界的领导权，霸占学校的阵地，妄想把学校办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学校，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作精神准备和
“人材”准备。因此，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场关系到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印把子，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严肃的阶级斗争。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英明决定，说出了我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话，我们贫下中农要坚决地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彻底铲除罪恶滔天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而奋斗。在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中，我们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向党保证：一定破除资产阶级的招生办法，当好高等学校招生的“监考官”，严肃认真地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新生的推荐和选拔工作。
我们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坚决做到：不是无产阶级的学校不进，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编的书不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不听。一定要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走到底。一定要将我们贫下中农自己的儿女，培养锻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过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千年万代永远不变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