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武继延
周扬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总头目。这条黑线由来已久，它从三十年代一直贯到六十年代。在解放以前的长时间里，周扬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是王明路线在文艺战线上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周扬纠集了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邵荃麟等一批文艺界的反党老手，盘踞着文艺界，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政治上，他们是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代表；在思想上，他们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在组织上，他们是以三十年代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为核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三十年代，提倡所谓“国防文学”，打击无产阶级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是这个集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对台戏的，是这个集团；建国以来，对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界专了十几年政的，也是这个集团。这个集团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十几年来，他们利用所窃据的文艺界的领导地位，顽固地推行这个文艺纲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控制着文艺界，腐蚀着文艺界。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周扬一伙的丑恶面目，才能搞掉文艺界的黑线，才能打倒周扬这个黑线总头目，才能彻底清除文艺界黑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使毛泽东思想占领全部文艺阵地。
下面从八个方面对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加以驳斥。
一、周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①
什么是我们全国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呢？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鼓舞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力量的源泉呢？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我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最锐利的武器呢？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最光荣、最崇高的战斗任务。
周扬从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搞“个人崇拜”，是
“堵死了大家的积极性”。他还胡说什么“不是天天讲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思想了”。
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拥护还是反对，这是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宣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唯一的政治标准。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他们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文艺成为通俗地、形象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每读一本书，每看一出戏，每看一次电影，每唱一首歌，每听一次广播，都能够从中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鼓舞。而周扬却坚决反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妄图抽掉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方向。这就充分暴露了周扬是个假革命、反革命，是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
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周扬一伙，越是反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到自觉的水平，一辈子当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为了保卫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怕上刀山、入火海，不怕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二、周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鼓吹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在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文艺的这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这是一条最完整、最彻底、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文艺是封建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艺是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文艺，在革命前，它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它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斗争的工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精神条件。
周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公然提出了一个“全民文艺”的口号。胡说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已经过时了”，“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因此，今天的“文艺要为各种人所接受”。他把革命文艺说成是沟通各阶级的思想感情的工具。说什么“共鸣与阶级性的关系不大，任何一个阶级的艺术绝不是只给本阶级看的。它是给所有阶级看的，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还说，“有的作品则是既反映阶级的利益，又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②周扬所鼓吹的“全民文艺”，正同赫鲁晓夫所鼓吹的所谓“全民国家”一样，完全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骗人的鬼话。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的口号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周扬则用“全民文艺”的口号取消了无产阶级文艺最根本的东西——为工农兵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文艺背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要变成资产阶级的文艺。为所有阶级所接受、能引起所有阶级共鸣的文艺，是根本不存在的。周扬鼓吹“全民文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艺演变为资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
三、周扬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为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政策，是在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就会大大增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领导地位。
周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从资产阶级的阶级需要出发，故意抹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阶级内容，把它歪曲为反对“思想垄断”，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行政方法”，反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政策。他所反对的“思想垄断”，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他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根本的东西，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所反对的“行政方法”，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叫嚷反对“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就是不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周扬这样故意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让牛鬼蛇神一齐出来，“放”！就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妄图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毒草，挤掉无产阶级的香花。同时，周扬还摆出一副资产阶级护法神的架势，保护毒草。无产阶级要是去铲除毒草，就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就是违背了他们的禁令，就要给你加上个“犯了‘二百’”的罪名，当头给你一阵大棒。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打的是这个旗号，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打的是这个旗号，周扬打的也是这个旗号。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周扬充当了赫鲁晓夫的应声虫，公然赞扬这次大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解放，打破了过去思想垄断的局面”。一九五七年，周扬又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代言人，他兴高采烈地说，“过去是严寒，现在解冻了。”但是他还嫌不够，叫喊“虽然已经解冻，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很厉害，估计目前还处于‘春寒’状态，真正春暖花开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周扬所梦寐以求的
“春暖花开的时期”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就是周扬一伙完全“自由化”了的时期，就是毒草遍地滋长，牛鬼蛇神横行无阻的时期。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③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周扬的这一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旗连根拔掉，把周扬这个资产阶级的护法神彻底打倒，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社会主义的百花红遍人间。
四、周扬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反动的
文艺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判过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观，建国以来曾经批判过和正在批判的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观，如“人性论”、“形象思维论”、“唯情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题材广泛论”、“间接配合论”，等等，都是周扬黑店里的货色，都打着“周家”印记，都是从他那里零整批发出来的。
周扬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④周扬却说，把人看作“阶级的化身，只有阶级性”，就是“阶级标签主义”。他大肆鼓吹在文艺作品中，要表现人性，不要表现阶级性。他主张“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主张“要表现童心”，“写真人真心”，写“人类亲爱”。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绝不可能有超阶级的人性。周扬的所谓“童心”、“真心”、“人类亲爱”等超阶级的人性，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周扬贩卖“形象思维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他说艺术的特殊规律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两种东西”。周扬所宣扬的“形象思维”，据说是一种不要理性的纯感性活动，是一种排斥逻辑思维的纯形象活动，是一种从感性到感性，从形象到形象的活动。这种神乎其神的所谓“形象思维”，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毛主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⑤这是一个普遍真理。作家艺术家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才能认识世界，才能进行文艺创作。周扬宣扬的所谓“形象思维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目的，是从根本上反对作家艺术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是从根本上否定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指导作用。把作家艺术家说成是一种特殊的人，把文学艺术创作活动说成是一种谁也管不了的特殊活动，为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制造理论根据。
周扬贩卖资产阶级现实主义，鼓吹“写真实论”。周扬是一个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最狂热的崇拜者。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实质就是“写真实”。所谓“写真实”，也就是暴露。周扬从资产阶级文艺的武库里找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个“法宝”来，是为了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抗，是为了要作家艺术家不要去歌颂社会主义，而要去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
“阴暗面”。他说，作品的“主题只能是观察生活的结论”，作家的“看法与党有距离，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只找玫瑰色的东西，那就不是真理。”他疯狂地叫嚣，“应该揭露我们的缺点，应该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毛主席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⑥周扬正是前者。他同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一样，爱劳动人民之所恨，恨劳动人民之所爱，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充满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戴着反革命的有色眼镜，专门从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找所谓“阴暗面”。十几年来，他声嘶力竭地鼓吹“写真实”，正是为了煽动作家艺术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劳动人民。
周扬贩卖“写中间人物论”，反对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写工农兵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根本任务。在我们的时代，塑造哪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让哪一个阶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文艺的界限。我们一向主张，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满腔热情地去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而周扬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完全对立的。他借口对什么人都要“一分为二”，说生活中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人”，反对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创造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他主张写贫农、工人、党员的“品质上的缺点”，主张写劳动人民心灵的创伤，这实际上就是提倡写“中间人物”，即落后人物。周扬一方面竭力反对我们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又提倡歌颂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说什么“任何阶级，任何集团，都有先进的方面”，“资产阶级工商界中也有先进的一面”，“皇帝也有好的”，
“封建统治者内部也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人”。这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的人说什么阶级的话，周扬的爱和憎，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周扬贩卖“题材广泛论”，反对写重大题材。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家艺术家选择创作题材，必须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主张一切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努力表现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表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伟大的人民战争，表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等等。这就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题材。周扬却以反“题材决定论”为名，反对写重大题材。说什么，“不表现时代”，“不一定完全适合人民斗争的需要”，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他鼓吹
“题材广泛论”，主张题材“多样化”，叫嚷作家艺术家要有选择题材的“充分自由”，“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还特别强调要大搞所谓“无害的”、“有味的”、“能提高欣赏水平和欣赏趣味”的东西，妄图把作家艺术家引导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阶级斗争现实的邪路上去。
周扬贩卖“间接配合论”，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主席说：“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⑦无产阶级文艺一定要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为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为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服务，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离开了这一点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周扬却狂妄地宣称，“服务这种说法是有毛病的，顶多可以说直接配合、间接配合。”周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间接配合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他认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定货”关系，应该是公私合营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对党向他提出的任务，“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他嘲笑我们服从政治任务，是过了时的“文工团的经验”；辱骂我们“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是“狭隘的、不恰当的”。周扬的所谓“间接配合”是个什么东西呢？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内容的同样也可以为政治服务”。实质上就是不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十几年来，周扬这个大黑货贩子，挂着革命的羊头，卖反革命的狗肉，打着“权威”、“专家”、“祖师爷”的招牌，推销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观的黑货，迷惑了很多人，毒害了很多人。文艺观是涉及每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的问题，不把周扬这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观批倒，搞臭，就不能清楚地认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实质，就不能彻底消除他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对文艺界的毒害。
五、周扬疯狂地鼓吹崇洋复古，顽固地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周扬十几年来，一直顽固地抗拒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改造，狂热地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他在“洋人”面前是一副奴才相，在古人面前是孝子贤孙。他是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死心塌地的保皇党。
周扬把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文化，吹捧为“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峰”，把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吹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始人，是“改造文学”的马克思。他极力反对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文艺家，说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个“很重要的斯基”，是个“很大的斯基”，“人家有很重要的成就”，“根本不能打倒，也打不倒”。他主张“不断介绍”外国资产阶级的文艺到中国来，要话剧、戏曲都上演《茶花女》《罗米欧与朱丽叶》《奥赛罗》《李尔王》等节目，使这些东西“很快地在中国普及”。他还要我们去向当代资产阶级最反动、最腐朽的“新浪潮”、“现代主义”的文艺学习。周扬认为，“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化高潮。”
周扬提出，“挖掘遗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民族化有决定意义”。他说，“只承认解放后的一部分作品，说老的是封建的，五四以来的是资产阶级的，我看这是一种不肖子孙。”并厚颜无耻地说，五四以来的文艺是“父亲”，封建时代的文艺是“祖父”，“没有他们你们怎么生得出来呢？不管你喜欢与否，祖父和父亲是否定不了的。”因此，他主张大量出版传统剧目，供各剧团演出，把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普及到群众中去”，让它们“焕发着耀目的光彩，一直到共产主义时代。”周扬在拚命地提倡封建主义文艺的同时，还鼓吹
“道德继承论”，胡说什么“中国人在长期封建社会里积累的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君臣父子之道等，尽管都是封建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的。”企图“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应该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一九五○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周扬这个封建主义文艺的孝子贤孙却一直顽强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戏曲改革，反对演革命现代戏。谩骂戏曲改革是“粗暴”，主张“不要去勉强”改，“以免弄得四不象”。他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算是忠心耿耿，孝顺到家了。谁要改革，就象是掘了他家的祖坟，断了他家的香火。但周扬并非是不讲改革的，他的所谓改革，不是推陈出新，而是推陈出陈，甚至是推新出陈。他让本来主要是演革命题材的话剧，去演《乔老爷上轿》《祭头巾》《杨家将》《金沙滩》等等。这是倒退的“改革”，反动的“改革”，反革命的“改革”。
周扬这样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其目的是要挤掉无产阶级的文艺，来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文艺的大泛滥，来一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总复辟。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拒绝继承和借鉴中外的文学艺术遗产。毛主席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⑧
很明显，批判地接收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方针。周扬主张对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无批判地全盘接收，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是一个破坏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方针，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方针。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循毛主席制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在一起，做旧文化的批判者，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六、周扬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攻击文艺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
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是思想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重要方面，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主席说：“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⑨周扬反对毛主席这一英明的论断，胡说什么“艺术好才能政治第一”。他还为电影规定了一个“四好”的标准，什么“好故事，好镜头，好演员，好音乐”，就是不提好政治。周扬的这种艺术标准第一的谬论，和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一样，只不过是企图在“艺术第一”的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推销资产阶级的政治。他还借口“不要把政治标准庸俗化”，公然篡改毛主席提出的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把文艺分为“有益、无害、有害几种情况”，制造了一种所谓政治上没有害处，生活上还有一点益处的“无害有益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鸟鱼虫，神童古恋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大开方便之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周扬大唱反调，提出了一个“先立后破”、“破易立难”的谬论。说“破比较容易，立就比较困难了。不是每一个破，同时都等于立。”周扬反对破，就是不准无产阶级铲除毒草，不准革命。为此，他还给无产阶级左派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不要“再采取过去批判胡适、胡风和批评俞平伯那种带运动性的方式，而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不要扣
“政治帽子”，“学术问题要与政治问题严格分开”，
“完全凭学术本身讲道理”，等等。周扬妄想用这一套捆住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取消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
周扬还为在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的各次重大斗争中被批判的牛鬼蛇神喊冤叫屈，大刮翻案风。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对各种毒草的批判是“大砍大杀”，是“小子鸣鼓而攻之”，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他诬蔑历次政治运动，是设置各种“深渊”，什么“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一下跌入，万劫不复。”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反动派都是自设深渊，自己往下跳。周扬反诬我们设置“深渊”，借此进行反攻倒算，完全是徒劳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不管周扬之流怎样攻击和谩骂，无产阶级对你们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一刻也不能停止，一点也不能放松。
革命的文艺批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我们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他们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一切牛鬼蛇神展开了英勇、猛烈的战斗，表现出明确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周扬不是最害怕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鸣鼓而攻之”吗？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就是要擂起战鼓，发起冲锋，群起而攻之。
七、周扬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三名主义”、“三高政策”，阴谋对整个文艺队伍实行“和平演变”。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⑩
就在毛主席作了这一重要指示以后不久，周扬竟公然说：“我们对资产阶级已实行了和平改造。现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办法了。”
一九六一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正当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大肆活跃，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周扬又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
“我们的文艺界、知识界是个很可爱的队伍。”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也说“他们是好同志”。照周扬说来，我们文艺队伍里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已经永远熄灭了。
周扬果真相信阶级斗争熄灭论吗？不是。这是他的一个大阴谋。他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要煽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十几年来，周扬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一直对我们的文艺队伍进行猖狂的进攻。
他采取的主要进攻手段有两个：
一个手段是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积极扩充他的反革命黑店的班底。周扬千方百计帮助右派分子翻案，胡说什么“有些右派是糊里糊涂跟着起哄”搞成的，“这批人当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要帮他们摘掉帽子”，“这样我们的队伍就大，就不致于狭隘。”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谩骂社会主义制度“抹杀”人材“也很厉害”。他还别有用心地说，“不患无千里马，而患无伯乐”。他俨然以伯乐自居，拉拢一些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搜罗右派分子、叛徒、汉奸、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遗老遗少等一堆社会渣滓，结成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死党。
周扬的另一个手段是，思想腐蚀，和平演变，阴谋使革命的文艺队伍改变颜色。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文艺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他主张文艺工作者要多读十八、十九世纪的外国作品，“甚至反动的书籍”也要读，把青年的头脑搞“复杂点”，要培养青年有“海瑞上本的精神”。他反对深入生活，反对思想改造，对年轻的人说：“下去也不能从生活里体验什么”，“就不必去”了；对年长的人说：“在乡下呆一个礼拜，再回县城呆一个礼拜，解决解决洗澡和嘴馋的问题”。一句话，就是主张关起门来读书，关起门来“追求技巧”。他反对突出政治，推行高薪金、高稿酬、高奖金的“三高政策”，说“有什么货色拿什么报酬。画家卖画好了。电影导演搞出片子，拿钱，不导演片子，没有钱。文学家也是如此，写出作品来，收稿费、收版税。”他反对党的培养，鼓吹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的“三名主义”，主张“培养青年作者，要依靠老专家”，“成名成家”要靠“个人的努力”，要争取做一个“有强烈吸引力的演员”，要争取做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就象“一个政党要有一个领袖一样”。
我们要向周扬大喝一声：你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你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文艺队伍，是决定无产阶级文艺兴亡的关键。没有一支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文艺。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敌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对我们的文艺队伍进行腐蚀和破坏。从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诞生的那天起，在文艺队伍中就一直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周扬挖空心思地要改变我们文艺队伍的颜色，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经受风雨，改造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文艺战士，把我们的文艺队伍建设成一支无限忠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限忠实于党的事业，无限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文艺大军。
八、周扬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妄图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这个核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才能胜利。有了这个核心，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才能繁荣发展。有了这个核心，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
周扬从反动的阶级立场出发，深知党的领导是他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最大障碍，是他妄图篡党夺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敌。因而他多年来反这反那，反来反去，总是把一切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领导。他骂党的领导是“一党包办”，还居心险恶地说：“旧思想有时可以在另一种形式下出现，即旧内容，新形式。旧内容——封建家长统治，新形式——党委书记挂帅。”他骂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占据一切，代替一切”。他骂党员干部是“统治者”，是“奴役者”。周扬叫嚷，要把党的文艺事业交给“党内外的专家去领导”，“同党外人士”“共同领导”，用“社会方式”领导，“通过艺委会领导”。他主张文艺界的协会是艺术家“自己的组织，不应当成为政府的附庸”。他煽动文艺工作者不要听党的话，说“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这句话，值得考虑”。还说“党对文艺也不要下命令，把牡丹花贬到洛阳，到洛阳它还是要开花的。”
从周扬这一连串咬牙切齿的咒骂声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他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怀有多么深的仇恨，他的心是多么黑，他的面目是多么狰狞。其实，对文艺界实行封建家长统治的，正是自封为“祖师爷”的周扬。什么“奴役者”、“统治者”，正是周扬这个文艺界的阎王爷和他一帮牛头马面的自身写照。他咒骂党的领导的目的，无非是让党退位，让党把领导权交出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通过周扬的自供，他篡党夺权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以周扬为总头目的文艺黑线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对我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他们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他们挂着老党员、老“左翼”、老资格的头衔，任意歪曲毛泽东文艺思想，竭力阻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用他们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统治着文艺界。他们把持了文艺界的绝大多数领导机关，把它变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滥用职权，发号施令，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庇护资产阶级右派，压制社会主义文艺，为毒草开绿灯，发通行证。他们控制了许多文艺报刊、出版社、艺术团体、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等文艺阵地，制造了大量毒草，在人民群众中散播了大量毒素。他们把文艺界的多数协会变成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团体，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染缸，腐蚀了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把许多艺术院校变成了塑造资产阶级文艺接班人的作坊，毒害了许多青年。
总之，他们是一伙披着羊皮的恶狼，化成美女的毒蛇。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挂着无产阶级文艺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是最近被揭发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埋在我们党内和文艺界的一颗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
我们同以周扬为总头目的文艺黑线的斗争，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兴无灭资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上层建筑，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周扬及其一伙，同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等反革命集团，也总在拚命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上层建筑，为实现资产阶级复辟准备精神条件。
十几年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艺界的历次重大斗争，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为一方，同以周扬所代表的文艺黑线为另一方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和全国人民来说，经过一次斗争，觉悟就提高一步，毛泽东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就深入一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前进一步。
周扬这个狡猾的反革命老手，每当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的时候，他就以“左”的面目出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正面人物”；每当革命运动的高潮一过，他就再一次伸出魔爪。因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也就形成高一阵、低一阵，阴一阵、阳一阵的状态。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就在一九六五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的时候，周扬还在最近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黑帮首领的指挥下，大摆阎王爷的威风，挥动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防止片面性”等等大棒，打击无产阶级左派，打击革命群众，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浪潮压下去。现在，周扬等一伙丑类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紧紧地揪住不放，把他们批倒，斗臭，使他们永远不能再放毒气，永远不能再害人。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横扫盘踞在各个文化领域里的牛鬼蛇神，直捣“阎罗殿”，打倒
“活阎王”，彻底打破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专家”、“名人”、“权威”、“祖师爷”对文化的垄断，清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亿万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必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大放异彩的时代。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注：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
第二版，第八五○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
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
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
版，第二七二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八○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四页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八四页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七一页
⑩《毛泽东论文艺》一九五八年版，第九四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