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文化革命中也要拜贫下中农为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任则
在当前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新时代，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利用在农村半工半读的有利条件，到贫下中农中去，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读毛主席的书，一起参加文化革命。广大贫下中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善于识别香花和毒草，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的要害，三言两语就把道理讲得透彻明白，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纠正了许多错误认识，有些长期以来争论不清的问题也逐步解决了。
实践证明，工农兵群众是文化革命的主力，没有他们参加，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和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才能在文化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贫下中农最关心文化革命
起初，我们对贫下中农是否关心文化革命，能否积极参加战斗，曾经有过一些疑虑和错误的想法。有的同学以为，贫下中农只关心生产，关心队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里知道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那里会参加什么学术批判？个别同学甚至极其错误地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关心文化革命的大事。
但是，事实教育了我们，广大贫下中农不仅十分关心当前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当他们听了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以后，无不感到万分愤慨，他们抱着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决心，立即行动起来，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战斗，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场面。
贫农保管员刘文通一家五口，从大人到小孩，当晚就写了三份决心书和《坚决斗倒邓拓——驳〈伟大的空话〉》等两篇批判文章，一直搞到深夜一点多钟。贫农青年张振禄，晚上值班管理电井，白天不休息，写了批判文章：《吴晗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反对解放战争》。我们劝他休息，他说：“休息？不把吴晗斗倒，我怎么能休息？让吴晗这些牛鬼蛇神夺去印把子，我上那儿去休息！”
广大贫下中农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感情，邓拓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怒。贫农蒋纪坤说：“我们贫下中农天天想念毛主席，想得要命，可是这伙坏蛋，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我们怎能容许他们放肆呢？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年近七十的贫农饲养员蒋纪常，听了邓拓的反动言论后，气得胡子都竖了起来。他说：“邓拓这伙是什么东西！他们是替谁说话？我看邓拓是大毒蛇，毒蛇是要咬人的，我们非把它除掉不可。”
广大贫下中农认识到，我们和邓拓等人的斗争，决不只是打打“笔墨官司”，决不是什么无关大局的事，而是关系到贫下中农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老贫农秦宝玉说：“邓拓讲的那些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要咱们回到旧社会去。不把邓拓斗倒，中国就要变颜色，我的子孙后代就要当长工。”贫农杨大妈说：“拿枪的敌人消灭了，拿笔的敌人还没有消灭，邓拓的笔就是一杆黑枪，他是想用笔杆子夺我们的枪杆子。我们要把笔杆子夺过来！让他们掌了权，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就要重演。”贫农王庆民说：“邓拓是披着羊皮的狼，打着红旗反红旗，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坏事。他是个漏网的右派分子，是颗定时炸弹，必须赶紧把它挖掉。”
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我们听着、看着、想着，对照自己，心情格外激动。大家深深感到，对待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态度与贫下中农比较起来，实在是相差太远了。贫下中农怀着对我们伟大的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切齿痛恨，积极投入战斗。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强烈的阶级感情，没有这样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过去，有的人写批判文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别人执笔时自己就不开动脑筋；考试一完，竟把有关的资料装进箱子，认为万事大吉了。有的同学写批判文章是为了登报出名。甚至有个别同学，怕影响自己的考试成绩，干脆回避这场斗争，选择与学术批判无关的考题。
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文化革命，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贫下中农高昂的革命热情影响下，我们丢掉了个人主义的臭包袱，和他们并肩战斗。许多同学不怕苦不怕累，废寝忘食，日夜苦斗。有的同学晚上抓时间看材料，开座谈会，白天还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边劳动边议论。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整理出了贫下中农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材料，为贫下中农说了话，而且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加强了战斗的能力。
贫下中农最懂历史
原先，有的同学认为，贫下中农参加学术批判，搞一些政治观点还可以，但一涉及历史知识，恐怕未必能行。他们说：连我们这些大学生，念了十几年书，还没有读完二十四史；贫下中农“文化低”，“历史知识少”，怎么斗得过邓拓这样的“杂家”和吴晗这样的“明史专家”呢？
事实纠正了我们的错误认识。真正懂得历史的，决不是那些把二十四史奉为金科玉律的地主、资产阶级“专家”，而是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
例如，在学校里，我们有些同学曾就海瑞修水利问题有过争论。吴晗说，海瑞“兴修水利，对农民、特别是对贫农、中农是有利的”。当时，有些同学认为海瑞疏通吴淞江，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效果上，总是有利于生产，多少会给农民带来一些好处。
贫下中农的看法完全相反。贫农张子强气愤地说：“什么！地主官老爷为我们穷人修水利，没有那个事。他就是修了水利，也是叫地主老财使用，根本没有咱们贫苦农民的份。再说，穷人没有地，也用不着他的水！”张大爷还控诉说：“在解放前，开河就是农民的苦役。地主、官老爷打着为穷人办事的牌子，向穷人搜刮，把我们的血汗搜刮尽啦，再逼着穷人去给他们挖河、修水利，修成后也归他们用，我们穷人只有流汗流血，当牛当马，半点好处也没有。修水利是富了财主，苦了百姓”。贫农萧长玉大妈进一步说：“咱们穷人没有地，地都是地主的，修好水利多打点粮食，还不是多交点租子，有什么光好沾？地主把坏地租给穷人种，等你把土地侍弄好啦，抗住了水灾、旱灾，地主不是加租就是把地收回去。即便多打了一点粮食，也到不了咱们贫下中农的手啊！”
贫下中农没有地，水利修得再好，穷人根本沾不上光。对于受尽地主剥削压迫的贫下中农来说，这本来是最简单明白的道理，可是我们就不懂得。因为我们没有受过地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不懂得贫下中农的苦难家史，所以不能完全站在贫下中农一边，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这正是我们缺乏阶级观点、缺乏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表现。
又如，所谓“清官”问题。在学校里，有些同学认为，不能讲封建社会有什么“好官”，但是“清官”和“贪官”的区别，总还是存在的。不承认这点，就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贫下中农的看法和我们截然相反。贫农刘德良大爷气愤地说：“邓拓、吴晗简直是胡说八道！旧社会的官都是官官相卫，坑害老百姓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旧戏里的‘清官’都是地主老爷造出来的，是让我们穷人甘心情愿受他们的统治。”革命烈属刘大妈还向我们控诉说：“我的丈夫和儿子都叫地主坏蛋弄死啦，那个‘清官大老爷’救过我们？地主和他们的官都是狼心狗肺，心都是黑的，掏出来狗都不吃。他杀死了我们一家三口，我要恨他们一辈子，死了也恨他们。”下中农刘德才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民国三十四年，我的十三亩地、三间房、一个菜园子，被富农刘德喜霸占了，我去伪昌平县法院告状，刘德喜有钱有势，买通了官府，我就被轰了出来。那个世道，刀把子握在有钱人的手里，咱穷人那有申冤诉苦的地方！”
贫下中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血和泪写成的家史、村史，深刻地证明了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他们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南山虎，北山虎都是吃人的！”对待穷人，“贪官是一刀戳，活剥皮；‘清官’是零刀割，活受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官是咱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有他们就没有咱们”。
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说明，不了解旧社会贫下中农受压迫受剥削的家史、村史，就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也就不能真正懂得历史。真正懂得历史的不是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贫下中农，他们最有资格在历史问题上发言。广大贫下中农不仅能够参加学术批判，而且能够讲出许多知识分子想不到、讲不出的革命道理。由于他们心红眼亮，对邓拓一伙的批判也就一针见血，抓得准、打得狠、批得深、驳得透，这正是我们所不及的。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文化革命中，又一次证明了这是真理。
贫下中农最会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战斗
贫下中农为什么能够有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能够那样深刻地揭露邓拓一伙的反动本质呢？在这一段战斗生活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武器的结果。
广大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当他们听到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之后，个个非常气愤。他们坚信：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一定能够揪出邓拓这些牛鬼蛇神，使它们原形毕露，把它们彻底斗倒斗臭，连根拔掉。贫农蒋纪昆老大爷说：“你甭看邓拓、吴晗狡猾，装成牛头马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咱毛主席一突出政治，一抓阶级斗争，就把他们揪出来了。”保管员刘文通也说：“毛主席著作真灵，只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话办，妖魔鬼怪就害怕了。拿枪的敌人好抓，不拿枪的敌人也好办”。共青团员秦常明，看到报纸上发表了邓拓、吴晗的反动观点之后，一夜没睡觉，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回忆家史，对照邓拓的观点，一条一条加以驳斥，并写了批判文章。她说：“不管邓拓一伙怎样拐弯抹角，咱用毛泽东思想一照，它就站不住脚了。”
贫农萧长玉听到邓拓说“王道比霸道好”，要我们不要对地富反坏实行专政之后，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毛主席说：对反动派就得实行专政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对地富反坏讲人情，不专政，就是不革命，就是让我们伸出脑袋让敌人砍。邓拓说‘王道比霸道好’，就是替地主阶级说话，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们在饲养场里，和饲养员蒋纪常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语录，又把邓拓、吴晗美化帝王将相的谬论讲给他听，他马上反驳道：“什么，吴晗说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贡献大，这是明着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吃的、穿的、用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天下是咱穷人在毛主席领导下打出来的。地主阶级什么也不干，就知道剥削咱劳动人民，没有咱劳动人民，这些混蛋都得冻死、饿死。邓拓、吴晗说劳动人民没有成就，试问打翻一个一个皇帝是谁的功劳？打垮蒋介石又是谁的功劳？吴晗的心真毒，他美化帝王将相，贬斥劳动人民，是梦想把我们贫下中农重新压在地底下！我们贫下中农读了毛主席的书，懂得了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历史，吴晗的鬼话就骗不了人，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当革命的主力军。”
广大贫下中农就是这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来和邓拓一伙作斗争的。对比之下，我们这些大学生感到无比惭愧！本来，我们天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天念毛主席的书，但是，由于脱离三大革命实践，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活学活用，因此，对于邓拓一伙的猖狂进攻，我们长期认识不清，即使在了解了这场斗争的性质之后，对它的严重性也还是估计不足。有的同学在批判吴晗“清官论”时，虽然也读了毛主席的书，还特别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但读来读去，还是承认“清官”的存在，并力图对“清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说它既有功的一面，又有过的一面；既有成绩，又有缺点。弄来弄去，结果不仅抓不住问题的本质，而且还陷入折衷主义和阶级调和论。
贫下中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深深体会到，要彻底打垮一切牛鬼蛇神，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象贫下中农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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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涤荡了旧社会的一切陈腐观念和学说，也破除了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搞文化革命，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许多同学初步找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差距。正如有的同学所说：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比我们稳，政治嗅觉比我们灵，阶级感情比我们深，革命积极性比我们高，看问题比我们准，毛主席著作比我们学得好用得活。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永远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尽快地缩小这个差距。
我们是在农村半工半读的学生，贫农蒋纪常大爷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铁托变了，赫鲁晓夫变了，我们中国有些耍笔杆子的人也变了。你们将来会不会变呢？不知道了。你们这次下来很好！大学生自己种地出粮食，自己盖房住，这就很好嘛！你们这样搞下去，将来就不会变质！”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决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誓将半工半读搞好，立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滚上一身厚泥巴，做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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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精神”？
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 张后铨
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宋司马光通鉴稿》。翦伯赞为这个只有四百六十余字的残稿，以《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为题写了一篇跋。他借题发挥，对司马光及其所编《通鉴》大加吹捧，称赞《通鉴》“是一部最成功的集体写作的通史”，称赞司马光为“主编”历史的“很好的模范”。翦伯赞颂扬这位“主编”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并且一再颂扬他“诚笃忠厚，气象凛然”，“惟公不欺之学，何往而不在哉”。翦伯赞炮制出一个“司马光精神”，并且大声疾呼地号召我们向它学习，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我国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的思潮，颂扬帝王将相、“清官”“好官”、文人学士的声浪喧嚣一时。吴晗和翦伯赞是最活跃的代表。吴晗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把这个地主阶级的官僚渲染为人民的“救星”、顶天立地的“英雄”，炮制出“海瑞精神”，号召人们向海瑞学习。翦伯赞则抬出司马光，把这个反动保守的“丞相”，描写成“气象凛然”有“美德”的人物，歌颂他是史学界的“模范”。二者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吴晗用海瑞的躯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翦伯赞用司马光的亡灵来对抗史学革命。他们都是借封建主义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革命。革命的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帝王将相宣战，向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史学传统宣战，向一切抱残守缺、死抱住帝王家谱不放的“史学权威”们宣战。他们着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被剥削阶级所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主人翁地位。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开始走出书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编写工农群众同阶级敌人英勇斗争的历史，使历史学开始成为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史学革命的洪流把一些“学者”“专家”们触怒了。他们感到，这一股洪流终将摇撼他们的“权威”地位，终将冲垮他们把持了多年的学阀宝座。他们坐卧不安，“骨鲠在喉”，非出来讲话不可。翦伯赞充当了反对史学革命的急先锋，极力阻挡革命的洪流的前进。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肆意诋毁，对革命成果横加非议。他说什么革命的史学研究工作，是“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歪曲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结果是使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翦伯赞把史学革命及其成果说得一无是处，简直是糟透了。
翦伯赞捏造了史学革命的种种弊病，然后把产生弊病的根源归咎于“以论带史”，即归咎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历史研究。他讥讽革命史学工作者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挑选经典著作中的文句，就在于一再重复这些文句”，“只是围绕着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甚至文句转来转去”，“找一句经典著作来保镖”。革命史学工作者被挖苦成只会“张开嘴来接受”“烤火鸡”的懒汉。翦伯赞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胡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是“片面的”，“错误的”，“应该废除”。
实际上，翦伯赞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来推销他的“史料即史学”的私货。他说：“材料是知识的源泉”，“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等等。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反对“史料即史学”就是把史料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就是无异说“资产阶级是言必有据，无信不征，无产阶级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话”。
翦伯赞在这里无非是想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有马列主义作“花边”、“标签”、“保镖”，还是无济于事；还得跟我来，钻进故纸堆，拜倒在古人脚下，靠拾古人的余唾过日子。为了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翦伯赞抬出了司马光这个偶象。曾经说过“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的翦伯赞，这时却含沙射影，借用司马光的名字，颂古非今，反对史学革命。
翦伯赞一方面把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说成是“懒汉”，把史学战线上蓬蓬勃勃的革命说成是“了草轻率”，一方面则称赞司马光“落笔不苟”的“负责态度”和“严谨精神”，说司马光的精神“对于那些以了草轻率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他别有用心地引用元人黄溍的话：“今之文人，类以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也。”翦伯赞卖命地颂扬司马光，就是要“温公复生”，来抗拒史学革命。
翦伯赞一方面极力诽谤史学革命及其成果是“空洞洞”、“干巴巴”、“单调、僵死、干燥无味”，另方面则对《通鉴》大加赞扬：“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一方面把革命史学工作者说得一钱不值，另方面把司马光抬上天，对封建史学颂扬备至。翦伯赞究竟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恨什么，爱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为了取消史学战线上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党的群众路线相抗衡，翦伯赞提出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他说，要编写历史就得象司马光那样，“自己邀请”几个“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不大”的“集体”，这些人“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这些人就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换句话说，要编写历史，只能是冷冷清清，由几个“专家”“学者”去搞。让我们看看翦伯赞的主张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吧：
“自己邀请”。就是企图取消党对学术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听任几个“专家”独断独行。这种论调是一点也不新鲜了。早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鼓吹过“教授治校”等谬论吗？翦伯赞不过是从垃圾堆中拣来一点破烂罢了。
“志同道合”。同翦伯赞能合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们，才能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他们的合作结果，必然是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共同美化帝王将相，诬蔑农民革命，等等。
“专门研究”云云。实际上是摆出一副“专家”的“威严”面孔，来吓唬和压制新生力量，压制和排挤年轻的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因为在翦伯赞看来，不屑一顾的“懒汉”们是没有资格进入他们所把持的学术“王国”的。
“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才配得上充当编写历史的成员。这些人必须象司马光所邀请的那样“博记能文章”，“无所不览”，“博通群书”。那么，今天谁能博得翦伯赞这样的尊称呢？还不是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资产阶级“权威”。这些“史学家”能编出什么样的历史来？答案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翦伯赞提出“司马光精神”，完全是为了反对史学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史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的。事实上，一九六一年翦伯赞就以司马光自居，邀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以所谓“司马光精神”，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支毒箭，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不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翦伯赞所吹捧的“司马光精神”，乃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精神。我们必须坚决粉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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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但”字后面藏私货
王凌寒
翦伯赞一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由于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有些文章曾经蒙蔽过一些人。他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广大读者的面前，拆穿他的西洋镜，让大家看一看，他打的是马克思主义旗号，贩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玩弄的究竟是什么手法？
说穿了真是一文也不值。大家知道，翦伯赞是反对别人对帝王将相“在肯定以后，马上又加以否定”的，可是在他自己写的这篇文章里，就是玩弄了这样的手法。他先是说几句似乎有点象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接着就来个“但”怎么怎么，加以否定，于是私货就藏在这“但”字后面了。不信，有下面例子为证：
翦伯赞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的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必须承认它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句话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是接着他就加以否定说：“但农民战争发生的时期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因而它对封建社会打击的广度和深度也有轻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翦伯赞在这里是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手法。表面上看，他说“不可一概而论”，似乎对农民战争多少还肯定了一些。可是接下去看，他是把农民战争起不起作用归结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原来，在翦伯赞看来，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并不是农民的革命，而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和恩赐。就在这一段话后面，他作出反动的结论：农民“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请问：既然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它如何能是封建社会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呢？它对历史如何能起推动作用呢？所以，在“但”字后面的话，直接推翻了“但”字前面的话；前面的话是假的，后面的话才是翦伯赞的真正心里话。
翦伯赞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的估价，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让我们把它和毛主席的理论对照一下，立即就可以真伪分明。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说，不论发生时期先后，规模大小，持续时间长短，农民战争对历史总是起推动作用。只有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把阶级矛盾的发展看成是推动社会前进、推动新旧社会代谢的观点，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翦伯赞却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地承认农民战争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农民战争不一定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这哪里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呢？它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史学理论。
翦伯赞又说：“劳动人民，不论是奴隶、农奴或农民，他们都反对压迫剥削”。这句话没有错。可是接着他又以同样卑劣的手法加以否定说：“但他们并不了解被剥削被压迫的基本原因是私有制度，他们不反对私有制度，只反对那些不堪忍受的财产的差别”。翦伯赞的意思是说，农民是不反对封建的私有社会制度的，农民起来反抗，只是想向地主要点东西，缩小一些财产的差别而已。这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农民革命的恶毒的诬蔑和咒骂！
毛主席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因为农民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度正是地主阶级赖以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制度，农民不反对私有制度就根本无法彻底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由封建社会私有制度决定的，如果农民不反对私有制度，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也不能消除。因此，不管农民意识不意识，农民反对私有制这一点，是由封建社会私有制度所产生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决定好了的。然而翦伯赞却说：“他们不反对私有制度，只反对那些不堪忍受的财产的差别”。这就是说，不推翻私有制度，不摧毁封建社会，只要缩小一些财产的差别，适当进行一些改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可以消除的。这哪里是农民的思想？这完全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阶级调和论和修正主义观点。
尽管翦伯赞遮遮掩掩，躲躲闪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仍然骗不了人。真理总归是真理，谬论不论怎样涂脂抹粉，总归是谬论。拆穿了他的西洋镜以后，到底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到底是金玉，还是败絮？就一目了然了。正如挂上了羊头以后卖出来的狗肉还是狗肉，狗肉是变不了羊肉的。
通过上面例证的分析对照，我们可以看出翦伯赞所宣扬的史学观点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而且完全是与毛主席思想针锋相对的。他的“初步意见”其实主要就是要反对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彻底清除翦伯赞的反动影响，不再让他那种冒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招摇撞骗，我们要大喝一声：把藏在“但”字后面的狐狸尾巴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