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
一朵红花
王任重
夏菊花同志，在旧社会是一个受苦、受摧残的穷孩子。中国解放了，她也从苦难中被解放出来。新旧社会的对比，多么明显！夏菊花同志，由于对旧社会的痛恨，就特别热爱新社会。她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感谢那些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英雄、烈士。从感恩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经过党的教育，逐渐成长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懂得了杂技艺术不再是为有闲阶级开心的玩艺，不再是讨饭吃的手段，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武器。
夏菊花同志的杂技表演艺术，不仅在国内得到好评，而且在国外几大洲，十几个国家的演出，都受到很高的赞扬。把她比做新中国文艺界的一朵红花，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把夏菊花同志比做一朵红花，首先不是看她表演艺术的美，而是说她思想的红。她的表演艺术的美，是人所共见的。但是她的思想和她的品格的美，并不是观众都了解的。今天《湖北日报》发表了夏菊花同志的文章。她叙述了自己成长的过程，讲了怎样从毛主席著作中汲取力量，提高觉悟，使自己向杂技艺术的高峰攀登。这正是值得我们各行各业的同志学习的地方。
夏菊花同志是一位又红又专的艺术家。她称得上是摆脱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她在国内国外都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是她丝毫不骄傲，不自满，不特殊；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纯朴作风。这在外国资产阶级看来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了解她。她是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在生活、学习、工作、斗争。她把一切荣誉归功于集体，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她所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是祖国的荣誉。对于自己则是严格要求，不断学习，不断革命，精益求精。
夏菊花同志，不仅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艳的大红花，而且是我们一切革命工作者应当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原载《湖北日报》）
第3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
——在武汉地区宣教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武汉市杂技团演员 夏菊花
听毛主席的话，做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解放前，我是个苦孩子。我本来姓徐。五岁那年（一九四二年），父亲逃避国民党抓壮丁，投奔到我们家乡耍把戏的夏家班子；家里养不活我，把我送给了夏家作养女，从此，我就改姓夏。
旧社会耍把戏的没有人看得起，真是低人三等。生活没有着落，四处流浪。生活苦不要说，更痛苦的是精神上受老板的虐待。在人吃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老板和伙计的关系也是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杂技艺人不再到处流浪，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解放头几年，我虽然参加了国营剧团，却处处还是受家庭班子的束缚。每月工资全部交给夏家，他们每天只给我五分、多则一角的过早钱。他们怕我提高了阶级觉悟，不再甘心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每天演完戏就把我关在屋里，不让我接触新事物，不让我上识字班。可是领导上、同志们十分关心我，在思想上帮助我，我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懂得了穷人为什么受压迫剥削。从那时起，我决心要跟党走，跟毛主席走。
我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解放初期，我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半文盲时，就对毛主席著作有了感情。心里想：毛主席这样伟大，领导中国人民翻了身，我们就应该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读毛主席的书。有人说毛主席的书道理很深，只有文化高的人才能学，有人说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奥得很，更加难懂。我不管这些，看到当时文艺界都在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也找来读。有些字不好认，就请教别人，但书里说的道理，我一读就感到好懂，而且很亲切。毛主席的书，字字句句都说到我的心坎上来了。
毛主席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读了这段话，我就想：我是个杂技演员，也是这个文化军队的一员。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旧社会，我也从苦海中被拯救出来，我不仅要对党感恩，更重要的是要自觉地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要为党、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样，我就开始懂得了工作的革命意义。人活着，不是为了混饭吃，而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搬出了夏家，摆脱了家庭班子的束缚。离开夏家时，他们还和我“谈判”，要我出去了不要忘了他们。我心里想：我不会忘掉旧社会的遭遇，也不会忘掉你们对我的虐待和剥削。党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服务。党教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他们教我做个人主义者，一心一意为他们的私利服务，做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前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后一条是资本主义的独木桥。究竟做哪种人？走哪条道路？我下定决心：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
读毛主席的书，明确了练功为革命
从夏家搬出来以后，我一直跟团部住在一起，团就是我的家，党就是我的母亲。在党的教育下，我明白了为革命而练节目，练节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就有着使不完的劲头。一九五七年，党派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表演的“顶碗”得到了金质奖章。那年，我刚好二十岁，并不懂得多少事情，但有一点我懂得，得了金质奖章这不是我的荣誉，这是党和国家的荣誉，应该归功于党和祖国。没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不要说到外国去参加国际比赛，就连吃饭穿衣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哩！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自己能有什么出息？谁还看得起我这个苦孩子？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杂技艺术上我还刚刚开始学走路哩，还不能算真正过得硬。我有了这些想法，自己头脑就比较冷静，听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就不把成绩都算在自己身上，就看得见自己还有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不但不能骄傲，还得继续努力，迎头赶上。
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大跃进，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工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团里也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同志们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要刷新原有的节目，为工农兵服务，为大跃进服务。当时在党支部领导下，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每个节目都订出了新的计划，我也想在“顶碗”这个节目上练出新的动作，但却苦于提不出方案来。这个时候，我们团里有一位老师，提出可以练“双层双飞燕”。这是一个比较难搞的节目。我还为此受过伤，可并没有灰心。毛主席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我终于练成了“双层双飞燕”。我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于是又提出更高的要求，经过三、四个月的苦练，又完成“双层双飞燕拐子顶”的动作。
在排练的过程中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战胜了种种困难呢？是毛主席的《愚公移山》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反复学习了这篇文章，懂得不管困难再大，总是可以战胜的；山再高，一点一点地挖，总可以挖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力，那几年我总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刚练出一个新动作，我又接着练另一个新动作，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但我充满了信心。在练功的时候，党给我极大的鼓励、关怀。老艺人也保着我练。以前练功为老板，老板用鞭子压着，人的心情不舒畅，练功没有劲头。现在是自觉地为革命练功，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想到党、想到国家，我就拿出愚公排除万难的精神来练功。就是练得手发痠，练得吃饭拿碗筷手都发抖，也心里舒畅，浑身是劲，劲儿怎么也用不完。
人的行动总是受人的思想支配的。技术靠人，人靠思想。我在练“单手顶”的时候，对这点体会得特别深刻。可以说，练单手顶不仅是练技巧，更重要的是练了思想。那年，我身体渐渐在发胖。当时练起功来真是费劲极了。别人见我练得那样费劲，都劝我说：“算了吧，练别的也比这个合适呀！这太吃亏了！”也有人说：“她要练成了，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能不能练得出来呢？这时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愚公移山》。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胜利总是要自己去争取的，革命先烈们牺牲生命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困难呢？胜利总是不会自己送上门，送到你手里来的。这个动作我练的时间是晚了一些，一般演员都在年幼的时候练这项功，可是这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岁数大，身体重，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但是，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到只要听党的话，拿出愚公精神来，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呢？
这时候，我又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事情中，如有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作用。根据这个教导，我就进一步作了分析，明确了练功中主要矛盾是年龄越来越大和动作难度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发挥自己最大的主观能动作用，争取时间，争取胜利。主要矛盾抓住了，就要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来解决矛盾。为了革命，为了提高杂技艺术，我就坚持苦练。假日，别人休息了，我练；演出前后，我练；甚至连腰疼的时候，也坚持练。我心想：有这么多困难、不利条件，更要好好地苦练；要争取时间，化不利为有利。“功到自然成”。后来，果然练成了“单手顶”。
单手顶练成，我又给自己提出练“脚面夹碗”的新动作。这个动作过去没有听人说过，也没有见人演过。我想，碗能从脚上出去，技术就全面了。毛主席说：“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们练节目，也应该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在艺委会上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后，有些同志表示不同意。有人说：“人的两只脚不如人的两只手……。”有些人不表示意见。可是支部书记支持我，他说：“有决心有毅力就可以练出来！”我就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定要练成“脚面夹碗”。这个动作比较惊险，难度很大，又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全靠自己去摸索，这就不仅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的毅力。
开始练脚面夹碗，没有经验，打破了一些碗，感到可惜，后来通过失败找到了经验，碗就打得少了。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民众乐园试演了几场。可是，第一场试演就失败了，我在舞台上失手三次，碗也打碎了几个。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旧社会，台下观众会起哄，台上的演员就下不了台。可是，这是在新社会。台下观众安安静静，大家在暗暗为我鼓劲。当我第四次演出成功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比平常更热烈。第二天，我还接到一位陌生观众寄来的信，他在信里说：“昨晚，看到你接连三次失手的时候，我们都为你捏了把冷汗。当时我座位旁边有个人关切地说：‘别再来了吧！’，我说：‘她要来的！’果然，你又表演了，第四次终于成功了。你这种坚强的毅力深深教育了我，我要向你学习，祝你不断进步……。”
以后，“顶碗”又拍成了电影，国内有些兄弟杂技团的演员也排练和掌握了这个动作，我为她们掌握得这么快而高兴。
我体会到，一个演员，只有明确自己练功是为了革命，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他在攀登艺术高峰上才会有真正的革命毅力。为革命而练功，才能做到“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才能听得进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演员练功、演戏，只有用政治统帅业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才能在技术上过得硬、艺术上过得硬。我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先后练成了“双层双飞燕拐子顶”、“衔水转顶”、“单手顶”、“脚面夹碗”等难度较大的动作，完全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结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什么事也不能做成功。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顽强地战胜疾病
一九六二年，正当我练成了几个新动作以后，我就患了腰病。疾病的折磨，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波动。我想到自己刚刚练成几个新动作，刚刚开始为人民做点事情，就遇到这样的困难，心里很着急。腰是我主要的活动部分，腰功又是基本功，今后还能演出吗？接着，腿也有了毛病，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今后怎么办呢？这样一个问题经常在我的思想上转：我会不会瘫痪？能不能继续为党工作呢？
这个时候，我到北京开人代会，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象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孩子，能够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不是党的培养，我哪有今天呢？毛主席接见我们时，带着慈祥的笑容向我们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这时我仔细看着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神采奕奕，满面红光。我想：“他老人家这么健康，真是六亿人民的幸福。”接着，他老人家又和我们合拍了一张象。我站在他老人家的身旁，更是激动得心咚咚直跳，好象要跳出来似的。这一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毛主席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决心战胜疾病，更好地为党工作。
回到武汉，住进医院，省市领导和同志们都非常关心我，经常到医院探望我，还有一些学生、少先队员也来看我，给我唱歌跳舞。有一个学生还给我送来一本《军队的女儿》，希望我象海英那样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医护人员则更是精心为我治疗，可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当我的思想因病情反复而产生负担时，我就拿起毛主席著作，从毛主席著作里吸取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这个时候，我学得最多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我把张思德、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用来对照自己，就感到自己不应该有任何悲观的思想情绪。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我拿毛主席的教导对照自己：你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没有？有没有勇气去战胜疾病？应该拿出勇气来！应该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思想上起了变化。我觉得：人病了不可怕，就怕思想病了。无论如何，我的思想不能有病。要象白求恩、张思德那样，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敌人。我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延长自己的舞台寿命，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我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除进行药物治疗外，还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坚持练功。终于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正常。
这次住院，读了毛主席的书，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对待困难，还是对待疾病，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身体上的病并不可怕，思想上的病才真正可怕；战胜了思想上的病，就给战胜身体上的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对待困难，还是对待疾病，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靠毛泽东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前进
出院不久，我就随杂技团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访问演出。
我们这次出国共五十一人，其中共青团员占一半，我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开初，我还有些畏难情绪，自己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不多，能够完成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吗？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我想，担任团支部书记，对我来说是一副重担子，听毛主席的话，就应该把这副担子勇敢地挑起来，决不能在困难面前畏畏缩缩。
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协助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千条万条，抓好毛主席著作学习是第一条。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出国访问演出任务的完成。
在国外我们是怎样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的呢？针对环境复杂的情况，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环境不允许我们多带毛主席著作，不允许集中很多人在一起学习，我们就利用演出的空隙，把毛主席的语录抄在纸片上，在吃饭或乘车时学。外国女人手里都习惯地提个皮包，里面装的是口红胭脂。我们手里也提一个包，可是里面装的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语录。这样，每当遇到问题就立即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因此，这次在国外四个多月，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困难，抵制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侵蚀。如在巴黎的首场演出是九月三十日，二十八日要彩排，经理人要先请记者们看，可是一部分演员直到二十七日才抵巴黎。同时剧场每天只能有两小时用于排练，排练时间不充裕，这时我们已有二十来天没练功、没演出了，因为道具先走了十多天，加上有些小同志又是第一次出国，精神上比较紧张。团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使大家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勇气。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出国的第一场重要演出。为了完成在国外的演出任务，我们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每换一个地方演出，都要花几小时坐车，总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达，接着就要装台，有时饭也来不及吃，晚上就演出。每当这个时候，党组织和团支部就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只要毛泽东思想统帅了一切，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次出国演出能胜利完成任务，再次证明了这点。
突出政治，除了保证演出任务的完成，我们还注意了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日常生活中去。针对青年人对资本主义世界缺乏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组织大家进行参观访问，不仅要大家看到资本主义世界表面的“繁华”，更重要的是看到资本主义腐朽的本质。我们去看了巴黎的贫民窟，贫苦的劳动人民缺衣少食，日子过不下去；有的穷人连贫民窟也住不上，夜晚露宿在街头；可是，资产阶级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呢？巴黎的有钱人爱养狗，有些商店是专门为狗服务的，狗服装店，狗食品店……。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使大家懂得我们的社会制度才是最优越的，而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得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的幸福生活得来不易，要十分珍惜。
这次在国外访问演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注意从两方面做工作：第一是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同志，第二是以身作则，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样子来。
以前，我不大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这方面花功夫少，因此办法也就不多。对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怕麻烦怕困难的思想情绪，因此做起工作来简单急躁，收不到效果。领导上和同志们都给我指出过这方面的缺点。这次，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些话就好象是针对我的思想问题说的，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我们那里有个青年演员，个人杂念比较多，过多地考虑个人生活问题，缺乏青年人的朝气，工作不够艰苦，练功、演出总怕把自己摔伤了。我曾经对他有些过急的要求，埋怨他落后。这样，看他消极面就多些，看他积极面就少些。就是缺少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由于自己思想上有这些“包袱”，平日就不大主动接近他。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主动去接近他，找他谈心，从心里把他看作阶级兄弟。有了阶级感情，也就慢慢学会了说服的方法、鼓励他前进的方法。比如，我先从生活上关心他，帮助他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然后从思想上去开导他，和他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有关文章。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起读了这段话就想、就议，反复读、反复议，终于使他思想发生了变化，思想、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这次出国表现比较好，还申请入团。
在帮助这个同志的时候，自己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也使我自己懂得关心阶级弟兄的进步，是革命对我的要求。过去，自己对阶级弟兄进步关心是太不够了，对他们要求过高过急，不懂得每个人进步都要有个过程，自己不也是慢慢地才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的吗？过去，同志们在帮助我进步的时候那样细致耐心，为什么我今天帮助后进同志就那样简单急躁呢？说来说去，不仅是个方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个阶级感情问题，还是个如何对待革命同志的问题。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一朵花扮不了一个春天；一个晚会演出，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节目好就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建成。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先进的更先进，落后的变好了、变先进了，革命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了。
做政治思想工作，需要言教，更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毛主席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用毛主席的教导来对照检查自己，感到有许多不够的地方。上次出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我批评了有些同志不大注意生活问题，出外不穿袜子，我指出这样做将影响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造成不好的印象。这本来是对的。可是，另一次，忽然要我出外拜访，因为时间很紧，穿长丝袜很麻烦，需要时间，我没有来得及穿。这件事被上次我批评过的同志看到了，她感到不满意，故意把自己穿得好好的袜子脱下来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不然你的话就没有说服力。这次出国，领导上要我担任团的工作，我特别注意这点，总是要求自己事事处处不脱离群众，“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就不仅团结了青年同志，较好地完成了演出任务，而且对外国人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他们说，中国的议员（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和演员一起搬道具、自己洗彩衣。使外国人认识到我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有着多么高尚的精神面貌。瑞士是以产表闻名全世界的，各国人到瑞士就要买表。这个国家大街上到处都卖表，价钱也比较便宜。我的一只表已经很老了，每天要慢十几分钟，有人劝我买只新的，我认为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国家自己能够生产表，要买表，回国买国产表，可以为国家节约外汇。这些想法不是我一个人有，团里的不少同志都这样想。由于全体同志都注意突出政治，注意突出毛泽东思想，虽然当时我们身在资本主义世界，却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国外访问演出，本身就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中最锐利的武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十多年来，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使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孩子，成长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党先后派我八次出国，为十七个国家的人民演出，群众选我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特等先进工作者。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鼓励，使我深感不安。一个人离开党和人民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和群众的帮助，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实际上我做的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我一定遵照党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处处事事注意突出政治，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革命服务，站在舞台上，眼望全世界。以焦裕禄、王杰、麦贤得等英雄人物为榜样，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原载六月二十一日《湖北日报》，本报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