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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我们非常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三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三个兄弟民族的干部。不久前，他们参加了西南区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向到会代表介绍了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文章的作者都是解放前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解放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里，他们迅速地成长起来。从他们身上，我们突出地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
能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不在于文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对毛主席著作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是不是把毛主席的话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以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用得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著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要革命，就离不开共产党，就离不开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所认识到的一个真理。
当好人民的“长工”
中共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吴向必（苗族）
要革命就得刻苦学习
我从十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十七岁当长工，整整给地主干了十二年活。
在旧社会，我没有踏过学堂门。叫我出力干活，跑腿办事，动口说话还行，若叫我捏笔杆，那可比扶犁头难多了。解放初期，我在村里工作，区里、县里来个通知，我要跑十几里路去请人念；上级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我光凭脑子记。干革命没有文化可真难呀！我就发了个狠，刻苦学文化。从那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碰到那个识字的同志，我都要向他们学几个字。我还做了一块小黑板，有空就写，就练，慢慢地就认得写得几个字了。
一九五二年七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候，我的认识发生了个大变化，懂得了共产党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干一辈子，为解放全人类干到底。有了这个认识，干劲更足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敢碰碰它。第二年春天，党又把我送到贵阳民族学院政策研究班去学习，这时我还没有摘掉文盲帽子，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困难就更大了。有时也有些悲观，可是，一想到我在旧社会受的那些苦，一想到解放后党对我的培养，一想到入党宣誓时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一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就足了。我上课用心听，下课用心复习，饭前饭后也抓紧时间学，练习写字，手都磨烂了，忍着痛也要坚持学。在学院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教师的教导下，终于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学习任务，评上了全院的学习模范。回县以后，担任了牛郎区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起，我又担任了县委副书记。从担负领导工作以来，凡是党委叫我向干部和群众作的报告，我都亲自动笔写。不会写的字就空下来向同志请教。不管工作怎样忙，都坚持这样作。
要革命就得深入实践
我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一担任领导工作，我就深深感到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工作经验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相比，很不相称。怎么办呢？毛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鼓舞着我坚持深入实践，在实践中来锻炼和提高自己。因此，凡是碰到大的事情，我都要深入现场，亲自看看“梨子”的大小，亲口吃一吃“梨子”的味道。
一九六四年冬，县委决定修一个正大水库，把苏马河的水引蓄起来，使盘塘大队基本实现水利化。计划一提出，就遭到公社干部的反对。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说：现有的苏马河渠道，都灌不到下游，又要修一个三百多万方的大水库，除非屙尿去灌；要是修起来不是空库，我的姓就倒转来。县委经过研究，认为不能轻信这种看法，决定认真调查研究一下。我同县计委的同志一道，沿着渠道，顺河而上，整整走了一整天，才走到了水源头。问题终于弄清了：第一，源头水很大，可以保证水库用水；第二，穿过悬岩的渠段，渠面太窄，水头漫过堤面，大量地流下悬岩；第三，泡沙土质的渠段，渗漏现象严重。我们就提了一个岩渠打宽、沙渠堵漏的补充方案，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完全同意。去年春天，这个水库终于修成了，三百多万方水蓄起来了；主要灌区的盘塘大队，一年就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现有的水还用不完，准备再开一条沟，把多余的水引到包家大队。现在屙尿灌水库的说法，已经变成了人们开玩笑的资料，也成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反面教材。
红苕是松桃的主要杂粮。人们都说：“苕顶半年粮”。但是前几年一到春节前后，红苕就差不多烂完了。年年都要向铜仁、玉屏两县去买苕种。当时有些同志看到红苕一年比一年烂得多，又没有解决办法，有些失望了。县委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为了消灭红苕黑斑病，县委决定搞对比调查。我在取得县委同意后，去搞对比调查。听说银岩公社木溪生产队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没有烂过红苕，我们就到那个队钻了四、五个红苕窖，又跟那里的干部和有经验的老农在一起座谈不烂苕的经验。一看一摆，问题就弄清了：第一，这个队的苕窖，洞口一律向阳，阳光充足，空气流通，一遇暖和天气，就把苕窖打开，让阳光、空气畅通，经常保持窖的干燥；第二，窖底向两边伸展，苕都在两边，中间留有通风走路的小道，阳光、空气都有回转的余地，人也有下脚的地方，不会踩坏红苕；第三，放苕、取苕手脚要轻，不碰断碰烂红苕。有了这个经验，我们又看了几个烂苕的地方，挖苕窖、保管红苕办法都有问题。回来以后，我们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很重视这些经验，决定再办一个土洋结合的训练班，一面继续推广外地先进经验，一面大力提倡改造苕窖，改进管理方法。光去年一冬，全县就挖了两千四百多个苕窖，大大地减少了烂苕的现象。不仅改变了年年向外地调进苕种的状况，而且，我们今年还把自己的苕种支援了外地几十万斤。
要革命就得迎着困难上
我刚担任区的领导工作时，有个别知识分子干部看不起我，经常给我出难题，我思想有点负担，怕犯了错误使工作受损失。县委领导同志则不断鼓励我，区委成员中的大多数老同志，都热情地支持我，帮助我，鼓励我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想对呀！干工作就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怕跌倒，老是躺在床上，一辈子也学不会走路。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怕别人看不起，别人越是看不起，我越是要干。从此，我就大着胆子把工作抓起来了。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我们牛郎区最大的自然灾害，就是“凶沙恶水”，一落暴雨，就涨大水，山洪夹着泥沙到处乱闯，冲垮了田坎，埋掉了庄稼。人们把这“凶沙恶水”叫作“沙老虎”、“恶黄龙”。这里祖祖辈辈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牛郎山沟穷地方，雨涝晴旱两遭殃，要想日子过得好，马生角来沙变粮。”我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对这种灾害是感受很深的。我经常这样想：难道这只“沙老虎”的屁股就摸不得吗？难道这条“恶黄龙”就锁不住吗？不，那是旧社会的事情。现在，上有党的领导，下有群众的支持，又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只要当领导的挽起裤脚带领群众一起干，遇事与群众商量，就没有打不死的“老虎”，锁不住的“恶龙”。因此，当区委决定以牛郎乡为重点开展治山治水运动后，我就和区委同志一道领导起牛郎乡的群众向“凶沙恶水”作斗争，决心制服“沙老虎”和“恶黄龙”。在这场斗争中一遇到困难，我就根据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导，找大家商量。农闲时，发动群众大突击；农忙时，只留下专业队突击攻碉堡。就是这样，经过连续三年的苦战，全乡共修起谷坊、拦山沟、防洪堤、沉沙氹等工程四百多处，劈开了中寨和鸡公田的两座大山，变河滩为水田近一百亩，改坡田为梯田四百多亩，控制了九十八道弯，四十五个坝和五十多条沟的水土流失；并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水土保持奖旗。这个工程，已经受了十几年的考验，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丰收。群众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幸福锁’，把千年为害的‘沙老虎’和‘恶黄龙’锁住了。”
这些事，对我教育很大：对待困难，只能斗争，不能低头；只能迎上去，不能缩回来。如果你敢斗争，困难就变成前进的“垫脚板”；如果你被困难吓倒，它就变成前进的“拦路虎”，胜利的“绊脚石”。
要革命就得当好人民的“长工”
我常这样想：解放前，我给地主当长工，那是为了找条生路；现在，我给人民当“长工”，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就得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丢掉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觉得越是领导干部，越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群众的一员，越要密切联系群众，越要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二日下半夜，松桃落大雨，河水猛涨，淹进了县城。县委看到情况严重，立即组织了抢救队，进行抢救。同志们知道我不会水，担心我出危险，拉着不让我上船。我想，这是有关全城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怎能不去，就坚决和同志们一道去现场。一到现场，情况就看得清楚了。只有几条小船，救了人，户主还要救财产，进度很慢，县委立即研究决定，一律先救人，救完人再救物资。并动员所有机关、部门，下门板，扎木排，凡是可以救人的工具都一起上阵。当我们的船划到一家居民门口时，房子上有两个老太婆，无论怎样动员都不愿下来，一看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很快把她们抱到船上来，船还没有离开，那两间房子就被大水冲倒了。就是这样，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城人民、全体干部、职工一连三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抢救完毕。全城没有一个人伤亡。事后，大家就很自然地摆起新旧社会对比。老年人说：一九二九年涨大水，国民党县政府门口架起两挺机关枪不准老百姓接近，怕的是群众闯进县府开仓分粮；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把我们接到楼上来住，还发救济粮，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上面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些体会和收获。我学的还很不够，特别是在世界观的改造上同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们松桃的落后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县委领导核心的革命化还刚刚开始。我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改变松桃的落后面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身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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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怎样由奴隶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中共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 萧子富（佤族）
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佤族奴隶，不懂得什么是祖国，什么是世界，更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后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世界，开始懂得要革命，就离不开共产党，就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从奴隶到共产党员
我出生在祖国最边远的阿瓦山上。五岁那年，我的父母被头人相继逼死了，我被迫去头人家里放牛放马，当了奴隶。住牛棚，吃野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九五三年，政府在我们区上开办小学，动员各寨的儿童去读书。那时，大家还不懂得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加之敌人造谣，许多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头人看我是孤儿，就象“抵差”一样，派我去读书，那年我已经是十七岁的小伙子了，才读一年级。一九五四年，政府把我送到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在民族学院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经过诉苦运动，使我开始懂得什么叫压迫、剥削，谁养活谁。在诉苦中，回忆父母被逼死后，我在头人家受的罪，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我父母死时留下一个银项圈和一个手镯。头人知道后，霸去了项圈，骗去了手镯，还放狗把我咬伤，几个月不能起床。可是，那时我只知道这是鬼神降罪，是应得的。诉苦以后，又学习了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才知道这是阶级压迫。土司、头人是佤族人民的吸血鬼，只有打倒头人，奴隶才能翻身，而领导奴隶翻身的是共产党。经过一段时间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一九五五年六月，我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从报恩思想到自觉革命
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以后，深深地感谢党和毛主席。为了报答党的恩情，我在工作中埋头苦干，不怕苦、不怕累。
由于我只有报恩思想，缺乏坚定的革命意志，有时就象没有主梁的茅屋一样，风一吹就摇摆。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派我去做头人的工作，我对改造头人的政策，理解不全面，对反动头人的对抗改造，不能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愿做头人工作。我要求去参加解放军，痛痛快快地跟敌人干一场。由于工作需要，领导上没有批准我参军的要求。
一九六○年，我随一些同志去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地参观。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参观中，我一边听了各地介绍厂史、社史，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使我逐步了解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特别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使中国革命取得巨大的胜利，同时也开始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经过了艰苦曲折斗争才取得的，经过了多少人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对照全国各地，我感到我们地区的建设很落后，还需要不断革命。我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对待困难的教导，又大大增强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我开始感到，要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由于我入党以后没有好好地进行自我改造，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所发展。我认为自己出身好，参加工作以来没有犯过大错误，就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一九六二年，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把我调到县委组织部担任部长，个人主义发展得相当突出。生活上斤斤计较，嫌住房不好，嫌和干事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有点“不象话”，工作也不如在区上深入了。
这时，正是全国大学解放军，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也带着以上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反复读了《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可是我呢？只考虑自己，这不正是与毛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了吗？我回忆了自己过去的奴隶生活，一天半瓢残汤剩菜，吃不饱，穿不暖，还住牛棚。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拿二、三十元，我还兴高采烈。而现在呢，吃饱、穿暖，工资比过去也增多了，还不满足。我越学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就越觉得对不起党，我惭愧地淌了眼泪。我下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从坐办公室到深入群众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我下去蹲点，和群众同甘共苦。前几年，我由于思想感情变了，对佤族阶级兄弟的生产、生活上的落后习惯，抱怨得多，帮助得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我到坝卡乡上寨蹲点，那里旱地仍然是刀耕火种，粮食单产只有一百多斤。为了提高单产，固定耕地，我帮助他们引进了一些“西南175”水稻良种作试验。当时干部、社员都不愿意试种，怕费工，怕减产，不愿出劳动力，不愿出肥料，我就和工作组的同志亲自动手试种了三亩，单产由原来的二百二十斤提高到七百七十多斤。秋收时，干部、社员看到我们试验田的水稻长得好，纷纷向我们要种子，去年这里栽了二十多亩，并把周围的寨子也带动起来了。
后来，我又到南撒乡蹲点。这个乡的自然条件较差，全乡九百四十八人，只有一百多亩水田，一九六四年以前，每年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我决心要和那里的群众一起改变南撒面貌。我和干部一道，访问了五保户、瓦族社员陈阿戛木。这个老人，五十七岁，无儿无女。社里虽然照顾她五百多斤粮食，但是她的房子破了还没有修，吃的盐巴也没有了，生活过得很不好。我第二次访问她时，就买了盐巴、茶叶送去，随后，干部也派人帮助她修补了房子。老人含着眼泪说：“解放前，我丈夫死后，田地财产都被头人抢走了。今天只有毛主席的干部，才这样关心我。”后来，我又从贫下中农中了解到群众有治山治水的要求，我决心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我和乡干部上山找水，爬遍了全乡每个山头，找到了十二股箐水。水源找到后，群众积极性很高。上下一条心，团结一致，只一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兴修坝塘和开挖水沟的任务，整个工程没向国家要一分钱。
通过南撒的蹲点，对指导面上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南撒人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教育了我。我感到过去为群众做的事情太少了。我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下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为改变边疆生产、文化和生活的落后状况而奋斗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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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西藏自治区朗县副县长 巴桑（藏族、女）
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再重的担子也敢挑
我出生在奴隶的家庭中，九岁开始从事沉重的奴隶劳动。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里，我被三大领主看成是一个会说话的牲畜。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从人间地狱里解救出来。党为了培养教育我，一九五七年把我送到内地学校里去学习。一九五九年平叛以后，我回到西藏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这场斗争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秋，组织上把我调到朗县去工作。朗县是个边境县，情况复杂，境外敌人造谣，境内的阶级敌人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对于做好边境地区的工作，我深感没有能力。同时，我也考虑到，党和毛主席的影响，在边境地区是非常深远的，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将会直接影响到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因此，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一九六二年春，组织上要我担任县妇联副主任时，更感到畏难。当时，县委领导同志对我说：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本领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就是很好的学习；为人民服务就要拣重担子挑。听了这些话，我觉得领导同志说的很对。党把重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可是，当我刚刚熟悉了妇女工作以后，一九六五年秋普选时，我被选为副县长，并参加中共朗县县委会为委员。这时，思想上又产生了压力。我是一个翻身的奴隶，参加工作不久，还未经过锻炼，担子是不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毛主席又说：“我们熟习
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话说的真对！妇女工作我开始熟悉了，现在，党又要我担任边境县的副县长，我又不熟悉了。但革命需要，必须勇敢地去克服
困难，必须把思想上的“压力”变成促使自己进步的动力。在毛主席的教导下，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几年来，我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有关边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初步掌握了做好边境工作的基本功。
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群众，组成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尝到了甜头，收到了效果。但是我想，只我一个人学好还不行，还要组织带领群众学。为此，我把组织群众学毛主席著作，当做我下乡工作的首要任务。朗县共二十六个乡，我已经到过十八个乡，凡我到过的地方，我都组织群众学毛主席著作。我还帮助群众办起了民校、夜校。我给十八个乡的群众买过毛主席著作和识字课本，有三个乡我没亲自到过，但听说那里的群众要求学文化，学毛主席著作，我就为他们买了毛主席著作和识字课本。我到塞木乡去工作时，发现这个乡的青年要求进步，但没有组织起来。于是，我便帮助他们办起夜校，从一九六二年起，一直坚持办到现在。有时，我很久不到这个乡去，那里的青年们到县里来办事，还顺便向我汇报他们的学习情况，并送学习笔记给我看。现在，那个乡的青年都进步了，能看懂报纸，能读毛主席的书，还能辅导广大群众学习。这个乡的群众觉悟也在不断提高，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
一九六五年冬，我们县要修筑一条公路。民主改革前，我们县的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比其他地方落后。民主改革以后，虽然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交通不便，进行其他建设仍很困难。这条公路修通以后，不仅对朗县人民生产建设有极大的好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会起到重大作用。县委派我带领全县一千五百多名民工去修筑公路。修路的任务又艰巨，又光荣，我深感担子重大。但我在以往的工作中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群众，做好人的工作。
我们在修路中遇到一个坚硬的山壁，几十名民工开山炸石，干了十多天也没有把它炸掉。这时，有人泄气了。但修路任务又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我组织民工学习了《愚公移山》。有的民工说：愚公只有一家人，都有移山的决心。我们是翻身农奴，有党的领导，难道还不如个老愚公？我见大家的劲鼓起来了，就提议组织突击队，民工一齐举起手来报名参加。突击队组织起来以后，工效比过去提高将近一倍。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打通了这道山壁。
在这次修路中，最边境的金东区来了一百五十名民工。由于阶级敌人造谣欺骗，有的民工的情绪安定不下来。对待这些人，我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教育，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民工中，大部分是贫苦农奴和奴隶出身，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旧社会的苦。旧社会的朗县，是人间地狱。农奴们吃不上糌粑，就用野菜熬土巴充饥。没有氆氇穿，就披兽皮，许多贫苦农奴和奴隶，一张猴皮穿一辈子。吃不上盐巴，喝不上茶。有的人家一块沱茶喝三年，有的就采树叶，剥树皮当茶熬。现在的朗县，一万三千多亩土地，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可以自流灌溉，粮食年年增产，全县一千九百三十多户，已有一千四百八十多户达到粮食自给或者有余。民工回忆起旧社会的苦，想到了今天的甜，都非常感激党和毛主席。听说要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个个情绪都很高。有的说：过去只知道毛主席好，但毛主席说了些什么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开开窍。白天休息时，我就给民工讲《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到了晚上，民工们围在帐篷里，点上松油枝，还要求我给他们讲毛主席的书。他们一面听，一面议，保证修好公路。金东区的一百五十名民工组织的一个中队，在背运筑路工具和材料时，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前面工地的需要。有的民工在背运材料时，脚上起了水泡，也不叫苦。白天干一天，晚上还偷着去背运。由于他们工作积极，第一次评比即得到了流动红旗。在修公路的过程中，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修公路就是为的革命，打石壁，背材料，都是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什么困难也挡不住他们。
通过这一段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又一次体会到，毛主席的书，是最能团结鼓舞群众的；毛主席的话，威信最高，威力最大，效果最灵，用毛主席的书去教育群众，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用毛主席思想去武装人民群众，就是最好的备战，就能组成真正的铜墙铁壁。
要依靠群众，就要相信群众，关心群众
有一次，我到拉多乡扎村去发动群众，整顿互助组。这个小山村，只有八户。我来到村里想选择最穷的宗巴家当我的“四同”户。谁想到，我到她家时，她不欢迎我，说她家的房子小，要我到一户中农家去住。我对她说：“毛主席说过，有事要同贫农商议，我住到你家，为的好和你商议事情。”她笑了，说：“既然是毛主席说的，你就住下吧！”我在她家住下以后，我上山给她打柴，到牛圈里为她挖肥，什么活都干。渐渐地她对我不再那么冷淡了。便向我讲了互助组内的情况。这个互助组，中农占了优势，中农说了算，贫农还受气，生产搞不好。根据这一情况，我召开了全组组员会，会上我引证毛主席的话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把毛主席的这些话一讲，贫苦农民组员扬眉吐气了，他们说：“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一定把互助组整顿好！”从那次整顿以后，这个互助组一直办得很好。
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领会深透了。我到朗县不久，曾错误地认为，边境地区群众基础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一九六三年全县进行普选时，我来到克朱乡搞点。下来之后，我认为原来写在候选人名单上的乡团支部书记央金是个“拔尖”的人物，工作很积极，她当选一定没问题。谁想到正式选举那天，她落选了。当时，我认为群众落后。事后经过详细了解，群众不选央金是有原因的。央金在领导面前看起来很积极，背后却和农奴主代理人勾勾搭搭。这样，不得不临时另补选一人。这件事发生以后，我重温了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认识到，发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领导脱离群众。怎么办呢？是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呢？还是找客观原因呢？当时思想上有斗争：要检讨，怕丢人，怕别人说我主观；怕个人的威信受到影响。但又想到，如果不公开认错，党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个人思想里的脏东西就见不了阳光，天长日久，渐渐就会发霉。于是，我在全乡选民会上作了检讨。群众说：“知错能改，真是共产党教导出来的好干部。”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朗县虽是边境地区，群众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我还体会到：依靠群众是建立在相信群众的基础上。只有真心实意地去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的痛痒，才能发动起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