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
高文戈
一九五八年冬，邓拓主持编选了一部《新编唐诗三百首》。在这部书中，他借古人之口，隐晦曲折地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了一束毒箭。其阴险狠毒，得未曾有。
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广大工农群众，发挥了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大搞农田水利，大炼钢铁，大搞技术革新，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适应这个大跃进的新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群众的伟大创举和革命要求，及时地提出了在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这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创举，不仅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同时也为准备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找到了最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开展了兴无灭资的斗争，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思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就在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面前，邓拓这个叛徒和漏网右派，出于反动的阶级本能，对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怀有刻骨的仇恨，蠢蠢欲动；但是，反右派斗争的急风骤雨，使他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使出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伎俩。他挖空心思，亲自出马，利用中华书局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主持选编《新编唐诗三百首》。他定选目，写序言，全书的注释文字也都由他一手删改核定。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出了试印本，十二月又经他亲自增删定稿，正式出版。但是他作贼心虚，不敢在书上署名。在他用“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所写的序言中声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这本书的出版，“有一种实际意义”，“编选这个新本子的原则”，是“古为今用，政治第一”。我们把《新编唐诗三百首》的全部诗歌和注释文字，跟邓拓们后来大量的黑话加以对证，就清楚地看到，原来他所说的“实际意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所说的“古为今用，政治第一”，就是用借古讽今，以古喻今，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手法，疯狂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无产阶级专政。邓拓的这束毒箭，和一九五七年写的反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以及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完全是一个腔调，一路货色，互相呼应，一脉相承的。
从《新编唐诗三百首》总的倾向上看，在三百一十四首诗歌中，明显地以古讽今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所谓反映封建社会“民生疾苦”的东西，几乎占了半数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认为应该“列于首要地位”的所谓民歌。此外，就是封建文人贬官失意，发泄牢骚，伤今怀古之作，以及风花雪月，男女私情，离别相思的靡靡之音。而对于唐代诗歌中那些内容比较健康，气势雄壮，能够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却几乎不选。在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热气腾腾，欢欣鼓舞的时候，邓拓却在《新编唐诗三百首》中把大量的所谓反映“民生疾苦”和宣扬消极颓废、庸俗无聊的东西抛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在一九五八年“古为今用，政治第一”就是要反映什么“民生疾苦”吗？就是要人们不满现实，发泄牢骚吗？就是要提倡谈情说爱，风花雪月吗？十分明显，邓拓的目的，就是利用选编唐诗来反党，同时适应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需要，推行“和平演变”。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在揭露和彻底捣毁“三家村”大黑店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具有多么伟大深远的意义！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邓拓是怎样利用选编和注释唐诗，进行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吧！
（一）攻击和咒骂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在总路线、大跃进的革命气势面前，邓拓抑制不住对党的刻骨仇恨，因此他在《新编唐诗三百首》中加以恶意影射，放肆攻击，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烧起了一团“乱蓬蓬”的“茅草”，是“标新立异”，弄得“老百姓困苦不堪”，而结果空无所得。
一九五八年九月间，《新编唐诗三百首》即将排印，邓拓在一天深夜，紧急打电话通知中华书局编辑部，一定要补上一首“非常好”的诗，这就是他“发现”的无名氏的《题壁诗》（见第十九页）：
“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
这首被邓拓认为“非常好”的诗，乍一看去，似乎是说烧起一团乱蓬蓬的茅草来取暖，虽然一时火焰很高，可是一下就烧光了，还不如在火炉里烧木头（榾柮），虽然火烧得慢腾腾，人却会感到暖烘烘的。其实这首诗是很有政治来历和强烈的政治内容的。它本来就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这首《题壁诗》，不见于全唐诗，最早大约见于宋朝人许?的《彦周诗话》，据说这首诗是他宣和癸卯年（一一二三年）游嵩山时在一个寺院里发现的。说司马光曾经在寺壁上为这首诗写过这样的题词：“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大家知道，司马光是宋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了官的人物，这首诗引起司马光的赞赏，是因为它符合了司马光的政治需要，代表了司马光的政治观点。这首诗根本不能肯定为唐诗，邓拓这个
“杂家”首领，当然是知道的，然而他却如获至宝似地，非要把它塞进来“古为今用”不可。其恶毒用意，就是他也看中了这首诗的政治意义，要用它来影射我们的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这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咒骂大跃进是什么“升虚火”、“发高烧”、“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简直毫无二致。如果我们把邓拓塞进这首“诗”的恶毒用意，与他后来在“三家村”黑话里攻击大跃进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要我们党“放下”总路线，胡说什么“放下即实地”，以及他亲临《前线》“行医治病”所开列的许多专治“发烧”“虚火”的政治毒药，前后对照起来看，邓拓是怎样一贯地攻击大跃进，不是更加明白了吗！
邓拓利用选编唐诗，咒骂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黑话，不是少数几句，而是多得很。请看另一首《鲁城民歌》（见第三页）：
“鲁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
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在注释中说，沧州刺史姜师度“一向喜欢标新立异……强迫人民种水稻，蟹把稻穗吃完，他又强令人民捉蟹，老百姓困苦不堪”。邓拓在这里决不是说什么唐朝的姜师度。谁都知道，
“标新立异”，正是曾经被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拿来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语言。邓拓把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看作眼中钉，对于由实行人民公社化而引起的所有制的改变和耕作制度的改变，恨之入骨，借用选编唐诗，百般咒骂。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在战胜自然灾害，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中，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巨大威力，全国到处出现大寨式的红旗单位，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使农业生产迅速上升。而在山东、华北许多地区，水稻早已试种成功，逐步推广。邓拓之流对于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攻击，已经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中，咬牙切齿地咒骂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实际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把“一个鸡蛋的家当”“打得精光”。其实，他的这种咒骂，早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就用他苦心选出的另一则“唐诗寓言”发泄出来了。这就是陈沆的《嘲庐山道士》（见第四十八页）：
“?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
龙腰鹤背无多力，传与麻姑借大鹏。”
注释中说，庐山的一个道士，“老年忽然想升天，有一天一只鹤飞落在他院里，他认为是神仙派来请他上天的，便高兴地骑上鹤背，一下子将鹤压死了。”什么嘲笑庐山道士，这完全是骗人的幌子！难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什么想骑鹤升天的道士，要邓拓用“古为今用，政治第一”的《新编唐诗三百首》来嘲笑吗？不，不是的。他所刻毒嘲笑的，是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你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你要实行人民公社化，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吗？你要发扬“穷棒子精神”，“鸡毛飞上天”吗？那就会象那个庐山道士想骑鹤升天一样，“一下子将鹤压死了”。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不是已经恶毒到极点了吗？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智慧的结果。对于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精神状态，毛主席给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
对于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干劲，对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智慧和蓬勃发展的大跃进形势，邓拓也忍耐不住，横加咒骂。他特为选了一首郑愔的《百舌》（见第四页）：
“百舌鸣高树，弄音无常则。
借问声何烦，末俗不尚默！”
在注释中说：“百舌，鸟名。诗人借它来讽刺夸夸其谈、好表现自己的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一九五八年选出这样的“诗”来，就是要影射攻击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咒骂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象“弄音无常则”的“百舌”一样讨厌。他对于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的剥削阶级的命运，感到十分恐惧，十分恼怒。他妄想要人民群众沉默，以便让他和他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为所欲为。要正告邓拓之流，革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沉默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现在，邓拓及其“三家村”黑帮，不是又陷入工农兵群众的重重包围和齐声声讨之中了么！
（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为一切牛鬼蛇神喊冤叫屈
邓拓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的这种反动阶级本性，利用选编唐诗疯狂地发泄出来。他千方百计地塞进去一批含沙射影咒骂无产阶级专政，为右派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喊冤叫屈的黑话。
他在《新编唐诗三百首》里，塞进去一首杨苧萝的《咏垂丝蜘蛛嘲云辨僧》的诗（见第十六页），诗中有这样两句：“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注释说：“这是一首借咏蜘蛛来反迷信的好诗”，什么反迷信，这不过是骗人的幌子，邓拓实际上是借这两句诗来攻击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坚持对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实行专政，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但在邓拓们看来，这就是“设罗网”，“杀众生”。邓拓的这种反动意图，在有些诗的注释中就说得更加明白了。如他通过为杜甫的《天末怀李白》（见第五十四页）一诗中“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两句诗作注释，借题发挥，故意引伸，来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什么“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文人，当然不可能在政治上得意”；“坏人要陷害好人，就任意加给人各种罪名”。在罗隐的《感弄猴人赐朱绂》（见第四十四页）一诗的注释中，他还影射在我们的社会里，“读书人甚至还不如猴子”。
邓拓妄想要我们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阶级斗争，他通过选用韩偓的《观斗鸡偶作》（见第四十五页）并为之作注，来迂回曲折地咒骂我们党。这首诗的后两句是：“白日枭鸣无意问，惟将芥羽害同群”。注释说：“这诗用斗鸡作比，痛骂了当时那些只知争城夺地，残害人民，不能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地方军阀”，说他们只知道“在鸡的羽毛里撒上芥末”，用以伤害“同群”。什么“痛骂”唐朝的“地方军阀”，这又是他用来遮人耳目的幌子。他实际上是说，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吗？那就是象斗鸡一样是“害同群”。后来他在一九六二年所写的《王道与霸道》一文中，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倚仗权势，蛮横逞强”，这种谰言同他借《观斗鸡偶作》所说的黑话，是两种形式，一个调子。
邓拓对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也是极端仇恨的。毛主席指示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此，邓拓在《新编唐诗三百首》里，选了聂夷中的《公子家》一诗（见第十五页），进行针锋相对的污蔑攻击。原诗是：
“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邓拓选这首诗，意思很明白：你说铲除毒草吗？那你就是把佳“禾”当作“恶草”，他邓拓是要来找你算帐的。这个意思，后来他在《燕山夜话》第四集的《编余题记》里，就说得更清楚了。他借口所谓“正确看待百家争鸣的原则”说，“即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这等于说，即使是毒草也不能锄掉。这不就是要我们放弃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的毒草，让各种牛鬼蛇神自由泛滥，来毒害人民群众么！
反动分子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要攻击到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因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政策，对一切反动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必然要引起他们的仇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这样。邓拓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发表的《废弃“庸人政治”》这株大毒草里，就恶毒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庸人政治”，他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反对掉”，要我们党“大胆放手、放手、再放手”，以便让他们那些牛鬼蛇神夺取各级领导权。一九五八年，他苦心“精选”了一些所谓“民谣”，塞在《新编唐诗三百首》里，并且在注释中，又借题发挥，继续大肆污蔑各级干部。在《嘲崔左丞》（见第一页）的注释中，污蔑我们干部是“做人圆滑，毫无原则”的人，是“按升官的旧例子爬上去的”；在《武后长寿中民谣》（见第二页）的注释中，大骂什么“封官太滥，官员甚至可以车载斗量，可以用耙随便耙出，用模子胡乱印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恶毒的是他塞进蒋贻恭的《咏金刚》这样一首诗（见第四十七页）：
“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
刚被时流借拳势，不知身自是泥人。”
这首诗的注释，影射各级干部象“虚有其表，借势吓人”的泥塑金刚，“忘记了自家原来是一堆泥土！”
邓拓为什么对党的干部进行如此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就是因为我们党要坚持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堵塞邓拓这些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使得邓拓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和党的各级干部切齿痛恨。他在《郑板桥和“板桥体”》里引用郑板桥的词来发泄他的“恨”说：“难道天公还拑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这种切齿之声，我们在《新编唐诗三百首》里，也同样可以听到不少。请听听他在《麂》（见第五十七页）这首诗的注释中所说：“恨我不能随着仙人去，摆脱这个吃人的社会。”他是多么的恨呵，他是多么迫切希望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垮台，资本主义复辟呵。他的这种仇恨心情，集中地借《新编唐诗三百首》最后一首压卷诗发泄出来。这首压卷诗，就是《苦热行》（见第一百六十七页）。请读读这首诗，你就会听到邓拓这种咬牙切齿的声音：
“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
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
五岳翠乾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竭。
何当一夕金风发，为我扫却天下热。”
请看，这个邓拓，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他简直感到“如在洪炉中”，他要呼唤“金风”来为他“扫却天下热”了。谁都知道，“金风”，就是西风。这就无怪乎他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最恶毒的反党文章中，反对别人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原来，“东风”是他的敌人，“西风”才是他的恩人！他竟然梦想凭借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一阵西风，来颠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三）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
一切反动分子，在他们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总是要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指向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邓拓当然更是如此。
邓拓在《新编唐诗三百首》里，借用唐诗和注释放出来的对党中央进行恶毒污蔑的黑话，真是举不胜举。他选了刘叉的一首《雪车》（见一百五十七页）的诗，诗中有这样几句：“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依违用事佞上方”，他在注释中指桑骂槐地影射说：这是指“天子只高坐殿上，没有广泛征求贤人”；“皇帝亲信的都是一些坏家伙”，即所谓“奸慝”；他们“不管是非曲直，一味依照皇帝的意旨去作，只求讨得上头的欢心。”在《武后长寿中民谣》（见第二页）的注释中，他还别有用心地说：“皇帝的眼睛象被尘土眯住，根本看不见人民的痛苦。”拿这些恶毒的咒语同后来“三家村”的黑话相对照，他蓄意攻击党中央的这种恶毒用意就更加明白了。“三家村”的黑话，不是叫嚣什么“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以乘间迎合矣”吗？不是胡说什么党的领导“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吗？不是辱骂我们伟大的党中央“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吗？不是十分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博采广谋”吗？你看，后来他所说的这些黑话，同上面引用的他在唐诗注释中塞进去的黑话，多么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邓拓这个十分阴险的反党分子，是一贯敌视党中央的，他的满腔怨恨，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出来。
邓拓为什么这样一有机会就要恶毒地攻击党中央？从以上那些黑话中可以看出，他是抱怨我们党“没有广泛征求”他们这类所谓“贤人”的“意见”，没有让他们这些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上台，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的这种狼子野心，在选编《新编唐诗三百首》里也可以得到证明。在这本书的试行本印好之后，他又特意补进一首裴略的《又嘲屏墙》（见第十七页）：
“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
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
十分明显，这是借以攻击我们党象屏墙一样，坐在当厅，遮住了“贤路”。遮住了什么人的“贤路”？还不就是遮住了邓拓之流的跳梁小丑们爬上台去窃据各级领导权的路吗？到了一九六一年，“三家村”的兄弟们认为时机已到，就更加明目张胆地辱骂我们“吏治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他们还要把革命者打得“休克”，好让他们这些地富反坏的代表上台。好大的野心，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然，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决计不准他们这些跳梁小丑爬上台去的，是决计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四）等待时机，重新进攻
邓拓在反右派斗争中漏了网，可是他贼心不死，打定主意，等待时机，纠集同伙，重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
在选编唐诗的时候，他就利用贾岛的《剑客》（见第十页）这首诗给地富反坏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你们有不平事吗？那末，就准备好利剑，待机而动吧。邓拓要把剑赠给谁呢？在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彻底翻身做主人的今天，又是谁才会感到“不平”呢？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吗？此“剑”之外，还有一“剑”，这就是刘叉的《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见第十一页）：
“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
临行解赠君，勿薄细碎仇。”
邓拓在注释中还特为说明：“不要用这把剑去计较细小的个人恩怨。”这就是说，他是要用这些“剑”来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坏事的。邓拓生怕他的兄弟伙计们忘了这些毒剑的用途，因此，在后来他所写的《贾岛的创作态度》中，把这支毒剑再一次抛出来，号召牛鬼蛇神乘机出笼。
最足以说明邓拓待机而动，蓄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他苦心“精选”的崔道融的《鸡》（见第四十页）这首诗：
“买得晨鸡共鸡语，常时不用等闲鸣。
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
多么形象化！多么阴险！多么耐人寻味！好一个“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你知道邓拓为什么把他的大毒草定名为《燕山夜话》？为什么在《燕山夜话》的开场白《生命的三分之一》里，他“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作这样的谈话”？为什么他是那样赞赏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呢？把他选的这首诗跟他的罪恶活动对照起来一看，迷团就立刻解开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邓拓听到了国内外一小撮反动派掀起的黑风歪雨的声音，他认为这正是他的“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的时机已到，他要大干一场了。一九六一年三月，《燕山夜话》出场，同年十月，“三家村”大黑店由密谋筹划而“择吉”开张，《三家村札记》随之登台。这个有领导、有组织、有指挥、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果然大干特干，丧心病狂地向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社会主义制度，射出了密集的毒箭，投出了大量的糖衣炮弹。他们这场疯狂的进攻，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恶毒程度之深，都是开国以来所罕见的。
但是，“三家村”的掌柜和总管邓拓及其同伙，也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现在，他们的黑手被人民抓住了。不管他们是“三家村”的“好汉”，还是四家村的“权威”，也不管他们有“三十六计”还是七十二计，我们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批判他们，踏倒他们，打碎他们的黑店，捣毁他们的老巢，挖掉他们的老根。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原载五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