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王道和霸道》的反动实质
沈阳部队某部排长 张国珍
《王道和霸道》是一株大毒草。邓拓在这篇文章中，坚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的立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放松手中的枪杆子和印把子。
“三家村”黑店的大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拓，在《王道和霸道》这篇毒草中，咬牙切齿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骂我们党“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说王道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实行王道。这是他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中的一个重要罪证，暴露了他妄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阴谋。
我们说：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夺取了政权，对于那些不甘心被消灭、存心捣乱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牛鬼蛇神，就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这个办法，不是我们无产阶级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毛主席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几千年以来，剥削阶级一直在专劳动人民的政。他们一小撮人，一不种田，二不做工，掌握着刀把子，只许广大劳动人民当牛当马，不许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劳动人民甚至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许劳动人民点灯，人民生命毫无保障。多少年的血的经验教训，使人民懂得了：只有掌握印把子，握紧枪杆子，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拿起了枪杆子，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几千年来统治人民的反革命暴力，劳动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掌握了政权，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党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保卫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握紧枪把子，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许公开的敌人和暗藏的敌人，包括钻在革命队伍内部、共产党内部的敌人，进行破坏捣乱。我们把枪杆子握得越紧，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越高，对反动派的专政就越有力，人民才会越爱戴我们，拥护我们。对阶级敌人专政，这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只有对敌人恨，才能真正对人民爱：只有爱人民，才能握紧枪杆子。正因为人民解放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爱憎分明，对一小撮反动分子专了政，所以人民管我们叫“最可爱的人”，从心里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我们部队行军、野营，走到那里，人民都把我们当作亲人看待。记得在一次夜行军中，为了让我们练好杀敌的过硬本领，一个老大爷连觉都不睡，深一脚浅一脚地给我们带路。他对我们说：“好好练吧，把印把子握得牢牢的，把那些狠心的坏蛋制得服服的！”看！广大人民多么拥护我们对那一小撮妄想阻挠社会前进的反动分子专政！邓拓胡说我们不得人心，我们就要不得阶级敌人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不能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的心。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毛主席告诉我们：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剥削阶级绝不会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绝不会爱资产阶级。象我们仇恨阶级敌人一样，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无时无刻不在仇恨我们，破坏我们。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邓拓，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很显然，他已经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站在一个立场上。
邓拓口口声声说：“王道”比“霸道”好得多。还说什么：“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又说：“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邓拓是在胡说！他把我们党提倡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和剥削阶级统治者的什么“王道”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在攻击党，伪造历史。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什么“王道”、“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暴力。天下乌鸦一般黑。剥削阶级是靠喝人民的血活着的；穷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他们的子女，被剥削阶级当成摇钱树。统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麻痹人民，有时候采取两手，除了用武力镇压人民，还常常把自己伪装起来，口里讲仁义道德，心里却藏着刀。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过封建社会里的反动统治阶级是怎样耍两面手法的，但是我看到了现在帝国主义玩弄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到处杀人放火，用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嘴里却唱着和平的调子。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时候，不是也大讲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吗？实际上它实行的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群满口“王道”的魔鬼，在我国建立了杀人公司，杀死了无数中国人民。这就是所谓的“王道”！当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在搞两面手法。一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另一面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一面压迫国内人民，另一面又给点小恩小惠。残杀、迫害，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筑在多数人痛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本质。而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又是一切剥削阶级惯用的手法。邓拓反对的所谓“霸道”，是明打明吹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露骨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邓拓反对的是我们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他主张要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他自己就在实行。他手里虽然不拿枪，但是他拿着毒箭。特别是把持着《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把党的报刊变成了他反党的工具，这三家报刊登了一大批“三家村”黑店出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却不准许别人发表文章批驳。这就是：只许他们自己放毒，不许别人消毒。邓拓放了那么多毒箭，还写文章要别人“多学少评”，这就是只许他说黑话，贩黑货，不许别人揭露他。这就是邓拓这一伙反动家伙在专我们劳动人民的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邓拓之流还想对劳动人民专政，不难设想，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让“三家村”黑店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的阴谋得逞，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会是多么凶恶！“三家村”黑店的牛鬼蛇神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放松手中的印把子！
邓拓用“王道”和“霸道”的谬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玩艺。这些话我们听惯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是“极权主义”，现代修正主义骂我们专权。邓拓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不同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公开骂我们，我们一眼能看穿，而邓拓讲的是黑话，他骂了无产阶级专政，还准备赖账、溜走。邓拓又是打着“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反动分子，因此，他的危险性更大。我们绝不能让他溜走，坚决把他的黑店彻底捣毁。
邓拓和一切反动派为什么都不谋而合地仇恨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呢？这是由于我们有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拿枪的敌人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暗藏的敌人更是胆战心惊。邓拓之流骂我们，仇恨我们，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起了作用。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分子、封建势力要配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闹资本主义复辟，就没有那么容易，相反，必然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我们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要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就是要握紧手中的枪杆子，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把眼睛擦得亮亮的。不管敌人从明里来，还是暗里来，不管他是“三家村”黑店的，还是“四家村”妖洞的，牛鬼蛇神什么时候兴风作浪，我们就什么时候把它揪出来，砸它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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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拓为李秀成的变节辩解
刘仙舟
几年来，邓拓一只手抓住《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向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射出了大量的暗箭。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又紧紧抓住市里召开各种会议的机会，以市委领导人的身份，以假代真，向教育界各级干部散放了许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毒汁。读了戚本禹同志《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特别是其中以下几句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我们才恍然想起，为什么一九六三年九月，邓拓在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召开的市、县、中学农村教育三级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解答同志们学习中央文件问题时，突然大讲起李秀成问题。
在一九六三年，群众纷纷对所谓“忠王”李秀成这个变节投敌分子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邓拓是满心的不平，因为批了李秀成，正是揭在邓拓的疮疤上。而具有丰富反革命策略的邓拓，没有敢明目张胆地赤膊上阵，却自以为巧妙地利用给大会做总结之便，偷偷地塞进了他见不得天日的私货。今天，真相大白：叛徒替叛徒辩解，一点也不奇怪！
邓拓在这次会上，一再攻击写批判李秀成文章的戚本禹同志，同时一再为变节投敌的叛徒李秀成涂脂抹粉。
邓拓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捉住之后，写了几万字的自供，骂满清政府，骂洋鬼子，反清反帝很坚决，这是难得的”，“要肯定他人民英雄的一面”。不难看出，邓拓要我们在课堂上，向青少年肯定李秀成是英雄，是学习的榜样，即使当了叛徒，也是“难得的”。
邓拓还故意为李秀成开脱说，他“叛变革命是农民落后的一面”，“是农民的落后性”。这简直是对我国广大农民的侮辱。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邓拓刚好唱的是反调，他“指示”我们教育学生：农民是落后的，农民革命领袖叛变革命是很自然的，无须大惊小怪，是无可责难的。
邓拓说，对李秀成“不能夸大一点，否定一切”，“百分之九十是错的，百分之十是对的，也要肯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邓拓的逻辑，大汉奸汪精卫也该肯定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也该肯定了，革命的叛徒张国焘也该肯定了，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难得的英雄”了。投敌变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能说是“夸大一点，否定一切”呢？对那些反革命叛徒，怎么能够肯定呢？这是哪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
邓拓反复地说：“这个问题（指李秀成问题）不要再争了，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样争“对政治上不利”。争有什么不好？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真理越争越明，只有邓拓之流，做贼心虚，唯恐露出他的狐狸尾巴。
我们教育工作者绝不允许邓拓借用党的威信，大贩其私货。我们要清算邓拓向我们灌输的一切毒素，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斗争，彻底清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对广大青少年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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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续篇）
齐力 孟进
（三）早在三十年代，吴晗就死心塌地投靠胡适、蒋廷黻等反动头子，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吴晗自吹：他早在“一九三○年以来”就“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就已经“同情”、“关切”和“向往”革命，“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真相究竟如何？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收集到一批信件。这批信件，是吴晗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间，亲笔写给他小学时代的老师、地方绅士杨志冰（义乌吴店人）的。在这批信件里，吴晗踌躇满志地道出了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一）胡适的“得意门生”，美国奴才的奴才
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吴晗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生本届投考北大清华二校，一摈一取。……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现由顾、胡（适）诸人设法，并允为筹一长计……猷记月前往晤适之师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钱用，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诸师予我以精神上之鼓励者已极多。”（注：引文中的标点是调查者加的，下同。）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信中说：
“入学事，近大有进展，可以无虑。前日往见适之先生，云已耑函清大校长翁文灏、文学院长冯友兰及史学主任蒋廷黻诸先生，并生所撰之胡应麟年谱送交清大，嘱为生在清大觅一位置，已得答复，允为在史学系找一工作，名义为助教或其他未定，工作为整理大内档案，报酬至少可维持生活云云。适之师又恐生钱不够用，另借四十元为入学后购书之费，并嘱安心入学，一切事渠可设法。盛意深情令生愧怍无地。”
在同一封信中，吴晗还说：
“乃天下事无独有偶。在燕大方面，史学系教授顾颉刚，国文系主任马鉴，图书馆委员长洪煨莲闻此讯后，又语生以渠等已为生设法，在哈佛燕京社（吴晗自注：哈佛燕京社，为美国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合组之文化机关）找一位置。现时虽未定（因此社须在十月中开会，此事须在会中决定也），然可决其必成。倘即不成（渠等即主持此社者，万无不成），渠等集腋成裘，亦可傅（敷）衍过去，亦嘱以安心入学，万事有渠等在，决无问题。如有所需，尽可启齿，不必见外云云。并劝以明年转学燕京，一切手续均可代办。言下似有不满生之不考燕京而入清华，及入清华事由适之师独为布置之意。”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的信中说：
“九日晨晤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俱以胡师曾函托关照，对生甚为青目。关于工读事，蒋氏已定于下周开教务会议时以史学系名义提出通过，此不过手续关系，其实毫无问题。”
请看，吴晗这个自诩早在一九三○年就对国民党“从没有存过幻想”的“历史唯物论者”，开口“胡师”，闭口“胡师”，与胡适、蒋廷黻等美帝国主义奴才相处得多么热火！他们之间，一个“函托关照”，一个受宠若惊；一个赐舍小惠，一个“愧怍无地”。吴晗在胡适面前，一副奴才相！
其实，吴晗对于当胡适的奴才是不满足的。不是吗？他对于进入哈佛燕京社这个美国主子主办的所谓文化机构，垂涎三尺，积极钻营，不是不想当洋奴，而是争着当洋奴。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吴晗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信上，他的洋奴本性，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二）埋头“整理国故”，并且学着主子的腔调，攻击和污蔑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个时候，吴晗在干些什么？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吴晗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三年内，已定耑攻明史。秦汉史则以积习已深，暇中猷复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唯所用明史，系内图书馆借来，非己所有。遇有关键及自己有新解释处，不能一一为作眉批夹注，依人作嫁，终非自备一部不可！”
不久，吴晗在另一信中又说：
“近日检得明史一帧，朝夕讽诵。他又得钱大昕潜研堂全集一部，内弇州山人年谱一卷，已由曦弟分年录帙，以其叙事过简，及于其学术思想渊源，造就之未及也。置四部稿及玉剑尊闻、弇山堂集、太仓志及当时人文集于案头，随所得，补隶疏正于下，预计一月后，当可补订成一初稿，稍加厘正，便可成书。他日有暇，更拟合杨升庵、焦弱侯、胡元瑞三谱而一之，成明正嘉隆万学术年谱，亦一大快也。”
一九三一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进一步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华北地区的青年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请愿团，南下赴京请愿，要求奋起抗日。这个时候，吴晗又在干些什么呢？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给杨志冰的信中说：
“本校同学，……日前组织赴京请愿团，已于二十二日南下，今日抵京。生以特种关系，留校服务。”
吴晗留在校里安全吗？他在信中告诉杨志冰说：
“南中对此间事，或有种种谣啄（诼），均不足置信。且军警防范极严，亦断无意外也。”
一九三二年一月，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进入高潮。当时吴晗的心境又是如何？他在当年“一二八”事变前三天，给杨志冰写信说：
“平中比来，受外内种种堪为痛哭之恶现象所困，凡事都无生气。……世风日下，读书人只知读性史及海上无聊作家之黑幕小说，高文典册，久已如吴稚辉所言，置之粪厕中。一般维新人物，已不知有汉唐宋元，遑论周秦，世运如此，亦复何言！”
看，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吴晗的所作所为，同广大人民、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是多么格格不入！“九一八”事变前后，广大爱国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而吴晗，却成天躲在古书堆里，捧着明史，“朝夕讽诵”，“眉批夹注”，搞什么“整理国故”、“读书救国”。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华北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而吴晗，却留在学校里发牢骚，说什么抗日救亡运动“破坏”了他的安静的读书环境，“恨甚”。“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反蒋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抗日斗争出现一派大好形势；而吴晗，却咬牙切齿地攻击和污蔑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运动是“恶现象”，说什么当时的形势是“世风日下”，“凡事都无生气”。那时候，大批知识青年在我们党的引导下，从古书堆里跳出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吴晗对此深为不满，攻击这些革命青年是“不知有汉唐宋元，遑论周秦”的“一般维新分子”。吴晗的这些话，同胡适之流的反动言论，如出一辙！
我们从吴晗的自白中可以看出：他“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共产党和我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他当时“同情”和“关切”的，不是革命，而是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蒋匪帮！
（四）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解放十几年来，吴晗在大会上，报纸上，文章里，曾说了一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听起来冠冕堂皇，非常漂亮，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又是怎样？请看一九六五年春天，他是怎样“支持农村文化革命”，怎样对待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的。
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
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这些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介绍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另一类是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吴晗通过这批图书，企图向家乡的贫下中农和社员贩卖些什么货色呢？
（一）以“普及历史知识”为名，提倡猎奇、摹古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吴晗主编的这批书，向人们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知识”。
请看《科举制度史话》。这本书，花了两万五千多字，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介绍了什么“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什么“宋元科举制度的发展”，什么“明清科举制度的极盛”，等等。大肆宣扬科举制度是“进入官场的阶梯”，是“取得高官厚禄权威势力的最好门路”。宣扬古人考中进士以后，如何带着“尊崇和光荣”参加“探花宴”；宴会以后，如何集体题名留念。宣扬科举制度在当时如何受到人们的“热烈拥护”。
请看《南京史话》。在这本书里，吴晗他们以莫大的兴致介绍了二千多年前的“最早的南京城”，“六朝”的南京城，“唐宋时代的南京”，“明代的南京”等等。大肆宣扬历代帝王宫殿、陵墓的“宏伟”、“华丽”，玉片、陶俑等殉葬品如何“珍贵”，市容如何“繁华”，工商业如何“兴盛”。然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避而不谈；对解放后十几年来各方面的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只笼统地说了两句话。
请看《中国历史常识》。这套书，已出八册，洋洋四十多万言。其中有几册，大事介绍的，是“我国古代人怎样穿衣打扮？”
“我国古代人使用什么样的家具？”还有的是介绍我国古代人怎么跪、怎么拜。吴晗在《我国古代跪、拜礼节的由来是怎样的？》一文中，谈得比其他人更加津津有味，更加离奇古怪。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什么“清朝的宰相们和皇帝、皇太后谈话时”是怎么跪的；有些“年老的大官”跪久了吃不消，怎样在裤子中间加衬一些东西垫着；介绍他经过考证，怎样“发现”古代的老百姓“有时也要跪”，等等。
显然，吴晗在广大农村出现空前未有的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的时候，抛出这样一套黑货，是别有用心的。他绝不是为了“普及”什么“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提倡猎“奇”、摹“古”，诱骗广大群众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脱离阶级斗争，跟着他们“三家村”黑帮一起，去发思古之幽情，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二）宣扬帝王将相，进行反党活动
吴晗寄回的一百多本图书中，有四十多本是介绍历史人物的。这又是些什么货色？
这些书的歌颂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现在，全大队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劲头更大了。（原载五月二十一日《浙江日报》，本文第一、二部分见五月二十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