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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捣毁“三家村”黑店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工农牧民代表愤怒批判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新华社十八日讯 来首都参观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工农牧民代表，最近举行座谈，愤怒批判邓拓等一伙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参加座谈的，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贫下中农（牧）和基层干部，包括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吉林、贵州等十五个省、自治区的三十一个民族成分。他们在座谈中一致表示，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摧毁“三家村”黑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乌审召公社蒙古族社长韩楚格拉在座谈中质问邓拓：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王公的统治，打碎了封建制度，把我们从黑暗的地狱里解放出来，使我们奴隶变成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过上了幸福生活，难道这是“说大话”吗？我们蒙古族人民，由于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高举三面红旗，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一个过去连一根针都不能生产的地方，有了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畜产品加工工业和生活用品工业，把一个落后荒凉的内蒙古变成了一个先进繁荣的内蒙古，难道这是“说大话”吗？我们乌审召人民，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把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毛乌素”沙漠，改造成为一片又一片水草丰美的绿洲，使牲畜从解放初的一万九千头发展到现在八万二千多头，难道这也是“说大话”吗？他说，你们恶毒地攻击党和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象铲醉马草（草原上的一种毒草）一样，把你们这伙牛鬼蛇神连同你们“三家村”黑店的老根一起铲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三○八筑路队第四连维吾尔族副连长阿吉斯拉木说，阶级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拿枪的阶级敌人被消灭了，邓拓、吴晗这些不拿枪的阶级敌人还在同我们斗争。我们各族人民要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深入开展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坚决打垮不拿枪的敌人的猖狂进攻！
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长洲公社基干民兵壮族副班长黄美秀说，“三家村”的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宣扬旧社会的统治阶级里有“清官”，把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这是别有用心的。旧社会所有的官都是欺压和剥削人民，为统治阶级卖力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我们贫下中农受的压迫、剥削有多深呵！他们派苛捐杂税，抓人抢粮，曾经三次把我们村贫下中农的房子烧光，单单不烧那两家地主、富农的。邓拓一伙不想让我们贫下中农翻身，妄想让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妄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拆社会主义的台！这是梦想！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我们早就看透了。你们的鬼话骗不了我们！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战胜一切牛鬼蛇神！
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郝家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崔渠一大队回族政治指导员马树德在座谈中怒斥邓拓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爱护劳动力”。他说，封建统治阶级不但靠着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来维护它的反动统治，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且帝王死了以后，还要劳动人民陪葬，这难道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护劳动力”吗？封建皇帝用几十年时间、几十万劳动力为他建造坟墓，在建成之后，竟穷凶极恶地把这些人杀掉，难道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护劳动力”吗？邓拓千方百计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是梦想反动统治复辟。
马树德还说，邓拓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碰得头破血流”。但是，铁的事实粉碎了他的谎言，正是由于大跃进，我们的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我们宁夏吧，解放前没有现代化工业。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如今已修起了炼铁厂、炼钢厂、水电站，还出现了大面积的园田，沟渠纵横，排灌配套。我们河东地区，过去是“黑驴打滚白驴起”，十种九不收的盐碱洼地，如今变成了稳产高产的米粮川，家家有余粮，还有大量集体储备粮，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写不完，唱不尽。所有这些，难道这是“吹牛皮”、“说大话”吗？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吗？总路线的伟大光辉如日月高悬普照四方。不管邓拓一伙怎样挖空心思，费尽心机，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来诋毁大跃进，都丝毫无损于大跃进的光辉，他们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堆龙德庆县通嘎乡党支部书记索郎扎西（藏族）在座谈中指出，邓拓一伙和西藏反动农奴主一样，是西藏人民的死敌。他说，邓拓恶毒地咒骂我们党，猖狂地叫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这些话，同西藏叛国头子达赖和阴谋叛国的班禅咒骂我们党一样。邓拓和达赖、班禅，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也不是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的反动本性，使他们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一致起来了，他们同是我们各族人民的死敌。俗话说：“狼在睡觉的时候，还想着吃人”，这说明，阶级敌人虽然早被我们打倒了，但是不甘心死亡的，一有机会，它就要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时刻警惕，狠狠地回击。
吉林省蛟河县乌林公社友谊大队党总支书记、朝鲜族金东烈说，邓拓恶狠狠地骂我们党“自食其言，不堪信任”，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他和我们贫下中农是死对头。正是因为我们党没有使邓拓一伙企图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得逞，而是按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意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他们才污蔑我们党“不堪信任”。我们要严正警告邓拓这一小撮人：过去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能够搬掉三座大山，今天就同样能够清除你们这堆垃圾！把你们开的“三家村”大黑店彻底捣毁！
贵州省龙里县羊场公社新云大队团支书陈永元（苗族）说，地主、资本家本性就是要压迫、剥削人民的，怎能为人民办事？从前，我们乡有个姓廖的地主，出门就要穷人抬他，我们穷人连地主的门都进不得。这样的坏家伙哪能替人民办事！邓拓、吴晗等妄图地主资产阶级复辟，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贫下中农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坚决同他们斗争到底。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德育乡马厂坪高级社社长、彝族翻身奴隶何明刚说，邓拓辱骂我们害了“健忘症”，可是，在党的教育下，我们牢记着在奴隶社会的悲惨遭遇，永远忘不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永远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们凉山，解放前还是个奴隶社会，我家五口人，都是奴隶。我当了十几年的娃子，受尽了奴隶主的折磨。被卖过两次。象我这样的受苦人何止一个？全凉山、全中国有千千万万。实行了民主改革，我们才从奴隶社会里解放出来。邓拓、吴晗之类，是和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一鼻孔出气的。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由他们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非把他们斗垮不可。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上允区上允乡党支部书记、拉祜族李六说，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邓拓这伙黑帮分子以文化阵地为据点，疯狂地向党进攻。而我们那里的反动头人，地主富农，也在利用唱山歌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把持文化阵地，竭力阻挠贫下中农子弟上学，大事宣传：“不当和尚死后上不了天。”看来，邓拓、吴晗、廖沫沙和我们那里的反动家伙、和国外反动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
这些事实使我认清了：文化虽不是枪，但有时它比枪还厉害，阶级敌人正是看准了这点，才拼命地从文化战线上来发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我们劳动人民要坐稳江山，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跟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斗争到底。
黑龙江省爱辉县新生公社新生大队鄂伦春族会计吴吉福说，任凭邓拓一伙耍什么花招，用什么“学术”呀、“知识”呀作护身符，也掩盖不住他们的反动本质。我们鄂伦春族是打猎的，任凭你们比狐狸还狡猾，也逃不出猎人的眼睛，你们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你们的目的是妄想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是决不允许的，我们工农兵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彻底捣毁“三家村”大黑店，铲除一切牛鬼蛇神！
辽宁省凤城县兰旗公社甲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何兴业（满族）说，邓拓写《为李三才辩护》等反党文章，吴晗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反党文章，共同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坏影片《兵临城下》《抓壮丁》《舞台姐妹》等大毒草，大肆为资产阶级封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搞阶级调和。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十多年来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等等牛鬼蛇神，构成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要想搞垮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贫下中农为了保卫自己的江山，保卫党和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黑线，铲除毒草！
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县抱由公社黎族社长符学利说，邓拓一伙人捧出海瑞，捧出李三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是辱骂党和毛主席。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想搞垮党的领导，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搞垮社会主义，还想不让我们说话。我们黎族广大人民解放前没吃没穿，今天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大翻身，是我们黎族人民的真正救星。邓拓一伙人还想利用所谓文化、历史知识搞“和平演变”，他们估计错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力量。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少数民族人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彻底打垮你们，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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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对门头沟矿区的调查看邓拓反动的阶级立场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邓拓，到了门头沟，不去访问老矿工，而去访问喝尽矿工鲜血的老窑主。他为资本家编了一部发家史，却无视旧社会矿工的悲惨历史
京西矿务局 邬廷铭、萧笃君
我们对邓拓等一伙资产阶级黑帮的反革命罪行和“三家村”黑店反党反人民的卑鄙勾当，感到极大的愤慨！邓拓率领着他的同伙，在我们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破门而出”，放出大批毒草，向党和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进攻，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由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决定的。今天，我们用下面的事实，来进一步揭露邓拓一贯的资产阶级反动面目。为资本家伸冤诉苦
一九五七年，正当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邓拓却忽然心血来潮，悠悠闲闲地来到京西门头沟矿区，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和
“学者”的身份做幌子，进行了一次他所谓的“实地调查”，骗走了一批保存多年的煤矿历史资料。不久，他写成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把它收集在他的《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一九五九年出版）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邓拓蓄意歪曲历史事实，通过一系列的烦琐考据，引证了一大堆旧煤窑的契约和文书，苦心孤诣地为残酷压榨矿工的反动煤窑业主——资本家们编了一部发家史。
邓拓大动感情地为初出笼的资本家们伸冤诉苦，说什么：“不难想见，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对于民窑业主们多么残暴地进行压迫。”其根据是：“康熙皇帝派了‘于大人’私访门头沟，害得许多民窑人财两空。”实际上，明清的封建官府和窑主们是狼狈为奸的，有时为了利害关系，他们之间又常常互相排挤。邓拓在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资本家一边，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夭折大唱挽歌。他反复地说：“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末，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幸的是，历史的发展却遭遇了严重的顿挫。”请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夭折竟会使邓拓感到如丧考妣似的沉痛，这不是很明显地说明了邓拓的立场吗？不仅如此，邓拓还肉麻地赞美窑主们具有“协力同心，刻苦营运”，“忍耐和气，至公无私”的“品德”。他并别有用心地为窑主剥削矿工的惨无人道的行为开脱罪责，说什么这是“在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之下，窑主们如不采用某种程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办法加强对窑工的剥削，那末，他们要继续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就更要困难的多了”。这就是说，窑主对窑工的剥削竟然不是他们本性决定的，而是不得已为之的。无视旧社会矿工的悲惨历史
事情难道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决不！在邓拓笔下被歌颂成英雄豪杰的民窑业主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就是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高利贷者和官僚政客。在明清两朝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把门头沟变成了一座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他们用狠毒的卖身契的方式买下了大批的童工和包身工，剥夺了这些工人自由生活的权利。在他们残酷的奴役下，这些工人做牛马，当奴隶，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悲惨命运。老矿工们说，旧日的矿工没有能活到过四十岁以上的人，他们死后根本没有人埋葬，而被狼心狗肺的窑主们扔到河滩上喂狗。过去，门头沟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民谣：“家有半碗粥，不到门头沟；来到门头沟，如入虎狼窝；人间无活路，地狱吃人多！”矿工的血汗，养肥了窑主老爷们，他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被共产党、毛主席从火坑里解放出来的煤矿工人，他们永远记得这数不清的血债。而邓拓却直着嗓子替窑主们喊冤，对于矿工的悲惨境遇，轻轻一笔带过。他说什么：“为了研究当时民窑对于雇工的剥削和商品生产的成本计算等问题，我曾尽力调查和收集老窑的各种账本，可是没有找到。”又说什么：“当时窑主们对窑工的剥削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窑业的利润究竟有多少？因为缺乏充分的材料，还难以作出较完全的判断。”……。你看他说得多么轻松，这也难怪，因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邓拓，是根本看不见这些历史资料的。
谁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征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也就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邓拓在文章里绝口不谈这些，反而大肆颂扬民窑业主的发家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居心之险恶程度。反动嘴脸充分暴露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邓拓是如何进行这次“实地调查”的吧。他要找的不是在旧社会受尽摧残，对窑主们怀着血海深仇的老矿工，而是迫不及待地“访问了许多老窑主”，和那些喝尽矿工鲜血的毒蛇们促膝谈心，把窑主的狗腿子大作（把）头王善祥亲热地称为“技术员王善祥同志”。这样的活生生的事实，正巧不打自招地暴露了邓拓的反动嘴脸。
邓拓在文章的末尾，还公然狂妄叫嚣：“这一段复杂曲折的过程在门头沟煤矿工业史上同样留下了许多惨痛的烙印。例如，清朝末年的门头沟中英煤矿公司曾经挤垮了许许多多民窑，它并且依托封建官僚势力，扶植官僚资本，排斥和打击民窑经济。这一切事实都应该写在我们的历史上，让人民群众永远记得历史的经验教训。”请看，这就是邓拓要写进我们历史的“事实”和要我们“永远记住”的“经验教训”！我们难道会轻易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吗？不，我们要记住的不是什么民窑的垮台，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夭折，我们要记住的是千百万矿工的阶级仇和血泪史！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向他们——邓拓这一伙资产阶级黑帮清算这笔血债！
目前“三家村”的一小撮恶狗已经被人民打下水了，我们要发扬鲁迅先生打落水狗的精神，和全国工农兵一道，彻底打垮这批牛、鬼、蛇、神，坚决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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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一伙黑帮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青年，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他们首先污蔑毛泽东思想，企图迷惑青年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他们还精心地为青年设计了一条黑路——引诱青年做“新型收藏家”，钻故纸堆，追求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邓拓一伙黑帮的这种阴谋
我们决不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揭穿“三家村”迷惑青年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红雷青年小组
我们热烈赞同姚文元同志在《评“三家村”》文章中对邓拓这伙黑帮的揭露和批驳。这篇文章写得好，它狠狠地击中了邓拓这伙黑帮的要害。
邓拓和他的合伙者，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以传播“学问”、“知识”作幌子，采取“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千方百计腐蚀我们青年，妄图把青年诱入“三家村”黑店，推进修正主义泥坑，作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他们其言极甜，其心极毒。我们必须把他们拖到光天化日之下，看看他们的黑心肠，以彻底铲除这棵大毒草。
邓拓这一伙黑帮对青年人的腐蚀，首先是千方百计使青年离开毛泽东思想。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但是，邓拓竟然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为“空话”，说什么“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说什么“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邓拓的这些话，刻毒地污蔑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毛泽东思想，企图迷惑我们青年人：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不要成为说“空话”的专家。
那么，邓拓要我们学习什么呢？他在《收藏家的功绩》一文中毫不掩饰地说：“……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可以看到完全新型的收藏家出现在社会上”，“例如，有一个名叫斯拉夫斯基的”，“居然，收集了几百张卓别林的照片和有关的杂志报纸的剪页，……等等”。他还生怕人家不信他这一套，又进一步拍胸脯担保：“即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新式的收藏家和他们的收藏活动，仍然不会消失；相反的，倒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变得更加普遍化和多样化起来。”在这里，邓拓向青年大肆宣扬什么“新型收藏家”，难道是为了介绍一些新鲜事情吗？不，决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跟他们“三家村”这一伙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那一套是同样货色，也是要把青年引导到吃喝玩乐上面去，使我们同毛泽东思想疏远，革命意志衰退，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蜕化变质，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邓拓腐蚀青年的糖衣炮弹，真是五颜六色，种类多得很。如果你无意于做“新型收藏家”，那么，他打出另外一套：去“做学问”。我们党从来不反对一个人要努力充实为人民服务的学问和本领，而且提倡青年要又红又专，要有从事三大革命运动的学问和本事。但是，邓拓叫我们怎样“做学问”呢？他在《一把小钥匙》一文中说：“要想专攻一门学问，或者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读尽这一门学问或这一个问题有关的一切图书资料。”他要我们关起门来，不问天下事，埋头读书，把有关的资料都读尽，但是唯独不能读毛主席的书，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这是绝大的污蔑。青年同志们看一看，邓拓要我们离开毛泽东思想去钻书堆，这不是要我们离开革命的道路，离开社会主义，去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接班人吗？
如果你既不想做“新型的收藏家”，又没有兴趣“做学问”，那末，邓拓还有其他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引你上钩，腐蚀你的思想。请看“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总之，邓拓一伙人精心地为青年设计了一条黑路，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引向修正主义的泥坑，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真是嘴甜象蜜糖，心毒如蛇蝎。但是，我们凭着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完全能够识别他们的各种阴谋诡计。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和工农兵站在一起，彻底粉碎“三家村”这一黑帮推行和平演变的恶毒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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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工农兵？
李文海
从开始批判《海瑞罢官》，全国广泛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日报》的版面看起来似乎“战斗”得十分起劲，其实，这里边包含着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他们不仅为了假装积极，以图欺骗读者，隐瞒自己长期以来作为“三家村”黑店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面目，而且还企图把“三家村”黑帮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淹没在所谓“学术”问题中间。我们只要翻开这几个月的《北京日报》，就可以看到，除了个别篇把为了应付门面而匆忙赶出来的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外，其余说的几乎都是所谓的“学术问题”。
《北京日报》上登了一些“座谈会”的记录。已经有人揭露，在这些“座谈会”上，邓拓等人也是一点都不放过，大肆放毒的。可以看出，这些“座谈会”记录也无一不是所谓的“学术争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北京日报》在编辑手法上耍了卑鄙的花招，他们只发表合乎他们需要的材料。
我在去年十二月一日，被调到《北京日报》帮助工作，至今年二月十八日离开。在这期间，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座谈会，它的记录就直至今天也没有登出来。因为这一次座谈会，参加的都是工人农民，他们在会上着重揭露了吴晗的政治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晗与地、富、反、坏、右站在一起，而且还批评了《北京日报》只登“专家学者”的文章，“我们工农兵的声音反映得太少了”。后来，这个座谈会的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是编辑部却说不能登。他们的理由是，工人农民说话，“会使人联想到反右派斗争，给人压力太大！”工人农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公，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北京日报》编辑部为什么这样害怕工农兵呢？
《北京日报》对为吴晗辩护的反面文章最感兴趣，刊登时总是放在最醒目最突出的地位。这种编排方法也完全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