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揭露《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
编者按：尚乐林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燕山夜话》是一部必须批判的坏书”，并对《燕山夜话》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这篇文章寄给《北京晚报》以后被退回去了。“三家村”被彻底揭露以后，作者给《甘肃日报》寄了一封信，同时把他一九六四年写的那篇文章和《北京晚报》给他的两封信一并寄去。五月十二日《甘肃日报》把这些材料全部发表，现在我们转载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一个事例中，看到《北京晚报》是怎样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甘肃日报》编辑部：
最近，看到报上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三家村”的一个头目邓拓的反动立场及欺骗伎俩，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曾领教过《北京晚报》编辑部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恶劣手段。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看了邓拓的《燕山夜话》，对他的反党言论非常愤恨。当时我就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给《甘肃日报》，并说明《甘肃日报》如果处理有困难，就请转寄《北京晚报》。稿子转去后，《北京晚报》给我来了一封冠冕堂皇的信，闭口不谈稿件的是与非，只说什么“是否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待我们检查工作以后，再告诉你。”后来该报将稿件给我退回了，在退稿信中又说：“至于是否刊登，等我们决定后再通知你。”此后就再无音讯。他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直到最近报上揭露了邓拓黑帮的反党罪行及《北京晚报》包庇邓拓的反动立场和欺骗伎俩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北京晚报》长期以来就是邓拓黑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他们怕把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大掌柜暴露出来，就采取了压制批评的欺骗手段，进行包庇。尽管他们装出一副很欢迎批评的样子，其实骨子里就是骗你等待，企图让时间来磨损你批评者的锐气，达到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目的。然而，谎言是骗不了人的，邓拓黑帮终于被揭露了，《北京晚报》包庇邓拓的丑恶面目也被揭穿了。革命人民看透了他们的本质，现在到了向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我原来的稿子只从哲学的角度，揭露了邓拓的“堵塞不如开导”论的反动实质。但今天看来，这是不够的。邓拓还不仅从哲学的普遍意义上为一切反动派服务，他发出谬论是有着极大的现实的政治阴谋的。我们知道，当时正是我党击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正是“单干风”“三自一包风”等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大吹的时候。这个时候，邓拓大肆宣扬他的“堵塞不如开导”论，要我们对“一切事物”“都不要堵塞”，其实质就是要我们放弃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屈膝投降，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停的运动的力量”“顺利发展”。他竟教训我们：“堵塞”“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才是“正确的”。邓拓为当时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停的运动的力量”开辟“顺利发展”的道路，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他的政治阴谋的实质所在。
《北京晚报》长期以来充当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人的反党面目暴露以后，又千方百计为他们打掩护，企图蒙混过关。现在到了彻底缴械的时候了，你们不作彻底的交代，我们是决不答应的。
现在我将一九六四年写的那篇稿子连同《北京晚报》拒绝发表的两封复信寄给贵报，供你们参考。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批判邓拓黑帮及《北京晚报》的丑恶面目。致革命的敬礼
尚乐林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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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附件一：
《燕山夜话》是一部必须批判的坏书
尚乐林
马南邨著的《燕山夜话》一至五集，是一部必须批判的坏书。现在，我就其第一集中《堵塞不如开导》一文，提出我的一点看法。
这篇文章约九百字。马南邨说：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同时，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们的共同性。不停的运动应该算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性之一。
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所以人们对待各种运动的力量采取什么态度，则是决定人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或失败、正确或错误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们对待事物运动的力量也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归结起来，有两种态度是正相反对的。一种是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一种是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前者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后者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
这段引文是该文主旨的全部，下余的文字不过以夏禹治水的传说为例，给他的歪道理找了一个“证据”。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对一切事物都“应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
这种观点只能为剥削者、侵略者、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所欢迎。这是反动哲学。这纯粹与“合二而一”论是一丘之貉。
马南邨说：“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这一点不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例外，比如自然界的动物的健壮成长与疾病发生，庄稼地里的禾苗的生长与毒草的生长，都是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的。但是马南邨说：“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是正确的，必然会胜利”的。按照马南邨的说法，比如人生了病，那就应该积极开导疾病顺利发展才是正确的。我们知道疾病的顺利发展的结果是致人于死亡。请问马南邨，这是“胜利”吗？假如你是死神，那这就是你的胜利，但是你的理论又不能适用于健壮成长的人了。又比如毒草和禾苗一同生长起来了，难道它们不同样“都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吗？有的。按照马南邨的说法去做，就应该一同施肥、一同浇灌、一同锄地松土，“积极开导”毒草与禾苗一同“顺利发展”，才是“正确的”。请问马南邨，如果你种庄稼，你是这样种吗？
我们还知道，剥削阶级残酷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反攻复辟活动也“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队伍也“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修正主义破坏共产主义运动、不准革命也“有不停的运动的力量”；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伸向各地去杀人、去掠夺更是尽人皆知的“不停的运动的力量”。按照马南邨的理论，上述这些“不停的运动的力量”都应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才是“正确的”。这不是反动的哲学又是什么呢？这些运动马南邨也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鼓吹反动又是什么呢？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匪帮采取不抵抗主义，不去“堵塞”侵略者的进攻道路，而名副其实地“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结果侵略者的铁蹄蹂躏我们祖国十多年。按照马南邨的逻辑，蒋匪帮的卖国行为反而是“正确的”！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疯狂地冲撞着中国的大门，中朝人民团结起来，不但“堵塞”了美帝进攻的道路，而且打退它的猖狂进攻，把它赶到三八线以南了。按照马南邨的逻辑，中朝人民打击美帝的行动反而是“错误的”！应该在鸭绿江上多架几座桥，“积极开导”美帝顺利地向中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才是“正确的”！
马南邨的谬论何其荒唐一至于此！
现代修正主义者现在搞的是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不等于是“开导”帝国主义的侵略吗？现代修正主义者现在搞“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运动，这不等于是放弃“堵塞”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吗？马南邨的“堵塞不如开导”论正是适应修正主义需要的理论。
我们把阶级敌人打倒了，还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不让他们翻过身来复辟。他们早就感到透不过气来。马南邨的“堵塞不如开导”论，正是适应被打倒了的阶级敌人的需要的理论。
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到处伸，但是到处遭到“堵塞”。马南邨的“堵塞不如开导”论，正是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理论。
“堵塞不如开导”论的反动实质还不昭然若揭吗？
我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的运动也基本上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进步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革命的运动；一种是腐朽的、对人民群众有害的、反动的运动。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绝不能用“合二而一”的方法一视同仁的对待。并且，事实上，某一种运动也绝不是单纯的进行运动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有革命的运动必然同时有反革命的运动。因此，要使革命运动顺利发展，就必需“堵塞”反革命的运动。开导中有堵塞，堵塞中有开导；进行开导的同时就是进行一种堵塞，进行堵塞的同时也就是进行一种开导；堵塞这是为了开导那，开导这是为了堵塞那；“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灭资就不能兴无；不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私有制度，人民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这就是一分为二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南邨主张不论什么样的运动，都一律“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实则是反对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同出一辙的货色。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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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附件二：
《北京晚报》给尚乐林同志的两封信尚乐林同志
你的来稿已由甘肃日报文学艺术部转给我们。你对《燕山夜话》的批评意见，对我们编辑部的检查工作很有帮助，我们现在将稿件留下，至于是否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待我们检查工作以后，再告诉你。如果你需用原稿，请来信告诉我们。希加强联系。 此致敬礼
北京晚报编辑部
二月二十日尚乐林同志
你三月七日写的来信，我们于四月底才收到。
对《燕山夜话》这篇提出意见的来稿，现在退还给你。希望经常同我们联系。你的来稿对我们检查改进工作很有帮助，特此致谢。至于是否刊登，等我们决定后再通知你。 此致敬礼
北京晚报编辑部
六五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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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不住的黑货
中山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陈兆集
邓拓把《燕山夜话》编集出版，贩卖了许多黑话。但是，他还藏起了三篇文章，这些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货。而《前线》和《北京日报》编辑部，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
邓拓的黑话给揭出来了，以邓拓为掌柜的“三家村”黑店里的黑货给抖出来了。邓拓做贼心虚，当他把《燕山夜话》编集出版时，藏起了三篇文章。这就是《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发表的《鸽子就叫做鸽子》，和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发表的《今年的春节》。这三篇文章究竟是什么货色，邓拓偏要把它藏起来呢？现在，就来看一看吧！
《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介绍了这样一个案子：宋朝进士陈绛在福建做官，“据说贪赃枉法，声名狼籍”。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叫宰相王沂公查办，王沂公派王耿去福建。不料王耿因为自己的儿子受了贿赂，“冒冒失失地宣布了丞相的几十条罪状”，“可是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都是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更加扩大了范围，内容也更加复杂了”。
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股翻案风时，邓拓要搬出这件案子来呢？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宣告，为的是“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打开什么思路呢？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只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配合翻案风，影射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扩大化和复杂化”了吗？
为什么会“扩大化和复杂化”呢？邓拓把人的思路引下去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为所欲为。”这难道不是攻击我们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说他们没有起用“精明强干的宰相”，攻击我们的各级干部“为所欲为”以致才“扩大化和复杂化”了吗？
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也很值得注意。邓拓说，这个案子是从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上看到的，他觉得这部书“对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的地方，对于元祐党人（注：当时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一伙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这两句话，点明了邓拓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我们知道，邓拓在《多学少评》一文中，拿王安石做靶子，攻击过“有许多革新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的所谓“大政治家”，说他“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现在，邓拓又抬出王安石的新法来，说“对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颂扬过火的地方”。邓拓所谓“片面颂扬过火”了的，真是“王安石的新法”吗？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他所谓“片面颂扬过火”了的，是无产阶级的新法，是共产党的新法，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我国人民新的创举。在他看来，我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行的这些“新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是“片面颂扬过火”了。邓拓所谓“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实际上就是攻击我们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击是“过火了”，“搞错了”。这里，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的反动面目，不是很清楚了吗？
就在《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文发表二十天后，邓拓又发表了《鸽子就叫做鸽子》一文，进一步挑明了他反对“新法”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邓拓借口反对给鸽子起奇怪的名称，含沙射影地说：“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意，人们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我们说，标新立异，也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不标新，不立异，就没有发展，就没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标无产阶级之新，立社会主义之异，彻底消灭“人们都很熟悉了”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化。邓拓反对“新法”，反对“标新立异”，不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吗？不就是妄想凭借“三家村”黑店，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吗？
《今年的春节》是邓拓藏起来的另一株大毒草。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介绍过春节的风俗。可是，他却没有用《春节的风俗》这个现成的题目，而标为《今年的春节》。这决不是偶然的。邓拓要着重点明的正是这“今年”两字。“今年”（一九六二年）的春节怎么样呢？邓拓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这难道是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吗？不是的，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一九六二年春节来到的时候，不正是“三家村”这个黑店生意兴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吗？这时，邓拓说什么“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说什么“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说什么“代之而起”，寓意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然而，单靠几位“老兄”、“老弟”，就要“代之而起”，毕竟力量太单薄了。于是，邓拓借着谈春节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请看，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起“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储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蒸好够几天吃的馒头”，就算寓有“年年有余粮”的祈愿，哪里扯得上“储备粮食，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不上的事情硬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了：“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话。……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煞。”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借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批黑帮“起而代之”吗？
由此可见，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编辑部，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干什么的，也就一清二楚了。我们要大喝一声：不准匿藏黑货！你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老底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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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者一九六四年底就写了一篇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寄给《北京晚报》，被扣压了一年半。今年四月十七日，也就是《北京日报》抛出那篇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和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的第二天，这篇文章才在“读者来信”栏中发表了，但已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删去了十分之九的篇幅，而且砍掉了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这是《北京日报》借批判邓拓之名行包庇邓拓之实的又一罪证。
为什么这样对待批判邓拓的稿件？
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 孙曼屯
《前线》和《北京日报》从四月十六日开展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所谓“批判”，是一个假批判、真掩护的政治大骗局。
长期扣压，百般刁难
几年来，《前线》和《北京日报》在大肆放毒，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同时，为了掩护“三家村”黑店不受批判，真是煞费心机。他们先是把批判稿件打入冷宫，软禁起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寄给《北京晚报》。不到半个月，他们回了封信：“你的来稿收到了。本报正在检查《燕山夜话》存在的问题……至于如何在报纸上发表，我们在检查研究以后，再告诉你。”“好一个正在检查”！他们既不刊登，也不退稿，而是打出这个幌子，把读者的稿子判处无期徒刑，长期扣压起来。就这么一等半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间，我实在气愤不过，又给该报写了封信，询问稿件处理情况，表示批判毒草《燕山夜话》的决心。这封信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他们采取这类手法扣压“监禁”的稿件，究竟有多少，需要来个彻底清查！
残酷砍削，肆意篡改
直到今年四月十七日，即他们开展假批判的第二天，在“读者来信”栏登了三篇稿子。其中有一篇就是我在一九六四年所写的。这篇文章被扣压将近一年半，终于见了天日。可是，我读完以后，禁不住怒火中烧！
他们连一句招呼也不打，就把这篇稿子改得面目全非。八千多字的批判文章，只是断章取义地摘登了八百多字。原稿中，我指出了在我国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说明《燕山夜话》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反映，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在放毒。原稿第二部分，批判《燕山夜话》散布了一系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同当时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奋勇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唱反调。我还指出了《燕山夜话》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和对青年的严重毒害。这是从政治上批判《燕山夜话》的错误。然而，这些都被《北京日报》全部砍掉了。有些地方，他们作了删改。例如，原稿中批判《燕山夜话》把杂文创作引上资产阶级方向，指出这“是关系到杂文性质和方向的原则问题，是杂文沿着怎样一条道路发展的问题”。他们却把这一段话改成这是“关系到杂文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轻描淡写，一句带过。现在看来，我一九六四年写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的时候，是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进行战斗的，但是对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认识得还不够清楚，批判得还不深透。可是，就是上述一些稍带锋芒的段落和词句，他们也竭力扼杀，不许登报。
账是赖不掉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砍削和篡改这篇批判文章呢？原来有他们恶毒的目的。
第一、他们删改这篇文章，显然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砍掉政治上的批判，保留学术性的论述；回避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思想认识问题。这不是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吗？第二、这篇文章，经过他们大加删削，对《燕山夜话》的批判，就只剩下什么“古气”十足，搞烦琐考证、庸俗无聊，等等，跟他们四月十六日抛出的假批判完全是一个调调。这样一来，好象读者的看法跟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的所谓“批判”就完全能代表群众的意见了。不，这是强奸民意！第三、他们在发表了假批判以后，赶紧制造一批腔调相同的“读者来信”作为呼应，是妄图把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拉向右转。
总之，他们费尽心机，按照他们的观点篡改读者的稿件，目的无非是想把这场革命斗争的清水搅混，以便混水摸鱼，掩护邓拓和他们“三家村”、“四家村”的反党同伙安全退却，以便伺机东山再起。不过，这是痴心妄想，注定了是枉费心机！
“三家村”里培植的毒草，白纸黑字，想赖账是不行的！你们篡改读者的稿件，人们也可以揭露真相，你们想“瞒天过海”是办不到的！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怎么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搞这个假批判的骗局？你们哪里来的这个胆量？你们究竟为了什么？不管你们搞的什么阴谋，不管你们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能把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捣个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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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拓的黑线伸进历史博物馆
刘如仲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建馆筹备组组长。此后，他就把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他攻击党的又一据点。王宏向同志在《〈海瑞骂皇帝〉的孪生兄弟》（《人民日报》五月十四日）一文中，曾经揭露了邓拓在馆内增加陈列海瑞的内容，射出他的反党毒箭的罪恶活动。现在，我拟再作一些揭露。
邓拓在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筹备组组长时，首先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党中央负责同志明确指示，历史博物馆要摆出劳动人民的历史，摆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历史。可是，邓拓强调说：“思想是抽象的东西，不好摆。”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是“抽象的东西”，是“空话”，不好摆出来。他还说：“整个陈列如按社会发展史，打破王朝体系，和中国历史结合不起来，还是要保留朝代。”就这样，邓拓把中国历史博物馆变成了帝王将相的博物馆。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通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揭示封建统治阶级的暴政、剥削、压迫，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论，妄图让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胡说什么“奴隶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富丽堂皇”。这不仅是美化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绕个弯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党教导我们劳动人民学历史，主要是为了不忘过去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